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历史上十四爷胤祯的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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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篇一】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历史上十四爷胤祯的结局如何

历史上十四爷胤祯的结局如何

爱新觉罗·胤禵原名爱新觉罗·胤祯（1688~1755），康熙帝的第十四子，其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其初排行为第二十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酉时生。他本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可是在康熙末年宫中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这亲兄弟二人竟成了政治权利斗争中的敌人。雍正帝登基后将胤祯幽禁起来，直至雍正帝死后，胤祯才恢复了自由。

人物生平

青年时期

十四阿哥允禵[tí]原名胤祯(注:雍正是叫胤禛,雍正登基后把胤祯改为允禵),从小聪明过人，才能出众，胤禟曾语：“十四阿哥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兄弟皆不如也”，胤祯为康熙所厚爱，从少年时代起，就频繁地扈从其父出巡，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被给予一些特殊优待。

按照清朝规制，皇子们长大完婚后，都要搬出紫禁城，独立门户。康熙的儿子一般是在16岁左右成亲。他的头几个年长皇子(胤礽除外)完婚时，或许因有关制度尚不完善，没有及时这样做，但现存有关史料表明，随着成婚的皇子逐渐增多，特别是当他们分封爵位以后，大部分还是陆续搬出紫禁城，如果完婚后继续留居皇宫，则居于特例，因受皇父宠爱所致，胤祯的情况就是这样;康熙四十四年，他18岁，早已完婚，可是仍旧与福晋一起，住在宫内。

部分皇子蒙皇父恩准，享有支取官物的符权，由大内供给其一家的食用物品。这种做法通常是以一年为限，期满后由皇父决定是否沿续，而沿续时间愈长，愈能体现出皇父的厚爱，玄烨诸子中享此殊遇者不只一人，但时间最长的则是胤祯。自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整整七年，康熙始终特批十四阿哥一家支领宫物，如果康熙不是猝然离世，胤祯的这一待遇还会沿续下去。

胤祯个性爽直，重情重义，他从小和才华横溢，为人谦和的皇八子胤禩情投意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当康熙怒斥胤禩妄蓄大志、企图谋害胤礽时，胤祯挺身而出，跪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一时间，康熙十分愤怒，“出所佩刀欲诛胤祯，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上怒稍解,命诸皇子挞胤祯，胤祯被打二十大板，行步艰难。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反而还令康熙感觉到他对兄弟的有情有义，并对胤祯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品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之后更加宠爱他。

胤祯西征之后,康熙不仅赏赐给他10万两银子,还将他的几个儿子时常带在身边,并多加赏赐,胤祯虽然爵位只是贝子,但他长子弘春(庶出)结婚是按照亲王世子的规格,待遇非常之高,此外,康熙更是对胤祯赏赐频繁,兄弟中无人能比.

抚远大将军

康熙五十七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五十七年十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封大将军王，并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十二月，胤祯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胤祯出征之时，康熙曾降旨青海蒙古王公，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由此可见，胤祯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祯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三十余万，实际兵力为十多万人。胤祯的大将军是个综合管理岗位，参与军事决策指挥，军队调度，部署人事，举荐任命将领，保障后勤，打探敌情，稳定军心，激励部队，调节内部和外部矛盾，笼络达赖喇嘛，青海各部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说服青海各部共同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等等。可谓面临的事务错综复杂，需要极强的综合能力。

【篇二】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图文]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叛国之路

孩提时期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在青海省的一个小村庄祁家川。700多年来,众多民族在这一带往来迁徙,使这里渐渐成为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自从1644年清王朝统治以来,回族人成了这条山沟的主要居民。只有祁家川的地名还能使人想起这里的早期居民藏族祁家部落。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就出生在祁家川的当采村。这里的汉文化影响浓郁。第十四世达赖一家完全不懂拉萨话,甚至连安多藏语也说不完整。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最初,这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尊号世世相袭直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依靠蒙古骑兵建立了格鲁派政权,清王朝也逐渐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晋见了清朝顺治皇帝,并得到了一个确认他的政治宗教地位的正式册封,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即将开始……

银币赎身 5岁农家娃幸运成灵童

1940年，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祁家川当采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5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寻访灵童的人找到拉木登珠的时候,青海省政府主席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管辖的属民,寻访队不能随便带走他。直到西藏噶厦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并私下给了这个军阀40万元银币的赎身钱之后,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前往拉萨。

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摄政热振活佛的操纵下，这名5岁的男孩已经就是新的达赖喇嘛了。

1949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是噶厦政府决定于22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

噶厦政府封给他的家人好几个庄园,让他的家族成为贵族。达赖喇嘛的厨师长噶玛曲央说,我们有18名僧俗人员负责他的饮食。为了供做酸奶米饭的酸奶,或各种仪式上用的酸奶,共养了30头奶牛。而在当时的西藏,绝大多数的孩子仅仅作为农奴或奴隶的后代降生人间。

英人入侵 西藏权贵攀附英印势力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为了打开西藏地方政权对英国关闭的大门,1904年,荣赫鹏上校带领一支远征军翻过乃堆拉山口开始了对西藏的入侵。侵略者经亚东、江孜最后到拉萨。愤怒的西藏人决心抵抗，他们利用江孜宗山上的城堡与侵略者大打了一场,然而不幸失败了。

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崇洋媚外的驻藏大臣有泰不给予西藏地方任何援助，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只能逃离西藏。

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西藏后,在西藏寻找代理人,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分裂活动。一些西藏的上层统治者也开始积极靠拢英印势力,他们向英国派出留学生并且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但是后来的噶厦政权惩罚了这些人。代表人物龙厦被挖掉了双眼,死在监狱。

