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期存在中国也有一夫多妻制,你相信不

2019-08-31|打油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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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期存在

中国也有一夫多妻制你相信不

为何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期存在(一)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布朗山上一个叫作曼邦三队的寨子里的男人可以娶5个老婆，懵懂女孩十二三岁就当妈，这里的人自然死亡面部朝下入土坑埋葬，而因难产死亡的妇女则会被剖腹取出婴儿后挂上十字架。

　　对于这样近乎原始的村落，有关部门早在多年前就力图帮扶脱困并将其迁出深山，但却因一些原因“动迁”艰难。记者与西双版纳公安边防支队的17名官兵一道，在支队长陈俊的带领下，每人身背15公斤重的生活用品，由景洪直奔100公里外的勐海县布朗山乡曼囡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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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请了村支书岩香儿做向导后，驱车6公里后，开始负重步行进入没有路的大山深处.一行人穿行在能够将人群完全掩没的茅草和灌木丛中，上坡下坎，时而在莽莽林海中爬行，时而在齐膝深的河水中跋涉，经过3个多小时的急行军，过了10条小河后，终于进入了这个掩藏在半山上一片密林中的原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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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望去，这个被称为曼邦三队的寨子，就是一些如同草堆一样杂乱无章的堆在斜坡上的茅草棚。记者一行21余人顺着这个寨子的茅草棚，一直往山坡上爬到最高一个茅草棚的后面，才发现有一群体型矮小，身穿五颜六色各式服装的男女，在一块泥地上打陀螺玩耍。

　　据岩香儿介绍，这天正赶上拉祜族传统的新年节，这一天全村的男子都要打陀螺，以示来年有粮食吃。而这些人之所以留在寨子里，是因为他提前3天来做工作，告诉他们：“边防支队官兵要给他们送东西。”否则，按平常的习性，这些男女老幼远远的一看到陌生人或者穿制服的机关工作人员，马上就会全部躲进深山无影无踪。

图揭中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真实幸福生活

为何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期存在(二)

　　图揭中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真实幸福生活

一夫多妻是一种一个男人同时有多于一位妻子的婚姻习俗。始于母权制后期，为父权制婚姻形式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一夫多妻最初择妻范围多限于姊妹，进入阶级社会后，性质改变了，择妻范围也扩大了。目前，合法的一夫多妻婚姻多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家当中，中国于1930年正式规定了一夫一妻制。

　　一妻多夫制（Polyandry）是一种仅占世界婚姻总量1%的奇特婚俗与家庭制度，在我国，至今还保留在藏族、珞巴族、门巴族以及一部分纳西族中。

一妻多夫制:一个女子同时与几个男子结为夫妻的婚姻形式。它与一夫多妻制都被认为是人类婚姻的例外形式，并不是普遍流行的。一妻多夫的主要形式有：①有血缘关系的几个兄弟共娶一妻，一般由长子出面迎娶，以后造成兄弟共妻的事实；②朋友共妻。这种一妻多夫制婚俗主要流行于印度南部和中亚一带，其形式多为依次同居，不是联合同居，所生子女或依次先后各归其夫，或归母亲所指定的父亲。

[图文]日本妻子居然鼓励丈夫做点风流事

为何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期存在(三)

[图文]日本妻子居然鼓励丈夫做点风流事

　　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从群婚杂交到一夫一妻。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受着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是以原始群为单位生活的，几十个男女要居在一个洞窟之中，以集体的力量寻猎食物，并抵御野兽的袭击，因此与此相对应的两性关系必然是群婚杂交。这种情况延续了二三百万年，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逐渐限制了性交范围，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原始群的分裂、两性群体一步步地宿小创造了条件。于是，人类群婚杂交的范围一步步地缩小了，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从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一直发展到专偶制，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上这种情况，日本和中国都是同样。

