曾国藩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曾国藩临终向李鸿章托付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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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篇一】曾国藩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 曾国藩临终向李鸿章托付后事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原以为会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赏，而实际上却是接二连三的警告。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原以为会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赏，而实际上却是接二连三的警告。
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无非有三条路：一是起兵反清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都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减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人的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武之地;二是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然而天津教案和捻军都让曾国藩背上了“恶名”。同治十年(1871年)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想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他心里宽慰多了，亲幸自己有这么个可接班的学生。
他这半生开创的事业终于有了接班人：湘军裁撤了、腐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的议论纷纷，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进行呢?为此曾国藩总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虽然对李鸿章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恩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由保定赶到江宁。
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以后，看到身后事业后继有人，有些兴奋的向这个得意门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人生的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
其一，他非常后悔当年迫于朝廷压力主动裁撤湘军。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余年，金陵克捷后，竟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士们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幸亏李鸿章所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不可用，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这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国于家都是如此。
其二，也正是他安身立命的前提，就是要以身作则，身正心正。他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承先启后。所以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多多培养种子。
李鸿章对老师的这番话心领神会，为了让老师对身后事放心，忙问他：“今日之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思考良久，认为此时再不说以后永无机会，于是说道：“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
李鸿章听了很疑惑，曾、左之间七八年间互不闻问，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恩师为何竟说左宗棠是第一号人物?
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是天下的其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沈葆桢等人皆可用。
师生之间非常融洽的相处了几天之后，由于春节临近，李鸿章辞别曾国藩赶回了直隶。同李鸿章长谈之后，也许是兴奋过度，曾国藩旧病复发，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一代名臣曾国藩去世，消息传出后，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死后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篇二】曾国藩
令曾国藩父子“低头一拜”的人物 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
1864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对于清王朝的顶梁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并不吝惜赏赐，给了他极高的封赏，此时的曾国藩荣宠至极。然而，这并没能给曾国藩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在一首给其弟曾国荃的诗中，曾国藩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境况和心态：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也写下了意象相似的诗文：
不可淹留是岁华，鬓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恋栈空馀豆，颇欲安炉去炼砂。
故国音书多懊恼，中年诗集半伤嗟。
低头一拜陶彭泽，万事乘除问酒家。
诗中提到的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嘉言懿行，竟令声名煊赫的曾氏父子也对他们顶礼膜拜呢?
屠羊说是《庄子》中的一个人物，故事是说春秋时楚昭王丧失了王位，屠羊说跟随昭王逃难。后来，昭王回国又夺得了王位，要赏赐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说。屠羊说却说：“大王丢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职业;现在，大王恢复了王位，我也恢复了从前的职业。既然我的俸禄已经恢复了，又何必再行赏赐呢?”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左列钟铭右谤书”。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篇三】曾国藩
左宗棠“问鼎”隐情 左宗棠曾想造反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斓《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篇四】曾国藩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惹慈禧不满?(3)六
曾国藩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动。就在接到慈禧谕旨的当天，即8月30日，当即就回了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诿。臣目病甚重，往来文件，难以细阅，幕僚拟稿，难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贻误必多。唯有避位让贤，吁恳另简贤能。目下津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一俟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他的要求很明确，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误了那里的事务;二是强烈要求办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三是办完案子后就彻底病休。在此信中，他还从天津教案实际出发，不识时务地向慈禧给天津推荐官员。
信发走后，曾国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围棋也不下了，古书也不看了，接连亲自参加了对府、县的审问。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比以前还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给曾国藩来信，口气不容通融，内容也是三条：一是必须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员选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结了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后慈禧补了一句：“毋再固辞。”