倾心和遵从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在1934年成为摄政。正是热振活佛主持了寻访已故的达赖喇嘛灵童的工作。然而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弱点逼他下台,先是请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批准由老谋深算的达扎·阿旺松绕接替热振活佛的经师和摄政职位;然后以热振请中央政府帮他复位的罪名逮捕了他。

热振活佛被囚禁并不明不白地死在布达拉宫的监狱里。从此,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丹增嘉措。

【篇三】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如何认定灵童转世？转世灵童寻访方法

　　转世灵童寻访

　　1.遗嘱

　　一些大活佛临死前，留有遗嘱，特别是噶玛噶举派活佛。

　　十六世噶玛巴就留下了这样的遗嘱：“自知者永乐，法界无边无际，自此至雪域东部，有一天雷自然作响之地方(指拉托)，那里如意(指耗牛)装扮着美丽牧场，善巧--父亲是顿珠、智慧--母亲是洛嘎，于济乐工地之年出生，远扬的白螺声奇妙无比，皆以噶玛巴相称，由尊者顿雍巴护持(指司徒活佛)无偏无私悲心遍及四方，不分远近成为众生的依佑者，利益众生之佛法如同阳光将永远照耀。”

　　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就是按此遗嘱被寻访到的。

　　2.神谕

　　神谕又叫降神，是指当神灵依附在人身上时来传达神的旨意。是格鲁派在寻访转世灵童过程中惯用的一种方法。

　　降神能够指出灵童的出生方向，甚至灵童父母的名字

　　3.占卜

　　通过高僧占卜，能知道灵童出生的方向，占卜结果往往与降神所示情况相互印证。

　　4.观湖

　　一般降神的结果或高僧的占卜会显示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和属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同一方位会出现许多同一种属性的灵童，这时，最有效的决策办法是观湖。在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有一湖名拉莫拉错被认为是神湖，通过虔诚的祈祷，湖中会显现一些景象，这些景象会显示出灵童出生的具体地方。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为寻访其转世灵童，热振活佛在此湖的显影中看见一家农户位于路的尽头，门前有株巨树，门旁拴一匹白马，一位妇女抱一小孩立于树下，后按此显影寻访，结果在离青海20公里处的祁家川寻找到了十四世达赖。

【篇四】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图文]光绪慈禧相继去世：美国对华态度为何转向暧昧

　　光绪之死,为世纪谜案。清朝政府当时不但将慈禧、光绪之死及时通报国内臣民,同时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目的就是要消除中外对光绪死因的怀疑和猜测,争取新皇帝早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美国政府虽然对光绪是否正常病逝表示怀疑,但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并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光绪死因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里,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制度下的家天下政治,使得一位君主的生老病死,常常与宫廷内的阴谋、杀戮如形影相随。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的二位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不但惊动清廷朝野,而且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本文利用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拟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做一初步探讨,并结合已往研究及相关清朝档案文献,就光绪死因问题做一辨析。

　　一、清朝官方公开说法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下午5—7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但从清朝官方公布的谕旨及光绪帝死后的权力安排来看,清朝宫廷内部实际上在皇帝去世前一日已安排他的后事。11月13日12时午后,慈禧太后于寝宫中召见奕、载沣、鹿传霖、袁世凯等军机大臣之后,内阁即颁布二道上谕:一:宣布奉太后懿旨,著醇亲王载沣之子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二、宣布奉太后之旨,以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在皇帝病逝前的当日,也即14日,清朝宫廷又颁布一道征召良医上谕,称:“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锺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但鉴于清廷接着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以及光绪帝于当日即告身亡,这道官方上谕与其说是征召良医,毋宁说是为宣布光绪帝病逝预做先告。

　　而清廷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也与当日的征召良医上谕相呼应,极力声明自己系病重不治、自然死亡,以消弭外界的猜疑,同时为身后权力的转移做出安排,宣布奉太后懿旨以溥仪为嗣皇帝,称:“自冲龄践祚……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托付……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同一天,清廷还发布4道慈禧太后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另令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大学士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内务府大臣增崇等10人恭办皇帝丧礼。

　　作为接掌清廷权力的摄政王载沣则以宣统皇帝溥仪名义颁发上谕,对光绪皇帝的病逝表示哀悼,宣布仍为光绪皇帝举行三年之丧,同时令文武百官“共矢公忠,弼予郅治”。次日,内阁又颁布上谕,宣布根据同治十三年停止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及盐关织造等来京叩谒梓宫惯例,同样也禁止以上地方官员奏请来京,叩谒光绪梓宫,“致旷职守”。

　　1908年11月15日午后1—3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未时),年届74岁的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死后不到20小时病殁。在慈禧太后病殁之前,清廷也曾降上谕,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将身后权力进一步托付给醇亲王载沣,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申令“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在同日发布的临终诰文中,慈禧太后除为自己歌功颂德外,同时也讲述自己得病经过,称在她听政过程中“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弥留”;要求摄政王及内外诸臣,齐心翊赞嗣皇帝,“固我邦基”。