　　日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问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访问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这有些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走婚制”相仿。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婚姻制度，夫妻双方都很容易分手，另结新欢，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关系，一面另结新欢，这实际上还有群婚杂交的残余。如《古事记》记载，大国主命与须势理姬结婚后，仍然到处“问妻”，引起了妻子的不满。大国主命知道了妻子的感受，就在一次要出门远行之时，借了歌谣的对唱，表明自己心中最爱的女子还是须势理姬，后者深受感动，误会冰释，两人又和好如初。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与规定。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从女，有长跪的形态，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这“三代”直至汉，是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确定社会“纲常”(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论述，其中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妻子必须服从丈夫、是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古代的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然这种影响只是外因，内因是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男子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同时还受着日本古代社会尚武精神的影响。日本古代的妻子除了在家庭中学习一些礼仪外，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活着，即丈夫。妻子有绝对的义务为丈夫恪守贞节，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以立即处死奸夫和淫妇，对此，德川家康曾经明文规定，如果丈夫杀死淫妻而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益轩也说过，如果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则夫可休妻；相反，如果丈夫偶尔放荡、野蛮，妻子就应该加倍地对丈夫温柔体贴。

　　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下，日本妇女从古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忠诚、最温顺、最勤劳的妻子，令中国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也望尘莫及。千百年来，在许多家庭中形成的一套规矩是：当丈夫下班回家时，妻子在门口跪而迎之，第一句话是：“您回来了。”第二句话是：“您辛苦了。”第三句话是：“感谢您为家庭所做的贡献。”然后递上一把热毛巾、一杯热茶。在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丈夫在前面走，妻子在后面跟(大概这就是所谓“男先乎女”吧)，而且背着、拎着所有的重的东西，丈夫则什么也不拿，还不时斥责妻子“走得快一点”。

　　日本人还很崇尚母性，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须担任两重角色，一重角色是妻子，满足丈夫的情欲，为他生儿育女；另一重是母亲的角色，像关爱照顾孩子一样地关爱和照顾丈夫。所以有些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子会对人说她有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在日本文化中，妻子对丈夫、女人对男人必须全身心地奉献，为对方作出一切牺牲，这种观念比中国古代的“妻为夫纲”还要强烈得多。

　　一些西方游客对于这种情况会感到万分的惊叹和惋惜，日本的妻子真是最好的妻子，为什么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西方流行呢?当然，中国古代的妇女对丈夫也很服从，很温顺，但是和日本妇女在这方面的礼仪化、规范化相比，仍旧要差一大截。日本人还很讲孝道，他们的传统观念是在家庭中父母远在妻子之上。公元8世纪时孝谦女皇就下令每个家庭必备“孝经”，全国的学生都必须熟记在心，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最高美德外，孝顺成为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道德标准，效忠天皇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直到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传到日本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人道德的基础，对基督教传入时宣扬的人应远离父母而近于妻子的理论，日本人一下子是很难接受的。

　　人类的两性关系虽然建立了婚姻制度，但是有些性行为还是在婚姻制度以外的，婚外性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古代，男子婚后可以寻花问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对女子红杏出墙则视为很严重的事，要加以十分严厉和残酷的处罚，这主要原因是在父系社会中，男性要求女性生出确是出自丈夫血统的子女，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承。日本古代也是如此，日本社会中的男权主义丝毫不比中国逊色，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是没有置喙的余地的。

　　到了现代，情况有些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后，对男女关系控制很严，丈夫如果有婚外性行为，一定会被严惩不贷，被冠以“流氓分子”“腐化分子”，把婚外性行为看成是对婚姻、家庭，对社会稳定的严重破坏；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才稍稍“开放”了一些，“包二奶”“小蜜”等才有所出现。在日本现代，夫妻关系处于平等了，男子在外拈花惹草的事虽然还是不少，但是多少受到些限制。

　　现在日本流行男女援助，一些结了婚的男人想找婚外的性伙伴，他们觉得妓女已经乏味，又怕得病；找固定的情人又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找个临时的女学生，青春可爱，钱不用花很多，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些姑娘陪男人吃饭、旅游、聊天，也有去情人旅馆的，他们再用这些钱来交男友，买化妆品。

