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级边界调整 [图文]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如何将省区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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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边界调整

[图文]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 如何将省区划小？

中国省级边界调整(一)

关于中国省制的改革问题，众说纷纭。在清末民初从废省论到缩省论的热烈讨论以及近年政区地理的研究当中，尽管具体观点不同，方案各异，但在对缩小省级政区规模的看法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现有的省区应当划小。

如何将省区划小？学术界观点各异，如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在解放前就提出了缩小省区的六项主张，1989年又提出了从交通因素、经济区与行政区关系的角度来调整省区的新思想。谭其骧院士强调通过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和外国的各种划分政区制度的利弊得失，制定出一套既适应当前，又有利于未来的行政区划制度。其他学者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例繁不备举。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又提出了更为具体而又新颖的省区改革思路。例如：
浦善新先生建议缩小省区先在辽宁、吉林、四川、宁夏、海南等地试点。(1)辽宁分别以沈阳、大连为中心，成立两个省级行政单位，(2)吉林撤销地区和自治州(所辖县根据具体情况成立相应的自治县)，由省直辖47个市县；(3)重庆地区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川东的万县、达县、涪陵地区)从四川划分出来。成立一个省级行政区，以后可以考虑将湖北的宜昌地区(9个县)和宜昌市划入；(4)宁夏撤销两个地区，由自治区直辖市县，以后可以考虑将陇东的庆阳、平凉两个地区 (15个市县)和陕北的榆林、延安(25个市县)划归其领导，共辖59个市县；(5)海南岛成立海南省。上述方案有较大的可操作性，有的已经实施，如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
郭荣星先生通过计算省级行政区的规模，设想了中国一级行政区的调整方案：(1)在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组建新省；(2)以重庆为省会组建新省；(3)将河南信阳地区划入湖北省；(4)以襄樊为中心建立鄂豫陕边界地区一级行政区；(5)以厦门为中心，在闽赣边界地区组建新省；(6) 湘黔桂三省区边界地区形成一级行政区；(7)蒙、黑、吉三省边界地区组建新省；(8)陕蒙宁边界地区组建一级行政区；(9)新疆、甘肃两省区行政区划暂时维持现状，待21世纪中国经济重心西移时，再适时新增两个一级行政区，即新、甘边界地区组建新省，南疆、北疆各设立一级行政区。
黄秀民等先生提出将全国政区划分为东西条状行政区的观点，并建议各行政区首府设在京广线上。

周振鹤先生则持与郭荣星先生相反的观点。他指出：我国的省界在历史上早已形成，各省的名称和范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遍存在的地域观念。划小省区组建新省的基本原则应是以现有的省区为基础，将其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同时进行有限度的省界调整，而不宜以几省的接壤地带重划一个新省，因为这样做缺乏历史地理基础，不易成功。”

解放后曾设立平原省，以河南、河北、山东部分地区为其省境，三年后即撤销。
应该承认，郭荣星、黄秀民等先生的方案有一定的独到见解，他们主要是从加强省区接壤地区的经济发展角度考虑的。笔者把以郭氏方案为代表的析省模式称为“邻壤切块式”。周振鹤先生的观点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笔者把以周氏为代表的析省模式称为“省内分家式”。除了这两种模式以外，析省模式还有如清朝末期新疆、台湾、黑龙江、吉林、奉天那样的建省方式，笔者姑且称之为“边疆开发成熟式”。

一、析省模式实例剖析
政区不像豆腐那样可以随便切割，历史文化的血脉关系不能割断。那么，析省模式到底以何者为善?在令人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总结、参考历史上的经验也许是有益的，况且，学术界也还没有从历史上来探讨过这个问题。
（一）元代行省分合的剖析
中国的省制起源于金末，定制于元初。由于蒙元军事行动持续长达七八十年，模仿金朝临时的行省制度也逐渐成为常制。1280年，刚统一不久的元朝在全境设一中书省和江淮、福建、江西、湖广、陕蜀、云南六大行省。以后历代各省的析置，基本上都是从这一中书省、六行省中派生出来的。元朝中、后期较为稳定的省制，为至顺元年的一中书省和十行省，各省分合的详细情况，如表1所列。从1280年到1330年的50年时间里，除江西、湖广、云南三行省只有个别路府有些调整、省域基本上变化不大外，至顺元年时统辖37个府州的中书省、统辖和林路的岭北行省、统辖6个路府的辽阳行省，均析自元初的原中书省，统辖36个府州的陕西行省、统辖8个府州的甘肃行省、统辖12个路府的四川行省也均来源于原陕西四川行省。这6个省的析置，是典型的省内分家式。至顺元年时河南江北行省的 20个路府州当中，8个来源于原江淮行省，7个来源于原湖广行省，5个来源于原中书省，所以，河南江北行省是典型的邻壤切块式。同时，江浙行省是由原江淮行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福建行省合并而成，也可勉强归属于邻壤切块式。