　　在慈禧太后病殁后,清廷内阁则于当日发布上谕,通报慈禧太后于15日未刻仙逝及太后病殁经过,宣布为慈禧太后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称:“朕以冲龄,仰蒙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顾复恩慈,情深罔极,特命入承大统,深冀慈躬康健,克享期颐,俾朕奉养承欢,恭聆训诲,以成郅治而固邦基,乃宵肝忧劳,渐致违和,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不意因二十一日大行皇帝龙驾上宾,哀戚过甚,病势陡重,遂至大渐,遽于本月二十二日未时仙驾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清朝宫廷关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及事后权力安排的上谕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并于次日大多由外务部分别全文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公使,通报各国政府。11月14日,外务部将13日关于奉太后之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的上谕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15日,外务部照会柔克义,通报光绪皇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称:“本月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薄海臣民悲哀感恋,谅贵大臣闻之,亦必同心哀恸,为此照会贵大臣,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另将光绪皇帝遗诏和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的懿旨,以及关于为光绪皇帝行三年之丧的上谕,也分别全文照会。16日,除照会、通报慈禧太后去世外,另将慈禧太后遗诏和举办慈禧太后丧礼上谕全文照会柔克义,并通告因遭大丧,除紧要事件外,其它寻常事件均行缓商。18日,摄政王载沣又以宣统皇帝名义,分别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拟定国电两道,由外务部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转达美国政府。其第一道电文如下:“大清国嗣皇帝致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昊天不吊,遽降鞠凶,朕之兼祧皇考、大行皇帝于本月二十一日龙驾上宾,奉太皇太后懿旨,以朕入承大统。藐兹冲人,婴斯大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凡我友邦,理应讣告。贵国大伯玺天德与我大行皇帝睦谊久敦,自必同深哀悼。谨此哀电奉闻。”其第二道电文称:“大清国嗣皇帝敬致国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邦家不造,迭遭愍凶。本月二十二日,朕之圣祖母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仙驾升遐,呼抢哀号,何其有极。伏念大行太皇太后慈德,薄海同钦,凡我友邦,理应讣告。中国与贵国睦谊夙敦,大伯理玺天德闻之,自必同深感悼。谨此哀电奉闻。”11月29日(11月初六日),摄政王政府分别通过外务部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照会柔克义和美国政府,通报朝廷择定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基典礼。

　　暂且撇开清朝官方关于光绪之死说法的真实性不谈,清朝宫廷将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及权力的转移如此急切地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而且通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目的显然为了消除中外有关光绪之死的各种猜疑,争取新皇帝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清朝官方的做法也表明,清朝专制统治末年宫闱围绕皇帝生老病死而展开的政治权力斗争已与以往的历史有所不同,它不但受制于王朝体制,而且也受外国列强态度的制约。

　　二、美国政府的反应

　　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以及溥仪继任皇位,美国政府刚开始时持谨慎态度。在接到有关清廷政情的最新消息后,美国政府虽然于11月16日复电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逝表示吊唁,称:“惊闻大行大皇帝龙驭上宾,复闻大行太皇后随于次日亦仙驭升遐,贵国迭遭大变,嗣皇帝与臣民共罹愍凶,本总统与本国臣民同深感悼。兹惟望嗣皇帝深信我两国休戚相关之意,俾彼此友睦情形较往昔更加敦笃。” 但对光绪皇帝病逝的原因还是有些猜疑,对清廷决定由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也有所保留,并没有立即予以承认。16日,国务卿罗脱在给伍廷芳当日的回复中,仅表示收到通报的内容,未做任何表态。

　　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显示,当时美国政府对清廷因光绪帝之死而出现的权力变动未做表态,可能与康有为的电报有关。在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的同一天,在美洲的康有为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去一份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光绪帝,变换君主,扰乱中国,请求罗斯福总统致电北京,联合所有其他国家,不予承认。由于康有为与罗斯福总统此前有过接触, 1905年康有为访问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曾两次(6月15日和24日)邀请康有为到白宫讨论美国排华法令问题。1906年1月30日,康有为又在墨西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共26页打印纸约6000字的长信,就美国对待华人问题提出建议。因此,康有为11月14日的电报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就电报的内容分别征求国务院远东处和驻华公使柔克义的意见。11月17日,远东处就康有为电报内容给助理国务卿培根写了一份报告,在简要叙述自戊戌变法以来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后,认为康有为电报的内容并非没有可能,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康有为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皇上,表面来看是很有可能性的,因为一旦西太后死后光绪帝真正接掌权力,就意味袁世凯官宦生涯的完结。

　　但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无意追究光绪皇帝的死因,从加强美国在清廷的影响力,反对美国政府与康有为接触。24日,柔克义电复国务院,对康有为其人完全做了否定性的评价,明确表示:“康有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或势力,昨天袁世凯告诉我,康除了会冗长的演讲外,没有任何实际东西。我不希望再提到他,这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次日,柔克义又写信汇报调查情况,称:就康有为目前的地位和影响是否对中国政府有所作用问题,调查这里的官员和外国人,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相同的———康有为在中国没有追随着,他在1898年对光绪帝的影响现在被认为不利于真正的改革。人们承认他是一位高雅的、令人喜欢的演说家,但毫无实际价值。广东人也对他有强烈的反感,他们指控他从居住海外的同乡人中敛财。受柔克义观点的影响,此后美国政府对130康有为的意见就不再予以理会。11月30日,康有为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称袁世凯正在利用皇太后破坏世界和平,请求罗斯福电令美国驻京公使与醇亲王举行私人会晤,用军队保护自己,并秘密移居美国使馆。对此,国务院未做任何反应。

　　另外,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国内形势虽然相对平静,但当时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些传言及11月9日安徽安庆发生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起义,也使美国政府对溥仪继任皇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持谨慎态度。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11月17日的报告中就根据有关来自北京的传言及南方发生的革命党人的反满活动,对中国政局感到担忧,称:据《前锋》通讯员说,他们的杂志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私人来电,预告将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另根据美国驻南京领事电报,南京的满族总督命令率30000名官兵前往北京,这种情况显然是可能的。在收到安庆发生革命党人起义的报告后, 11月23日,国务卿罗脱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在已有的安排之下,应随时准备派军舰到那些需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中国港口或需要采取此类行动的内地。24日在接到汉口领事官报告一些外国妇女和儿童到英国炮艇上避难的消息后,国务卿再次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指示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官员安排两艘炮艇在安庆和汉口之间巡游,以应急需。27日,海军部回复,已指示派两艘军舰前往执行使命。