　　日本的男子，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男子，包括一些老板，很讲道义，即使有“小蜜”也不会抛弃和他共患难的糟糠之妻。他很清楚“小蜜”是想他的钱，不会和他真心的，所以他决不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小蜜”花，如果女方谈到钱时，他就认为对方不是真心对他，所以很可能马上分手。姑娘也无所谓，马上转方向。

　　中国人则不太一样，中国的男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动真格”的，一旦找到一个婚外情人，家也不要了，夫妻也不要了，为了供养“小蜜”，常常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结果是坠入深渊。所以，有些官员的贪污总是和腐化交织在一起的。

　　日本还有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妻子有时会“鼓励”丈夫到婚外去发泄一下。例如看到丈夫在外太忙碌，回家又无聊，就会建议他出去“散散心”，丈夫也明白这是叫他去做泡泡酒吧女郎这一类的事情，于是也高高兴兴地去做了。大家相安无事。这是因为，许多日本妻子相信丈夫的这点风流事绝对动摇不了婚姻和家庭的根基，所以很放心，再说想控制丈夫也不一定控制得了，乐得大方些，这是日本妻子聪明之处。如果是中国妻子，不要说“主动建议”了，一经发现丈夫有“小蜜”，妻子就“一哭，二跳，三上吊”，不得了了。

[图文]日本幕府时期已婚女子妆容

为何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期存在(四)

[图文]日本幕府时期已婚女子妆容

幕府末期来日的外国人的另一大“发现”，便是日本女性尤其是姑娘们独特的魅力。日语“姑娘” 一词很快转变成了英语或法语。跟随奥伊伦堡使节团于1860年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布朗特（MaxvonBrandt，1853～1920）在1882年的时候以领事的身份再次来到日本，并在1872年至1875年间担任驻日德国公使。他说“姑娘给日本增添了生机和光彩，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致”。

奥伊伦堡一行去王子游玩途中，曾在染井的一个苗圃停歇。贝尔格说“这个园子里最美丽的花”就是那家的姑娘。“她高雅温柔，我们去的时候她穿着朴素的便装在园子里侍弄花草，见了我们就放下手中的活儿给我们倒茶。我们都被她那矜持、亲切的举止深深吸引住了”。而在奥伊伦堡的手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每次我们与端茶的姑娘搭话她就两颊绯红，我们当中的年轻小伙子很快被她迷住了，以致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赶他们上了路。”

卡廷迪克指挥咸临丸航海演习，于安政五年（1858）访问鹿儿岛。看到“穿着薄如轻纱的和服，披着浓密黑发”的姑娘们时，荷兰水兵开始兴奋起来，偷偷跟他说：“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场景。就在这儿抛锚吧，我们哪儿也不想去了。”在1857年卡廷迪克就来过鹿儿岛，那个时候“姑娘们美得无以言表的长发和巧致的发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贝尔格一行人在到达江户的第二天，便去街上闲逛，随行的日本官员带他们去了茶馆。当然，那间茶馆不是妓院，是名副其实的茶馆。贝尔格说侍女们的乖巧让人“惊叹”。奥伊伦堡使节团乘坐的普鲁士舰队船长维尔纳也深有感触：“日本的女性都是那么清爽美丽，讨人喜欢，我迷恋上了日本这块土地。”

林道说：“姑娘们的牙齿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她们眼神温柔，眉黛弯弯。美丽的鹅蛋脸、苗条的身材、端庄的体态、朴素优雅的举止……姑娘们深深地鞠着躬，露出甜美的笑容，缓缓走近便成了一幅画；而当她们从身边跑过‘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又俨然是一种美妙的声音”。