曾国藩接到信，心情复杂。9月9日，曾国藩又去信，信中反复谈了天津一案，最先错在洋人，至于府县，只是“临时失于弹压”，“不无可原”。至于对他们怎样处理，请慈禧“圣裁”。他为了尽量保护府、县，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然而，曾国藩的意见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陕西的李鸿章速来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这时曾国藩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对自己的不满，看出了对自己办案效率不高问题百出的愤怒。9月18日，曾国藩主动给慈禧去信解释此案为何进展缓慢。说此类群体事件，真凶真犯实在不好确定，冤枉乱抓，以无辜充数，问心有所不忍，所以办案速度就慢了。但最后他还是表决心，坚决执行慈禧指示，就是用变通的办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曾国藩也看出来慈禧一直在为自己放走府、县的事生气。但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还是一有机会就为府、县下级说情。一连几天，他都在“幕府谈思所以救全之法，踌躇良久”。9月23日，曾国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县解送刑部日期的机会，又说了一次情：“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岂肯加以重咎?过听浮议，举措失直，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请敕刑部细核供词，从轻定议，臣亦稍释隐憾。”即说这不是他的真心，当时自己有点慌乱，上午报告请求处分府、县，下午就后悔了。“原奏”的那些府县“罪行”，千万不能作为依据，一定要重新甄别，否则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通篇表达了哀求、忏悔、弥补的心情。
但慈禧却难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焚杀戒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为藐玩。”慈禧说他们“情节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质更严重。彻底否定了曾国藩“府、县无大过”的说法。
慈禧宣判：“张光藻、刘杰均着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慈禧开始本来是想将二人在天津处理，结果这下“从重”弄到黑龙江去了。曾国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说情，只有自吞苦果。
事虽至此，曾国藩还仍然惦着他没办完的案子。对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审讯力度。他把审讯地点就设在了自己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敲搒之声竟日不绝。”可见对无辜百姓下手之狠。终于，他凑够了拟杀的20人。10月7日，曾国藩正式上报了他胡乱确定的这些人犯名单。也同时正式上报了请求慈禧对他“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申请。
无辜凑数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再次大哗，尤其天津市民义愤填膺。对曾国藩的“诟詈之声大作”，抗议信像雪片一样涌向朝廷和曾国藩住处。甚至一直把他引以为自豪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家乡绅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愤怒。
可悲的是，曾国藩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此时的慈禧对他的怒气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国藩赴江南以前进京觐见慈禧时，慈禧再次对跪在前面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怒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曾国藩异常惊恐，回答几乎语无伦次。可见慈禧对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对曾国藩的不满永远也不会化解了。
“天津教案”最大的输家是曾国藩，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慈禧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未损，曾国藩却落了个“举国欲杀”的下场。最严重的是，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还永远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良心煎熬。两月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署衙大门，竟然吓得他一下瘫倒在地。两年后，曾国藩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篇五】曾国藩
白蟒转世：曾国藩害怕鸡毛的原由据曾玉屏的回忆，曾国藩诞生的那天，是一个让他这辈子忘不了的一天。
时间：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
地点：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曾家。
天气情况：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此时的曾玉屏，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虽然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但是这位曾老爷子一直睡不着。因为根据推测的时间，他的孙子即将出生。也许下一个五分钟，曾家的第一位长孙就要呱呱坠地了。
就在曾玉屏辗转之际，突然之间，他看见窗外灵光一闪，随后漫天的红光接踵而来，瞬间就笼罩了整个大宅。看见这幅景象，曾玉屏大惊失色，立刻穿好衣服冲到院中，看看到底是家里失火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很快，曾玉屏就知道了事情真正原因，而这一幕，更是让他终身难忘。
伴随着这道红光，一条巨大的白蟒从天而降！这条巨大的白蟒，身体透白、发亮，腰身如水桶粗，身子有数十米之长。
看见这种“妖怪”，曾玉屏完全吓傻了。发现有人注意自己了，这条白蟒也毫不介意。它先是落在了曾家儿媳妇居所的屋顶上，在屋顶上巡视了一圈，随后爬到了地上，最后一头扎进了屋里。
看见白蟒进屋了，曾玉屏急了。“这要了我亲命了，你要是吃人怎么办呀！”想到这些，曾老爷子也不管什么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了，直接就要往儿媳妇屋里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从儿媳妇的屋里传来了婴儿大声啼哭的声音。随后，一个家仆兴奋地冲出门来，一脸欢喜地汇报道：“生了！生了！恭喜老爷，是一个男孩！”
就这样，伴随着“巨蟒转世”的传说，曾国藩出生了。曾国藩
【篇六】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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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曾国藩
土木124班 08070312409 李德智
摘要：
《清史稿·曾国藩传》：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关键字：
生平事迹 功过 影响 评价
参考文献：
《清史稿·曾国藩传》 纪录片《百家讲坛之曾国藩》
说实话，我对曾国藩的认识并不是很多，在我的印象中，每次提及这个历史人物，听到的是大家对他不同的看法，有说他是成功的，也有说他是个坏人，卖国贼之类的：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多，对曾国藩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才渐渐了解他的事迹，能正确的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他。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也在网上搜了不少节目讲诉曾国藩历史的，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在当政时所做的事，以使自己能正确的看待这个人物。
历史对曾国藩的评价不一,就我所看到的，是赞扬他的的居多，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不仅如此，“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的人是他；还是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的人；
在当时，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由胜及衰的必然结果。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
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们对曾国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下面的几件事情上：第一是对待罪犯方面,开就地正法之先河.第二是对待太平天国的俘虏方面,有人说他太过严酷,所以获名"刽子手";第三就是所谓的天津教案,其后遂得卖国贼之名.