　　尽管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的死因有所怀疑,对清廷未来政局的稳定表示担忧,然而,随着安庆革命党人的起义很快就被平息,以及中国国内并没有出现外人想象和担忧的动荡现象,这就为美国政府承认新皇帝创造了条件。12月9日,柔克义照会外务部,代表美国政府对安徽巡抚在安庆革命党人起义中妥善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感谢。

　　另外,由于摄政王载沣有过国外游历的经历,国外舆论除对他的能力有所担忧之外,一般都对载沣出任摄政王持肯定态度。11月15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对载沣出任摄政王表示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是清廷内部改革派的胜利,有助于改革进程,指出“这项任命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结果使那些改革者们感到满意,并且满足了人们对光绪皇帝的怀念之情。因为,这不但顾及了在皇位继承上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且给这个帝国的新政引进了一种新鲜的、更富有现代观念的因素。这项任命是改革派一方所取得的明显胜利。”并表示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去世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写道:“在清国人民中间,鲜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正发生着的事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皇帝的死以及皇太后在很短时间内也可能死去这件事对清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清国人所追求的是一条平稳、连贯的发展道路,根本不会为了这两人的死而悲伤”。11月22日,美国著名记者和报人密勒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清廷权力实现平稳过渡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国内在慈禧太后死后没有发生人们先前预料的“政治大灾难”,“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其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并且清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显然,他们对这个紧急事态的出现绝对是早有预料”。同时,密勒对后西太后时代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也表示由衷的欢迎,写道:“由醇亲王担任摄政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火花立足于东方世界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眼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单单凭据这一事实,即能证明他对目前清国所面临的事态所采取的态度是可靠而正确的。”

　　除舆论对摄政王载沣表示欢迎之外,有些列强也对清廷权力的转移明确表示认同和接受。11月1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电告国务院,称日本外务部从北京和各省获得确信,形势有望保持和平,对指定的继任人将予以接受,不提任何抗议。并且,外务部还坚持声明日本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或干预。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也对溥仪继任皇位并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表示接受。1908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特意在溥仪举行登基典礼这一天接见清朝特使唐绍仪,对新皇帝溥仪登基当面表示祝贺,表示美国愿意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帮助促进中国的进步,声称:我们的愿望是,只要机会和权力许可,将援助中国国民改善中国的状况,引导中国跟上人类文明潮流,显示我们是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信任的朋友和支持者。我相信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任何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以及维护自己边界的和平和强大到足以避免外来的入侵,对其他国家通常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并通过我们可能的和平和合法手段,将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尽我们所能。12月3日,国务卿又致电柔克义,指示他代表美国政府祝贺宣统皇帝接位,贺词云:“本总统及本国各大臣恭贺中国大皇帝登极,惟望福祚绵长,光荣照耀,并谓甚喜适于此日觐见贵国唐使,得以面祝登极贺词,实幸机缘巧遇也。”5日,柔将此一贺词转达外务部。

　　12月3日,摄政王载沣在溥仪登基的第二天又颁布上谕,宣誓将继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遗志,继续奉行改革路线,按期于宣统八年颁布宪法,召集议员,“使宪政成立,朝野安,以仰慰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而巩亿万年郅治之基”。摄政王的这一行动进一步打消了美国对摄政王政府未来政策的顾虑。12月4日,柔克义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即予肯定,认为它“最终打消了任何对新的君主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忧虑”。美国政府在接获报告后也对摄政王发布坚持宪政改革上谕表示欢迎和释然,认为上谕“表达了新政府贯彻已故皇帝和皇太后去年8月制订的宪政计划的决心”。

　　综上所述,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的反应来说,美国政府虽然怀疑光绪帝非正常死亡,系为他人谋害,但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也是当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共同态度。美国《纽约时报》在11月15日的新闻专稿中报导驻京各国外交官的反应时就指出,当时各国驻华外交官除对清政府连续几周来有关光绪帝的报道自相矛盾,猜疑光绪皇帝并非自然死亡之外,他们更关心未来清廷朝政走向,担心载沣并非强权人物,他的摄政王位置是否会被反动势力占据,“倒退到她最初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情形”,再次引发列强的干涉,“重新出现导致彻底崩溃的危险”。这也是美国政府在承认新皇帝之后不久,对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做出强烈反应的原因。

　　三、光绪死因辨析

　　光绪之死,由于事涉宫闱,各种野史和笔记历来有各种不同传说。学术界围绕光绪死因问题,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观点:一派倾向光绪帝系中毒死亡,即被人谋害;另一派认为光绪帝系正常病逝。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进行反复的检测和分析,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光绪死因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方法本身仍然无法解答和说明光绪皇帝棺内砒霜来历,以及光绪皇帝被何人毒死和如何毒死等这样一些历史问题,一些学者以这一结论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仍然表示怀疑,或提出质疑。