斯温森说：“与日本男人的丑陋完全不同，日本女性水润的白里透红的肌肤，浓密的黑发，忧郁的眼睛以及生动的脸庞，个个都是美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体形非常好，脖子到肩膀到胸部的部分简直就是雕刻家的完美模特。而且手和脚小巧可爱，看着她们便理解了爱欲过盛的日本男人。”伯尔斯布鲁克在江户“遇到大名的女儿乘坐轿子在一群侍从的簇拥下经过”的场面，大名的女儿撩开帘子时露出的手和腕臂的美丽“我在欧洲都不曾见过”。

1874年至1875年在日本停留的法国海军士官杜博（L.F.MauriceDubard，1854～？）也说：“日本女性肌肤的颜色不似欧洲人所说的黄色，至少年轻的时候不是。特别是在日本的北部，经常可以见到粉色的、白色皮肤的少女。那份可爱让俊俏的巴黎女郎都不得不叹服。从和服领子内露出来的部分几乎都很完美——脖颈的线条，丰润的肩膀，富于感官刺激的胸部”。只是据杜博说，“遗憾的是”，少女们“腰以下的部位发育太过稚嫩”，与上半身的丰满不协调。而且斯温森说，她们的美丽过了三十岁就不复存在了，三十岁以后脸上开始长皱纹，肤色也逐渐变黄，姿容很快就凋谢了。他认为这是由于过度洗浴造成的。包括林道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观点。斯温森还提到“ 日本少女到了十三四岁就完全成熟了”，如此一来“姐姐十五岁就做新媳妇”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虚岁十五岁也就相当于实际年龄的十三四岁。

以上引用的种种记述，作为类似于日本美术对西方美术的影响的幻影，当然是无法否认的。他们的记述可以说是人类学性质的。杜博甚至对法国人认为的“日本不就是理想国吗？那是四季常春、花朵美丽绽放、女人们不知抗拒的天堂”的日本女性观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利游记中的某些章节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学的文献。“女性的皮肤几乎和欧洲人一样白。而且手臂、四肢的形状很好看。虽然因为鞋子的关系，走路的样子有些难看，但是总体来说是很优美的。特别是当她们坐下来说话的时候，她们的手臂的动作更是优美。浓密的头发绾起并在脑后盘成大髻，上面插着各种金银或是象牙的发簪，大有莱茵河流域平民少女的风情。头发一旦绾好，用蜡固定，几天都不会变形，就连睡觉时她们也会留意不弄乱头发。少女以及男人的牙齿都很白，但是已婚妇女的牙齿却黑得发亮。……女孩十四岁以前像天使，但到了二十几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们穿的木屐是用稻草编成的，绳子穿过趾间将其固定。走路的时候，为了不让鞋子脱落，需要压低脚后跟，当然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因此穿这种鞋子走路的姿势非常难看。赶路时，只能拖着两腿摇摇摆摆地小跑 ”。

斯温森也提到过“这种奇特的走路姿势”，“穿戴整齐的小个子姑娘们涨红了脸，想钻进洞里藏起来似的一晃一晃地往前走。穿着高高的木屐是为了不让泥巴弄脏了脚。因为每走一步双膝都会接触，所以很担心她们会摔倒。过大的发髻看上去很笨重，似乎都快把她们的身体拽倒在地，看得人很不落忍。而姑娘们却不在意，两颊绯红大声笑着继续走路，到达港口后她们露出了自己也觉得讶异的样子。初见日本少女如此行走的西方人的感受也并非千篇一律”。在伊莎贝拉·博儿的眼里，日本少女是这样的形象：“身材矮小的日本女人看起来似乎总是对自己有些不知所措。身体被和服紧紧包住，仿佛都迈不开步子，而穿着高高的木屐只能维持内八字的走路姿势，因为负荷着厚重的发髻和巨大的和服带子结，所以身子不由得向前倾斜。”