（二）明朝省级政区分置模式探析
明朝的析省情况比较复杂。（以下明朝诸省所辖府州的名称和数量,均依据《明史·地理志》）明朝洪武初年沿用元制，即以中书省、行中书省分统府州；洪武九年 (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十三年又罢中书省，当时全国有1个直隶、12个布政使司(即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山东、山西、北平、河南、陕西、广东、广西、四川)。洪武十五年，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永乐元年(1403年)罢北平布政使司，其境域直隶北京，称北直隶，而原直隶则改称南直隶。永乐五年将安南地区收入版图，置为交趾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增置贵州布政使司。至此，全国有南北2个直隶、14个布政使司。自宜德二年(1427年)弃安南、罢交趾布政使司之后，直至明亡，明朝政区一直稳定为南北2个直隶和13个布政使司，共15个省级政区，习称“两京十三布政司”或“十五省”。其中，统辖8府的陕西是将元朝陕西、甘肃二省合并而成，四川19府州、云南20余府州均比元朝四川行省、云南行省稍狭而变化不大，此三省可不具论，统辖10府州的北直隶(京师)、统辖 6府的山东、统辖8府州的山西都是从元朝中书省析出，统辖11个府的浙江、统辖9府州的福建都是从元朝江浙行省析出，统辖20余府州的广西全从元朝湖广行省析出，统辖13府的江西有11个府是从元朝江西行省析出，这7个省(布政使司)都是典型的省内分家式。贵州布政使司是永乐十一年分湖广、云南、四川3个布政使司接界地带所置，说它是典型的邻壤切块式，应该不会有疑义。
南直隶(南京)是由元朝江浙行省辖域内长江以南的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徽州9府，太仓、和广德3个直隶州，以及元朝河南江北行省辖域内长江以北的风阳、淮安、扬州、庐江、安庆5府和徐州1个州联合组成，其中原属江浙行省的12府州占2/3。原属河南江北行省的6府州占1/3。说它是邻壤切块式设省吧，它的大部分是元朝江浙行省的；说它是省界调整吧，其前身又没有固定的地域。所以，我们必须界定一个学术界尚无明确定义的概念，即邻壤切块式设省与省界调整之间的区别。像元朝河南江北行省、明朝贵州布政使司，归为邻壤切块式设省，学者们恐无疑义；但像明朝南直隶那样，就不好说。在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府州数量标准来划定邻壤切块式设省与省界调整之间区别的情况下，笔者提议设立这样的标准：析自3个或3个以上不同省级政区而成立的新省，自然应被视作邻壤切块式设省；析自两省的某新省省域内统县政区的数量中，若来源于原同一省的统县政区的最大数量少于或等于2／3的，可视为邻壤切块式设省；若来源于原同一省的统县政区的数量多于2/3的，则应视作以此为主体而进行的省界调整。依此标准来衡量，明南直隶的设置应为邻壤切块式。
河南布政使司统辖的9个府州中，开封、河南、归德、汝宁、南阳5府加上汝州直隶州原属元朝河南江北行省，怀庆、卫辉、彰德3府原属元朝中书省，与南直隶一样，也是2/3的统县政区切自一省、1/3统县政区切自另一省，因而明朝河南布政使司的设置也应是邻壤切块式。
湖广布政使司统辖的17个府州中，武昌、汉阳、岳州、长沙、常德、衡州、永州、宝庆、辰州9府，郴州、靖州原属元朝湖广行省，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阳、郧阳6府原属元朝河南江北行省，结果来源于原同一省的统县政区的最大数量(11府州)只占总数的64.7%，没超过2/3，应为邻壤切块式。
广东布政使司统辖的11府州由元朝江西行省辖域的广州、肇庆、韶州、南雄、惠州、潮州6府，罗定直隶州和原属元朝湖广行省辖域内的高州、雷州、廉州、琼州4府组成，结果来源于同一省的府州最多也只占63.6％，低于2/3的标准，也只能视为“邻壤切块式”。