　　笔者以为,以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否定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姑且不谈宫中所藏光绪脉案、药方是否为光绪病情的真实记录,实际上一些学者用来证明光绪皇帝系正常病死的清朝官方公开或未公开的档案以及相关官员的笔记,也并非完全证明光绪皇帝是正常病逝,相反,比照这些资料,却暴露出光绪皇帝非正常死亡的蛛丝马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朝官方公开上谕中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死的经过与宫中所藏脉案、《起居注》和相关官员日记所载明显存在龃龉。根据前述清朝官方公开上谕说法,光绪皇帝的病情在一年之前就趋恶化,到病逝前,“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而慈禧太后病逝系因光绪帝之丧“哀戚过甚”,“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称慈禧太后在光绪大丧之前曾因“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但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则显示,慈禧病重并非清朝官方公开所说的那样在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之后,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十月十日大寿前后身体就出现严重不适,不时征召御医诊病,脉案上出现“小水发赤”、“消渴”等记载,并因此辍朝二日。恽毓鼎十二日日记云:“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十三日日记又云:“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许宝蘅在十四日的日记中亦云:“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到阴历十月十四日,也即光绪皇帝病逝前七天,慈禧太后就已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令庆亲王奕前往东陵,为她查验陵寝。恽毓鼎在该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许宝蘅十五日日记中也有“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起程”的记载。而光绪皇帝虽然长期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但至少在他病逝前的十多天,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要好于慈禧太后,正常参与了一些朝政活动,并曾数日未用药。根据宫中《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于宫中接见达赖喇嘛;初九至十一连续三天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对此,许宝蘅、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也有记载,如许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云:“五时入值,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总之,仔细研究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等权威资料的记载,光绪皇帝最后十多天病情急剧恶化系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后。

　　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情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态度,对前者的病情大肆渲染,惟恐天下不知,对后者的病情则多加隐瞒,甚至说谎,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谎言和隐瞒真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外一些舆论和后来人们对光绪死因表示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通过科学检测方法,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只是再次应验了谎言与阴谋共生的一般规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朝宫廷内部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谋害光绪皇帝的犯罪动机。尽管光绪皇帝当时是一个毫无实权的体弱多病的傀儡皇帝,但一旦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率先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新当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光绪皇帝的政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官僚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早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就有清朝官员预见到朝廷中的后党势力为求自保,必会在太后病逝之前加害光绪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外间多有太后病危传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就此询问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太后驾崩后,皇上命运会如何?伍廷芳则婉转地向内田表示,太后驾崩便是皇上身上祸起之时,指出“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同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有关光绪之死的分析报告中,也正是根据甲午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认为光绪皇帝存在被后党官僚如袁世凯等人谋害的可能性。1909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谈到袁世凯与光绪帝的关系时,虽然没有认为袁世凯害死光绪帝,但针对袁遭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如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必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写道:“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一言以敝之,鉴于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无上权力,以及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后党官僚与帝党官僚长期交恶的历史,当时清朝宫中和府中都有在慈禧太后病逝133之前谋害光绪皇帝的强烈犯罪动机。诚若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所说:“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

　　有关谋害光绪皇帝的凶手,私家记载和各种野史有各种不同说法。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民国二年正月十七日所写的日记中,直言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谋害,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曾在宫中生活多年、陪侍慈禧太后的德龄认为光绪皇帝系在慈禧的的默许下,被清宫大太监李莲英谋害,她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莲英达到了目的。”末代皇帝溥仪则怀疑光绪为袁世凯谋害,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清末士人胡思敬则谓光绪系被庆亲王奕谋害,他在记述晚清掌故逸事的《国闻备乘》中写道:“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尔,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济,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是。”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并不矛盾,参与害死光绪皇帝的不可能只有一人,应是一小撮能够进出宫中的后党官宦共同参与:元凶为慈禧太后；袁世凯、李莲英等人很可能都为共犯,或为直接参与者,或为知情者。慈禧是一位残忍的嗜权如命的女人,自她1860年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以来,宫中即疑案不断。1874年同治皇帝暴死后,她不但气死22岁的嘉顺皇后,而且为达到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不顾清代建储家法及朝野的反对,强行改立她的亲外甥、醇亲王奕之子年仅4岁的载继任皇位。七年后(1881),也即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又暴死钟粹宫,慈禧太后更加独揽朝政,于光绪十年三月便以因循贻误,将妨碍她权力的恭亲王奕罢免,令其家居养疾。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皇帝虽然开始亲政,但慈禧又强行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做皇后,一直继续干预朝政。待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她便发动戊戌政变,将争取独立自主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度垂帘听政,并开始有废立和弑杀光绪之意。是月十日,慈禧太后在再度训政后四天,便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征召良医,向全国散布光绪患病消息,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就将废立阴谋付诸行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声称“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因此,恳请慈禧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皇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以绵统绪”。此一阴谋只是因中外联合抵制,未能如愿实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残忍的慈禧太后又在逃离京城之前,令将光绪皇帝喜欢的珍妃投于井中毙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于寿辰之日,再次流露杀机,当光绪前往她的住处探病与请安时,她拒绝皇帝叩见,竟然下达懿旨,宣布“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对于有人传言光绪帝对她得病幸灾乐祸,慈禧太后发下毒誓:“我不能先尔死”。总之,据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和相关官员宫中入值日记及各种野史、笔记所载,慈禧太后这位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在她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仍然牢牢掌握着百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光绪去世前后的有关权力安排都系遵照她的懿旨进行。

　　鉴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长期积怨,以及慈禧的毒辣和她在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过程中确立的绝对威权,慈禧无疑是最有可能下令毒死光绪的幕后元凶,其他与光绪有隙的后党官宦在慈禧太后的绝对淫威之下,似尚无擅自毒死光绪皇帝的胆量。正如戴逸先生在《论光绪之死》一文中所说:“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当然,作为年过七旬的无冕“女皇”,慈禧本人不会亲自动手杀害光绪皇帝,必然是授意、或暗示、或默许庆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人,具体加以实施。