在欧美人眼里，日本女性的造型也并非都是美的。提利说，严格地说来日本女性不能算美，只是感觉好而已。卡廷迪克说，在日本停留期间，“让我觉得真正是美人的只有几个”。霍伯纳说：“严格来说她们一点也不美。颧骨有些过高，眼角过于细长，而且厚厚的嘴唇缺少纤细感”，“但这些不能算是缺点”，因为“她们欢快、淳朴、贤淑、天生优雅”，而且“她们让人感觉非常亲切”。1888年至1889年，在华族女子学校任教的美国人爱丽斯·培根说，“那些长期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审美观不知不觉就改变了。看惯了身材矮小、稳重矜持的日本女人，就觉得自己国家的女性不够优雅，甚至粗野而带有攻击性。”

其实日本女人最让欧美人难以忍受的是染黑牙和涂抹大量的化妆白粉。提利说已婚女子的牙齿漆黑发亮，无疑说的就是染黑牙的事。自从出岛荷兰员的记述之后，这一有名的风俗几乎让所有欧洲人都深感厌恶。阿礼国就说过，染了黑牙的女人的嘴巴像是“开了口的墓穴”；斯温森说“每次看到她们开口说话，都会不由得后退”。据斯温森说，女人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丑态，于是有些年轻女子笑的时候尽量不让难看的牙齿露出来，“那歪着嘴巴笑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奇妙”。

在有些有关日本的论述著作中，有人将剃除眉毛和染黑牙解释为为了提升女性魅力。对此奥利芬感到难以置信。他认为这是女人为了明示自己已嫁作人妇的身份，为此她们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个人魅力为代价。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其他很多欧美观察者的认同。但是奥利芬还是感到困惑，如果让其他男人觉得很丑，那么同样在丈夫眼里也应该是不堪入目的。如此一来，她们的丈夫能够满足吗？奥利芬得出结论，正因为日本男人不满足，所以他们要纳妾。

阿礼国向来喜欢漫无天际地思考，曾经冗长且离题的报告书就让使馆的部下头疼不已。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不惜笔墨。他不仅对染黑牙感到无奈，对胭脂也是头疼不已。以这样的方式来丑化自己的女人们，多亏了她们口才了得，力壮如牛，才在男人和孩子面前保持住魅力。“在这个国家，女人为了保持贞洁需要如此来丑化自己，我们不禁要问，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男人更加可怕，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女人更柔弱呢？”如果丈夫也有审美观的话，这就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来忍受妻子的丑态。只是因为习惯的力量，也有可能丈夫也喜欢妻子如此装扮，但是如果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其他男人也应该会喜欢，如此一来也便谈不上保护贞洁的意义了。阿礼国的思辨还在继续，但多半恐怕属于无聊的调侃。担负着打开日本国门任务的外交官，却把全部的推理能力用在谈论异国女子独特的习俗上，今天看来颇有些让人忍俊不禁。奥利芬以及阿礼国们错就错在对于“贞洁”的理解过于现实，但也不能说完全偏离了中心。在进一步论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讲一讲另一“恶德”。

贝尔格说：“妙龄姑娘有时满脸涂得雪白，原本自然的面庞全然不见，看上去很丑，只有眼睛是醒目的。”阿礼国说，化了妆的女人们“就像是瑞典古老的‘显现日’前夜的魔女”，“日本女性涂染胭脂，扑抹香粉，热衷于涂到不忍再看的程度——是一种丑化自己的化妆方法。”与染黑牙一样，关于日本女性涂厚白粉的记述也有很多，这里再举一个例子。维尔纳说：“中国女性只是抹鲜红的口红。日本女性却不一样，整张脸，脖子甚至肩膀都涂上白粉，脸颊和嘴唇抹得鲜红。远远看去效果不错，但近看让人触目惊心”。