细细想来,曾国藩所创造的就地正法.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就地正法当然是不对的,是不可取的.即使在古代,对罪犯的行刑也是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的。然后是对太平天国的俘虏问题,记得一次战役之后,曾国荃获得为数不少的太平天国
俘虏,他奏请曾国藩将这些俘虏收归到自己的队伍中,曾国藩明确指示，这些俘虏必须统统杀掉.后来曾国荃也是含着眼泪看着这些俘虏被一个个杀掉。当时的人们在此之前一直评价曾国藩太过残忍,说曾国藩软弱有余，刚强不足.现在想来曾国藩不是软弱,是屈伸自如,关于曾国藩当时处死这些战俘的理由他没有在家书中提及太多,只是一直以恳求同时也是不容商议的语气要求曾国荃按照自己的指令行事.我想曾国藩当时这样做是出于速战速决的考虑,战争的时间越长,人民的伤亡就越大,国家的消耗也就越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国藩应是不得已而为之。
最后是天津教案，尽管我现在还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知道,戕害教堂育婴堂婴儿做药材严重违背天主教教义,其次所谓用婴儿做药材,所谓人血馒头,这些观念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存在的，这些概念本是我们民族糟粕的显现,现在却拿自己的丑处去指责别人,我深感不齿。
这大概是曾国藩的被后人评好评坏的事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曾国藩是属于褒大于贬的，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生的事迹都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看来，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已成为历史，或好或坏，那只是每个人不同的看法，而在我眼里，我认为他是成功的。
【篇七】曾国藩
曾国藩评价(我眼中的曾国藩)阅读: 4480次 大小: 32KB(共4页)
我眼中的曾国藩
历史似一幕绚烂的烟火，稍纵即逝，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中，像是音乐，或婉转，或悲戚；像是影像，或宏伟，或俾小。它慢慢汇聚成一条大河，看不见，却流淌在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骨髓里，于是，我们有了同一种语言，用一种经历，同一种信仰。
历史的过程看似宏伟，却也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而故事的中心永远是人。今天本文的中心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
说起对曾国藩评价，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所说，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 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 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环境，从多个角度对曾国藩进行评价。
曾国藩与金田起义
时势造英雄，汉末出了个奸雄曹操，清末出了个忠臣曾国藩。 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由胜及衰的必然结果，只是不早不晚，发生在了曾国藩所在的年代，于是一介书生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治国、平天下，无数英雄人物的未完之梦，曾国藩做到了，是时代选择了他，而也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偶然中的必然，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历史。
金田起义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
首先，从功绩方面看，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
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
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
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
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中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 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
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
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 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
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
曾国藩家训中道德思想以孝为基本核心，包含居家美德、个人道德修养、交接之道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公平正义、诚信互爱、简朴清廉、忠义有孝的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道德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所以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超越前人的，对前人的思想有积极地融合、发扬与舍弃，并对现代文化的产生发展有积极作用。
曾国藩，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李鸿章 左宗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