　　总之,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光绪死因问题,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篇五】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班禅转世灵童纪实 6岁灵童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

　　1995年11月29日(藏历木猪年十月八日)，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经过金瓶掣签，诞生于藏北嘉黎县的6岁灵童坚赞诺布，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额 尔德尼转世真身。中央人民政府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这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也是西藏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喜事。

　　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如何寻访的?认定的依据是什么?经历了哪些过程 ?这位灵童的身世和本人情况怎么样?各界的反映又如何?在寻访过程中，达 赖喇嘛是怎样干扰的?为什么达赖喇嘛擅自指定的“灵童”是非法的、无效的 ?第十一世班禅坐床继位的经过情况又怎样?所有这些都是国内外公众想要了 解清楚的问题。本书将以客观的事实，一一作出介绍和回答。

　　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领袖人物。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一生 收了三个最重要的弟子，甲曹杰、克珠杰和根敦朱巴(一世达赖喇嘛)。其中 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他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他同 宗喀巴及宗喀巴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 45年，清王朝驻藏地方首领固始汁赠予第四世班禅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 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也被追认。1713年4月，清王朝 康熙帝册封第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这是历代班禅 正式称谓“班禅额尔德尼”的开始。达赖喇嘛的封号，是1653年由清朝中央政 府册封的。当年，清王朝顺治帝册封第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 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正式确立了达赖的地位。清 朝中央政权把班禅与达赖置于同等地位，分别由皇帝直接领导，他们都受清朝 政府的册封。班禅和达赖之间，互无隶属关系。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篇六】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7年以后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互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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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解读

试卷紧扣教材和考试说明，从考生熟悉的基础知识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理性思维能力及对数学本质的理解能力，立足基础，先易后难，难易适中，强调应用，不偏不怪，达到了“考基础、考能力、考素质”的目标。试卷所涉及的知识内容都在考试大纲的范围内，几乎覆盖了高中所学知识的全部重要内容，体现了“重点知识重点考查”的原则。

1．回归教材，注重基础

试卷遵循了考查基础知识为主体的原则，尤其是考试说明中的大部分知识点均有涉及，其中应用题与抗战胜利70周年为背景，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试题当中，使学生感受到了数学的育才价值，所有这些题目的设计都回归教材和中学教学实际，操作性强。

2．适当设置题目难度与区分度

选择题第12题和填空题第16题以及解答题的第21题，都是综合性问题，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扎实深厚的数学基本功，而且还要掌握必须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否则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完成。

3．布局合理，考查全面，着重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考察

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和三选一问题中，试卷均对高中数学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反复考查。包括函数，三角函数，数列、立体几何、概率统计、解析几何、导数等几大版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知识为载体，立意于能力，让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试题的解答过程之中。

【篇七】达赖十四世的老婆近照

达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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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根本原则，以大量客观翔实的史料对十四世达赖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半个世纪里，企图继续维持封建农奴制、在国际上充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与治湾国民党及后来的民进党狼狈为奸企图分裂中国，以及唆使西藏区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择手段地制造骚乱等不安定因素，进行了揭露和剖析，勾勒出了达赖其人的反动面目。

十四世达赖（以下简称达赖）从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从西藏的和平解放到叛乱出逃，既受到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既受到国内各方面积极健康因素的影响和推动，更在各个方面受来自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领主上层代表中消极因素的强烈薰染和深刻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达赖本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着他最终必然走上背叛中华民族、企图借洋人之力以武力分裂祖国进而实现西藏独立的罪恶歧途。

一、达赖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企图永远维持黑暗、反动、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继续保持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群众的统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1月下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即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时地作出了解放西藏的决策。1950年初，中共中央又进行了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因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这一英明决策一经公布，即刻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及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和其他藏区爱国人士的积极影响，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示拥护和赞成。可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他们在英、美、印等帝国主义及地区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与唆使下，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决定于不顾，招募军队，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和平解放西藏进而统一祖国的大业。

在这种不打不足以促和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被迫命令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昌都战役，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和锐不可挡之威，一举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噶厦政府赖以抵制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信心和资本。同时，昌都战役的进行也加速了西藏上层的分化，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给内向、进步、爱国的力量鼓了劲、壮了胆。反动至极的摄政达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1950年11月14日（藏历铁虎年10月8日），年龄不足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

十四世达赖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和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权力的最高执行者。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从小就生活在被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即使是在亲政之后，在印度居留的他的兄长们及孜本夏格巴、身边的经师和大多数噶伦等，仍然把持着西藏的权力机关，左右着西藏的政局，他们不断给未成年的达赖灌输分裂主义思想。这种恶劣的污秽环境，在客观上就奠定了达赖必然走向与祖国和人民离心离德的歧途。

1950年底，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达赖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一批上层高官出走亚东，并将亚东的临时机构称为“亚东噶厦”，试图伺机逃往国外，以求得到英、美及印度的支持。而这些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便公开出面支持达赖的分裂行为而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在这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绝望情况下，达赖一行才不得不

决定暂时安身亚东，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要求，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月27日，《人民日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全文公布了《十七条协议》，并同时配发了《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藏各阶层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欢迎和拥护。但西藏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在美帝国主义等反华势力的唆使和鼓动下，煽动达赖不要承认《十七条协议》，此时的达赖处于犹豫和无主见状态，迟迟不对《十七条协议》表态。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经过张经武与达赖及其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等一个星期的多次交谈、沟通和耐心解释，基本消除了他们的误解，打击和扼制了分裂主义分子的气焰。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才决定离开亚东返回拉萨。直到10月24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的五个之后，达赖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