（三）清朝以来省级政区变动的模式
清承明制，无所更张，只是顺治初年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北直隶去“北”而为直隶省。康熙初年将湖广、陕西、江南三省各一分为二，于是明朝十五省演变为清朝的内地十八省之制。(关于清初湖广、陕西、江南三省各一分为二的时间,学术界争议颇为激烈。因清朝期间分省时间的早晚不影响本文的分析,所以采用传统的康熙六年分省说。)此制自康熙六年(1667年)起，一直沿用了两百余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始于新疆设省，两年后以福建省的台湾府单独建立台湾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吉林、黑龙江建省，于是清末有23个省。清代新设的省除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4个省系边疆开发成熟而设之外，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台湾7个省均为省内分家式设省，而没有邻壤切块式设立的新省。较大的省界调整是雍正六年(1741年)将遵义府从四川划属贵州等举动。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初年，高层政区因袭清末之制，设23个省，改各省总督、巡抚为都督。当时除台湾省为日本占领外，实际上有22个省。1914年4月，从四川析出川边特别区(治康定)；7月，在清末拟设省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区，设置了相当于省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治承德)、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借治万全)和绥远特别行政区(治归绥)，8月阿尔泰办事大臣辖区改设为阿尔泰地方，直属中央(至1919年改属新疆)，10月，顺天府改制，原辖区域设置京兆地方。1924年，苏联归还原沙俄所占中东铁路沿线地方行政权，即沿铁路两侧各15公里范围，设置“东省特别行政区”(相当于省级)，主管机关驻哈尔滨。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前期，全国仍为23个省(其中台湾为日本所占)，还有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东省五个特别政区和京兆、外蒙古、西藏三个地方，以及宁夏、青海两个地区，共33个省级政区。1928年8月，直隶改名河北，奉天改名辽宁。1928年9月，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分别设置了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同时撤销川边特别行政区，设置西康省，但当时暂未实行，至1935年设西康建省委员会于雅安。1928年11月，青海、宁夏建省。至此，全国有29个省和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新建的6个省中，热河省辖原直隶热河道和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二盟20个旗，察哈尔省辖原直隶口北道和内蒙古锚林郭勒盟18个旗，绥远省辖原直隶归绥道和内蒙古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19个旗，西康省辖原四川省雅州府以西和西藏喀木地区，这4个省都属邻壤切块式设省；青海属边疆开发成熟式设省；只有宁夏才是省内分家式设省(系从甘肃省析出)。
南京政府后期，日本战败，中国收复台湾省；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瓦解，1945年将原东北三省改置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同时撤销东省特别行政区。东北九省中，只有合江省为邻壤切块式设省(系划出原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松花江下游地区而设)，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8省均为省内分家式设省。需要补充的是，民国年间所有与省平级的城市型政区如特别市、院辖市、直辖市。都是从一省之内分设的 (即以省内分家式设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设置了平原、旅大等省和省级行署区，又析置和沿用了许多直辖市，致使省级政区最多时达到了53 个。以后陆续撤销了一批省、直辖市，井将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五个省级政区改建为民族自治区。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政区稳定为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1988年海南建省，1997年4月重庆成立直辖市，同年7月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1999年12月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遂使我国在21世纪初拥有34个省级政区。