少女涂抹化妆白粉与已婚妇女剃眉、染黑牙实则包含着同一个问题。斯温森就洞察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少女们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她们用说笑、喝茶、吸烟、化妆，还有就是参加各种祭礼来打发时间”，但是“一旦结婚，无拘无束的生活也便宣告结束 ”，“已婚女人就要尽到妻子、母亲的责任”。换句话说，剃眉以及染黑牙“就是对自己已经完全抛弃了之前的虚荣心和享乐的心性的一种证明”。也就是说这种现象是一种文明中年龄阶梯机制的表现，在本质上就如同马赛族的年龄阶梯制。充分地享受自由，甚至连离经叛道的出轨行为也被容许的马赛族年轻男子，以某一天为界，就要变身成为用善辩的口才和准确的判断力来维持部族秩序的长老。实际上，染黑牙齿并不能保护女人的贞操，它只不过是那些已嫁为人妇的妇女们在年龄阶梯制的一种象征。当然，也许其中也包含着保护妇女贞操的意义。但贞操是不能靠制度来保全的。

阿部年晴说，马赛人以及古基（音译。——译者注）人身上表现出的典型的东非年龄阶梯制，是将人生按年龄分为几个阶段，并赋予每个阶段以独特的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这又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同属于相互依存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人生就在这种体系中按阶段发展。染黑牙不过是女人属于一定年龄层的象征，虽然其中也包含了贞洁的意思，但实际上没有成为保护女性贞洁的制度性屏障。染黑牙与剃眉没有起到像欧美人想象的使有夫之妇远离异性诱惑的实体作用。染黑牙与剃眉的女性也有不一样的性感，对男人同样诱惑，我们可以从歌磨的春画中知道这一点。这正如斯温森说的那样，这是女人从姑娘到妻子、母亲的角色转变，即在整个人生过程中向着完结迈出的新的一步的象征。

据阿部年晴说，马赛族的姑娘通常会有三个恋人却能够相安无事。只是“这样的自由只在割礼之前可以享受，一旦完成割礼结婚后，便要开始过为人妻母的家庭生活”。再结合斯温森的记述，我们便可以对德川时期少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有夫之妇染黑牙的风俗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一习俗是德川社会还存在着日本意义上的年龄阶梯制的印证。而在农村，因还存在私通的风气，所以少女们在结婚之前充分享受性自由，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而且青年团是年龄阶梯制的典型代表，与马赛族被称为战士的青年组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这个问题因社会阶层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斯温森说：“我们这些对日本这个国家还不是很了解的西方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何才能对一般日本人的性格以及特征作正确而且仔细的描绘呢？对一个完全均质社会的描述尚有困难，更不用说混杂着多种要素的日本社会了。因为各阶层间划有非常明确的界限，相互之间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利益互相对立，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因素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多样性。即使对某一部分的考察是真实合理的，但放在另一地方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因此需要我们谨慎对待，但就现在谈到的年龄阶梯制这个问题来说，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不一致”：虽然在统治阶层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元服以及其他的风俗，但这种风俗更原始地根植于底层的民俗社会中。不过，这种年龄阶梯制在德川社会存在的意义还是没有充分阐明。

染黑牙和剃眉之外，纳妾的风俗也让人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产生怀疑。斯温森甚至疾呼：女性地位是 “日本社会秩序中最悲惨的部分”。用豪吉森的话来说，“这个岛国有很多真正的亲情，对老人的关爱和对孩子的关怀，但只有一个人值得同情，那就是妻子”。因为她们不得不和妾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阿尔曼容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夫妻关系中，妻子被放置在一个极其低下的位置上，让人无限慨叹”。张伯伦在《日本事物志》的“女性的地位”这一章中论述道，日本的妇女们“一直处于被男人掌控的状态，因此拥有宽容心的欧洲人谁都会感到心痛”。因为“女人受到‘三从’观念的束缚，而且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跟妻子离婚”。但是他又补充道：“认为日本女性实际上遭受虐待的想法是与作者的意图相违背的”。在日本不存在伊斯兰国家那样将女人隔离的房间，也没有要求女性裹薄纱的习俗。