1951年11月下旬，达赖的副经师赤江及森本堪布、经师林仓等经过密谋后，向达赖建议由加央达瓦、丹曲索纳和若着平措三人出面组织所谓的“人民会议”，并当即得到达赖的面谕：“现在没有赶走共产党的机会与可能，极需要组织更多的人民卷入对共产党的仇恨中，因此你们今天来我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在得到达赖的授意后，丹曲索纳与司曹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等纠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个所谓的《请愿书》，编造事实，颠倒黑白，恶意攻击进藏的人民解放军，进而调集藏军密布于拉萨的主要道口，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企图煽动不明真象的普通群众逼迫进藏不久的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张经武和西藏工委的领导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斗争策略，对达赖和噶厦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达赖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使达赖的企图未能得逞。

1954年5、6月份，张经武奉中央指示会约达赖，向他转告了将于当年底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及西藏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九人名单，其中就有达赖本人，他虽然表示赞同，但同时又称将根据打卦的情况决定是否去北京。围绕这一问题，噶厦经过了三天的激烈争斗，以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为首的分裂势力以种种借口妄图阻止达赖赴京，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图影响和左右达赖，他们的行为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在达赖的思想上却留下了不断加深的分裂主义思想的影响。

1954年7月，达赖在已决定赴京的情况下，公然接受了以阿乐群则、阿南拉等为首的伪人民会议分子的献礼。这些人在达赖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支持和怂恿下，煽动拉萨三大寺喇嘛及少数不明真象的群众一直尾随达赖到康定。这实际上是为达赖壮胆。

达赖从成都经西安到北京，受到了沿途各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在北京火车站又受了朱德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迎接。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达赖和班禅，在交谈中当毛泽东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时，达赖当即表示拥护。1955年2月24日，达赖、班禅在北京举行藏历木羊年新年庆祝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向达赖、班禅祝贺，向西藏人民祝贺。当毛泽东向达赖、班禅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工作方针时，达赖当即向毛泽东主席保证：“在您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3月8日，达赖离京返藏前，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住处去看望他，与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再次宣示中央在西藏的工作方针。当时达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毛主席的突然到来，我象是在做梦。经过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帮互助，共同努力工作。”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达赖、班禅举行送行宴会，宴会上达赖再次表示：“通过（在京期间）这一切事实，不仅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祖国，是有强有力、热爱和平、不怕任何侵略的，同时体验到祖国各兄弟民族间，特别是汉藏民族间及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更加热爱祖国。”中央主要领导亲自看望、关怀一个地区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亲临一个地区领导人下榻之处去看望，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地区领导人的特别关心和对西藏工作的特别关注。

然而，达赖在返藏途中却违背诺言，出尔反尔，将其在北京的一切承诺抛在了脑后，肆无忌惮地从事煽动闹事及图谋“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他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理塘寺、大金寺等寺庙和甘、川等省藏区及西藏一些地区，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信口雌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以更大范围的骚乱抵制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如达赖在拉卜楞寺违背事实及用心极其险恶地说到：“从各方面看，（解放后）年轻喇嘛减少了，政府对宗教保护是表面的，在塔尔寺已反对宗教，今后在牧区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把军队开来，强迫不叫念经信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改造，从思想上取掉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共产党，就是死也不动摇；”“我是宗教最高喇嘛，下了命令你们要积极地宣传。希望你们按自己的意愿一样地来完成我寄托的任务。给群众宣传时就说：达赖喇嘛给你们念经了。„„把宣传工作搞好后，就到西藏来我们一起研究办法。”就这样，他们一伙不遗余力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制造事端。阿乐群则等数名伪人民会议分子，则又借势重来，急忙窜到康定听从达赖的吩咐。此后不久，他们就向达赖呈送了一份“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地位等，希望能继续得到达赖的关怀和支持。以上情况表明达赖是个言而无信的伪君子，并快步走上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相背离的危险歧途。

1955年前后，西藏周边其他省的藏区相继进行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江东地区（金沙江以东）民主改革的进行，引起了西藏农奴主阶级、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赖为首的一些人的极大不安与恐慌，惧怕他们赖以剥削、压榨农奴的基础和手段被剥夺。这样，一部分农奴主们便借题发挥，在昌都的宁静宗就发生了叛乱武装杀害21名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血案，以及其他一些暴力案件，试图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进而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1956年4月间，达赖的三哥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对江东藏区的武装叛乱表示支持，并对江达宗大头人、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公布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地区以武装叛乱反对和破坏民主改革），还解释说：“这是达赖的指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1956年9月4日作出“六年不改”的方针后，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却以为他们获得了胜利，把中央的“六年不改”政策和西藏工委的收缩方针错误地看成是软弱可欺，他们甚至公开叫嚣：“我们的目的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不改。”一语道破了达赖及其部分上层这些三大领主的代表们企图永远维持封建农奴制的梦想。为了实现这种梦想，噶厦政府在达赖的援意和支持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一是大量印发藏钞，以便为巩固其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其二是于1957年12月违背自治区筹委会的人事制度，想方设法安插分裂主义分子进筹委会等机构（仅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调换了16人，企图将筹委会也改造成“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机关）。同时还委任了一大批分裂主义分子