二、分析与讨论
如果使用笔者上述概括的三种分省模式来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分省举措，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从纵向来说，自元初以来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670年间，以省内分家式设省的有29个（内陕、甘二省元、清两代重复，20世纪40年代的黑、吉、辽三省与清末东北三省名同实异），占析省总数45个的64.4%；以邻壤切块式设置的省级政区有11个，占析省总数45个的24.4%；以边疆开发成熟式设省的有5个。占析省总数45个的11.1%。从横向说，元朝以省内分家式设省的有6个，占元朝析省总数7个的85.7%；明朝以省内分家式设省的有7个，占明朝析省总数12个的58.3%；清朝以省内分家式设省的有7个，占清朝析省总数11个的63.6％；民国时期以省内分家式设省的有9个朝代也均以省内分家式析置的省份居多(以上计算均不计入元朝江浙行省)。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历代的析省模式实际上以省内分个，占析省总数15个的 60.0%。可见，历史上各个朝代也均以省内分家式析置的省份居多（以上计算均不计入元朝江浙行省）。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历代的析省模式实际上以省内分家式为主。外国行政区划的经验也可供我们参考。周定国先生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级政区（即高层政区）的变更情况归纳为七种模式： (1)由个别省(区)析置的模式，(2)经全面调整而重新组合的模式，(3)行政区数量骤增的模式，(4)完全恢复旧的行政区划模式，(5)由经济规划区演变的模式，(6)由民族语言区演变的模式；(7)具有政治目的的设置模式。(7)笔者据此比照中国历史进行分析，第二、第四、第五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第三种模式只有在中国历史上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才有过，第六、第七种模式在中国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显然不占主导地位，故实以第一种模式为主。周氏在文中也强调：“在世界各国行政区划变化中，一个国家个别省区析置而建立l-2个新的省区，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行政区划变更”，并举例写道：“1979年1月，瑞士汝拉地区从伯尔尼州析置，正式成为瑞士联邦的第23州，巴西为改进行政管理于1982年将马托格罗索州南部析出，设南马托格罗索州，1985年（巴西）又将戈亚斯州北部划出，另设托坎廷斯州；越南于1989年6月将义平省析置为广义省和平定省，将富庆省析量为富安省和庆和省。将平治天省析置为广平省、广治省和承天一顺化省。以上这类析置例子很多。”可见，从世界各国一级政区(即高层政区)的析置来看，内部分家模式是最为主要的一种，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析省模式完全一致。

综观历代析省之成败，陕西、四川、甘肃、河北（系1928年8月直隶之改名）、山东、山西、浙江、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台湾、宁夏 16省均是以省内分家方式析置的（20世纪40年代黑、吉、辽三省与清末东北三省名同实异，故不计入），一直沿用至今，占元、明、清、民国四代这类省级政区总数的55.2%，13省则被并废；而在以诸省邻接地带切块设置的11 个省级政区中，仅贵州、河南、广东三省沿用至今，占这类省级政区总数的27.3%，其余8省则被析、并、废，因边疆开发成熟而设置的5个省，则全部沿用至今（只是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因此，从实际效果来说，边疆开发成熟模式最为有效（可惜总共只有五例），省内分家模式优于邻壤切块模式。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中、外，高层政区的析置模式均以内部分家式为主。中国历代由省内分家而设的省级政区的生存率，要比由邻省接壤地带切出新设省级政区的生存率高出一倍以上。而且，本文设定的邻壤切块式标准是比较宽的，将明初广袈、河南的设省也计入了该类，否则这两种模式的差距还要大。因此，如果说历史经验值得后人借鉴的话，那么在今后的省区划小工作中应该更多地考虑省内分家模式，将现有省区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这样往往较易于实行，海南设省、重庆从四川分出来的成功事例就是明证。而采用由相邻两省或两省以上接壤地区析出新省的模式则须慎重，一定要选择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基础的地区进行。
并且，专就邻壤切块式析省而言，元、明、清、民国历史上的析省实例只有11例，其中南直隶、河南、湖广、广东、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合江9省均析自原先两省，只有元朝的河南江北行省、明贵州省析自原先三省，而迄今尚无由四省析置者。这说明即使在采用邻壤切块式析省时，也应以析自两省者为主，一般不要从三省析出（1949年8月分原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各一部分地区在新乡市设立,至1952年11月即行撤销的平原省，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更不宜从四个省份的邻接地带划出来组建一个新省（例如，有学者主张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邻接地带划出，设立新省）。那是史无前例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多图]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国省级边界调整(二)

　　毛泽东

　　三十六年前，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警报频传。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对中国西部边界发动大规模蚕食和全面进攻。中国人民在一再忍让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作战，捍卫了祖国的西部边疆，保持了中印边界几十年的相对稳定。毛泽东是这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指导者，他在作战结束后听取汇报时曾兴致勃勃地说：“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整个中印边界斗争，再次显示了毛泽东娴熟、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艺术，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地区扩张主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当印度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时，毛泽东坦诚告诉印方：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而不在印度，这是我们的国策，希望印度也不要将中国当作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友好的重点。但就是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1959年前，毛泽东多次向印度政府诚恳提出，中印两国是朋友，中印之间即使吵架，也是朋友之间的吵架，中国不会将印度作为敌人。

　　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就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他推心置腹地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通过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坚定、坦率而又友好地向印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公开将中国的“底”告诉了印度，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印度当局对这些好言相劝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边境上一段暂时沉寂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尼赫鲁

　　针对印度对中国边境的不断蚕食行为，毛泽东向中国边防部队提出了“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斗争方针