有不少的观察者感到日本女性的地位要比中国或是伊斯兰国家高。格里夫就是其中的一位。“研究亚洲生活的学者来到日本以后，对日本女性拥有的地位感到很满足。从中我们明白了日本女性要远比东洋其他国家受到尊敬与爱护。日本女性被给予更大的自由，因此，她们显得更自信更有尊严”。“女人不用裹脚，中下阶层的妇女几乎与美国妇女一样可以自由地出入。”卡廷迪克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日本，妇女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一般会受到非常礼貌的对待，而且能够得到相应的名誉。”只是不像欧洲妇女一样好出风头，她们心甘情愿地处于男人之下，“但绝对不会受到歧视”。

奥利芬也认为：“在东洋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一样给予女性那样多的自由与享受的机会 ”。他的感觉是，日本女性的地位更接近欧洲。不过他说的“不能允许一夫多妻”是有问题的。但是，提利写道：“一夫多妻尽管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并没成为惯例。换句话说虽然上流社会的男人有很多妾，但妻子只有一个。可以享有作为人质送给领主这个荣誉的只有妻子一个女人”。如此说来，他们感到纳妾与所谓的一夫多妻是不同的概念。贝尔格说：“可以说明日本妇女地位高的最好的例子是她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因此，她们可以去工作，可以参与男性的工作”，“这在其他东洋国家是不可能的。她们的举止虽然端庄矜持，同时又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这种状态只有在男女权利平等的关系里才有可能出现。”

在女性地位这一点上给予日本很高评价的观察家们，当然不是站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来评价日本的。如果以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仅依据日本女性地位要比亚洲各国高这一点绝对不是值得肯定的。如前所述，觉得日本妇女生活悲惨的观察家也为数不少，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按照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定的。莫尔斯“从很多的地方意识到妇女地位之卑微，比如在乘马车或是人力车的时候，丈夫总是站在妻子前面；走路的时候，妻子在丈夫身后至少四五英尺远的地方跟着”。换言之，与张伯伦一样，莫尔斯对女人隶属于男人的这一事实感到很心痛。他感到“在我们国家非常平常的对妇女的谦让、礼让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也正如卡廷迪克说的那样，“日本人不知道要对妇人殷勤这回事”。

张伯伦记述道：“可以说日本的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当成婴儿来对待”。这恐怕是在与欧美女性—— 有着独立人格，拥有与男人同等资格参与社会活动——相对照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皮埃罗·洛蒂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描绘成“不正经的”、“在人生最严肃的时刻也会笑”的“弹簧玩偶”。在强调她们的“脑髓重量轻”和“狡猾娇媚的眼睛”时，他所说的跟张伯伦并没有多大差别。张伯伦严厉批评洛蒂在《菊花》以及《秋天的日本》中，仅仅“以自我为中心、以没有同情心的态度”去描写日本，根本没有抓住日本原貌。洛蒂本人在1901年再度访问日本后，他看待日本的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十五年前无法理解的日本少女的魅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但是女人们举止轻佻，“一生都被当做婴儿对待”或者像是只知道笑的愚蠢玩偶也是很自然、没有办法的事。

洛蒂明治十八年（1885）在长崎与一日本少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其实那只是用钱买来的同居生活。日本门户开放后，有不少父母在条约港（treatyport）想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外国人做妾。通过乔治·史密斯的记述，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当地有两名最先到来的传教士，自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起，登门拜访的父母络绎不绝，目的是希望收留自己的女儿，然后每月收取一定的同居费。”洛蒂对这种“婚姻”早已感到厌烦。对方是没有任何“思想”的玩偶，而且“玩偶”脱光了衣服只剩下瘦弱的身体，他想到了逃跑。明治二十年代两度访日的奥地利美术研究专家菲希尔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与洛蒂几乎相同的记录。有一个德国人，这里暂且把他称做库尔特吧。他在日本居住了七年，并与日本女人生育有三个孩子，但他“对日本人已经厌倦透了”，所以想回国。他借口说必须离开这个“临时的家”回到德国建立“真正的家”。库尔特向菲希尔抱怨道：“日本女人就像玩偶，无法与她们真正相处。……你能找到与她们沟通的话题吗？她们又能明白什么呢？”而菲希尔原本认为“日本女人就像是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