任宗本、基巧等职务；其三是扩充藏军，增补武器弹药，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基四是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排外情绪，挑拨汉藏干部协商共事的关系等等。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动。达赖刚一跨过中国边境的乃堆拉山口，便与从印度赶来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聚集在一块，在达赖滞留印度的近三个月里，他们一伙行影不离。达赖不仅从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分裂祖国、投靠外敌、“西藏独立”等反动思想和观念，他们也从达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和授意，使他们在尔后的活动中有了方向和动力。达赖到在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接受他们的煽动与教唆，如印度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同达赖的私下密谈时，就给达赖许若：“自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措施超出协议范围后使西藏感到困难时，印度政府愿意给西藏提供帮助。”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达赖接触，共谋“西藏独立”进而分裂中国的伎俩，甚至是公然喊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去”的反动口号。所有这一切，使达赖在印度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激动和鼓舞，以致滞留印度迟迟不归，要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三次同达赖谈话，晓以大理、动以挚诚、再三敦促，达赖很可能在那时就留居印度了，从而提早两年走上背叛祖国的流亡生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达赖印度之行，实质上是在“佛事”活动幌子掩盖之下的政治旅行，是了解国外“政治气候”和传播其分裂祖国思想的政治外交活动。达赖在印度的近三个月时间里，也是大有“收获”，离心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强化，同中央对着干的“胆子”越来越大。

1957年4月初，达赖经日喀则、羊八井回到拉萨，沿途到过14个大小寺庙，他以宗教活动为遮羞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旨在维持“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鼓动和宣传，片面夸大西藏工委某些作法上的缺陷，有意寻找汉族干部工作中的“缺点”，极力散布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袒护其内部的亲帝分裂分子。这段时间里，达赖有意封其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弟弟为仁希（四品官），索康·旺清格勒等人随即表示“祝贺”。达赖的这一行为实际是上为分裂主义分子帕拉·土登为登等人打气和撑腰，壮大和发展分裂主义队伍。

1957年初，以鲁康娃、嘉乐顿珠、三大寺头目为首的叛国分子纠集在印度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以与西藏境内的反动组织进行呼应。随同达赖回到西藏的三大寺堪布，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反动传单，在达赖的默许下肆无忌惮地向寺庙散发，为其尔后进行全面武装叛乱制造舆论和做思想准备。

1957年5月，从四川藏区窜到拉萨的反动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甲马·桑培与伪公民会议分子紧密勾结在一起，并在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和帕拉·土登为登等人的支持和唆使下，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指西藏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所有藏族聚居区，即分裂主义分子所称的“大西藏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是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同时呈送给达赖一份报告，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室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这样，达赖就将西藏和其他省藏区的反动武装连结了起来，并统一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从此，西藏境内及其周边的其他省藏区的局部叛乱就此起彼伏，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给驻藏人民解放军及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失和威胁。有鉴于此，张经武、张国华于 1958年7月18日约见达赖，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及部分地区武装叛乱等问题

的既定方针，要求噶厦政府纠正对叛乱采取纵容态度的错误做法，切实担负起维持西藏社会治安的责任。达赖在表面上予以搪塞应付。

1959年3月初，达赖对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提出想到军区去看戏的要求，后来经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和噶厦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等人的多次协商，确定了看戏的具体日期和时间（（3月10日下午3时）。西藏军区为了迎接达赖看戏而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准备。然而，等到原先双方商定的日期到来时，达赖及噶厦却在玩弄花招，一方面索康、柳霞等噶伦到西藏军区向谭冠三将军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此事。而达赖却躲在罗布林卡不露面。一时间，整个拉萨市被反动武装搅得天昏地暗。至此，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在达赖及其集团的策划下已全面爆发。现在看来，看戏之事是达赖这位阴谋家与其幕僚有预谋导演的一出闹剧。

为了表示中央对达赖始终如一的诚意及了解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从3月10日到3月15日，谭冠三将军曾托人给达赖转去三封信，达赖也给谭冠三回了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极尽欺骗之能事，骗取了中央和西藏工委的信任，赢得了进行武装叛乱及叛逃国外的时间。3月16日，在索康·旺清格勒、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指使下，叛乱头目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噶伦堡的原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一密电，声称藏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大家宣布。这一情况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与达赖“看戏”日期的巧合。3月17日凌晨，达赖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率噶厦大部官员及亲信向山南方逃去。达赖逃跑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公开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并指定了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堪穷达热瓦·多阿塔青、堪穷格桑阿旺、仁希夏格巴、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等人为叛乱武装的总领导。

达赖及期随行的一伙于3月24日逃到山南后，他立即接见了盘踞在该地的叛乱武装，临走时还带走了在此地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报务员和电台，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无线电保持密切的联系。3月26日，达赖在山南隆子宗公开宣布西藏已经“独立”，并在此地成立了“临时政府”，决定隆子宗为“临时国都”，任命1952年被撤职的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妄图继续维持三大领主对西藏的统治权。3月31日，达赖一伙经错那、沙则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控区，走上了投敌卖国的流亡生涯。

4月18日，达赖一到印度的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立即向在此的一百多名记者散发早已准备好的“达赖喇嘛声明”，该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露骨地鼓吹“西藏独立”，并“断然声明”达赖的叛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劫持”。4月22日，达赖在印度的穆索里跳出来通过媒体声嘶力竭地狂叫：“我希望说清楚，早些时候的声明是在我授权下发表的，它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坚持这篇声明”。6月20日，达赖在穆索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他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的情况时说：“是在危急时刻写的”。这一语道破了达赖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阴险嘴脸。

对于在此之后的多年中达赖所作所为，中共中央一直采取的是争取、忍让、宽容的态度。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达赖出逃一事指示西藏工委对其不要阻截，网开一面，同时决定暂不把达赖放在叛乱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集团挟持达赖”。这样就给达赖本人留下了充分的回头醒悟余地，并且还在一段时间里给他保留着其原先担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从以上可以看

达赖十四世的老婆 十四世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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