　　印度尼赫鲁政府妄图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乘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之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将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其办法就是后来印度政府宣扬的“前进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开始了对中国边境的一系列蚕食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毛泽东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提出了一系列边境斗争原则。

　　1960年5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守则》还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

　　在印度的挑衅面前，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还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这些克制和忍让，却被尼赫鲁视为中国软弱可欺，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他们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已经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军直接对抗。印度舆论则大肆吹嘘，说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印军还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

　　当印度军队不断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地指示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适时制定了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62年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7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后，提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进行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本文来源：天水在线 )

[图文]中印战争：中国士兵打到印度大平原反击战出奇地顺利

中国省级边界调整(三)

　　中印战争期间，在中国领土内进行兵力调动的印军部队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缴获的印度武器登记造册，准备交还战败国印度

　　向印度阵地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

　　战斗中被我军俘获的印度士兵

　　在长达千年的中印关系史上，“99.99%都是友好交往的，只有0.01%是不愉快的…”(温家宝语)。不过，外交部解密的第三批档案中，恰好涵盖了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这次“边界上的不愉快”。

　　“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了?”

　　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国是胜利者。据说，因为反击进展顺利，奉命实施纵深处穿插、远距离迂回的一队中国士兵打得兴起，只管往前冲，收不住脚了。突然，冲在最前面的几名士兵目瞪口呆地站住不动，不敢往前冲，后面的人上来一看，也大惊失色。“妈呀，前面怎么就没有山了呢?”原来，冲过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放眼望去，前面已经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了。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问指导员：“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打到美国去了?”指导员毕竟见多识广：“你知道个啥?前面就是印度次大陆了，再往前冲，你就掉进印度洋了……”

　　这当然是个　“笑话”。不过，这则真实的笑话仍然深刻反映了1962年10月厚重的历史背景：1962年的10月，中国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那时候，蒋介石不断高喊要趁机反攻大陆;那时候，中苏“友好”也早已转为　“龃龉”;那时候，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印关系上，都站在印度一边;那时候还有趾高气昂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尼赫鲁对印度疆土的胃口之大，甚至超出了英国殖民者。

　　查阅档案可知。1962年10月10日上午，印军入侵中国扯冬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打死打伤解放军11人。20日凌晨7时，印军的进攻规模更趋扩大。也就是在这一天(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从东西两线进行猛烈还击。

　　反击战出奇地顺利

　　或许是此前中国军队受够了“窝囊气”，或许是印度军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敢于突然发起反击。总之，中国军队的反击出奇顺利。某部半个紧急凑起来的连队，硬是在邦迪拉山口，阻击了装备齐全的3000多名印军。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一路向南穿插，打到德让宗。其中一个连的先头部队比逃跑的印军跑得还快。在印度人惊讶的注视下，他们一枪不发，穿小城而过，掉了个头，把印军堵在了德让宗。

　　边界上的反击战进行了一个月，印度政府已开始准备“全国总动员”，并求助美国出兵直接干预。可是，11月21日，中国军队突然停止前进……查阅档案可知。中国外交部此时宣布：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注意，这里说的是1959年的　“实际控制线”。因为边境的短暂“不愉快”，中国军队俘虏了印军准将以下7000多人，而中方“无一人被俘”。

　　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62年11月11日(反击战尚未宣告结束)，一份报告说：一名被俘的印度军官，对于“战俘营”的称谓表示不满。他说，“中印之间未宣战，我不是战俘”。外交部等单位为此向高层提出，鉴于印度战俘分别被我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关押，考虑到他们的“牢骚”有一定道理。因此建议我军的印军战俘营——对外改称为　“中国西藏(或新疆)边防部队印度军人收容所”。

　　印度战俘闹事

　　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一个真实故事，展示了中国军队是世界上真正做到优待俘虏的军队。4月21日晨，我西藏战俘营六队印俘卡耐尔·辛格越出了收容所规定的俘虏活动范围。我警卫战士上前劝阻，辛格不听劝阻，与我卫兵发生争执。争执中，辛格抓住了中国卫兵的武器，守卫战士情急之下，开枪把卡耐尔·辛格打伤了。

　　事发之后，俘虏中“反动分子趁机煽动闹事”。印度军官谢绍底亚和爱茵格等，暗中命令印军俘虏把衣服脱下来，连同被褥，从窗户扔出室外，并煽动四个队开始绝食。

　　面对此种危机局面，中方的态度是：积极治疗受伤者，并宣布将认真调查此事。一份来自解放军基层的报告说：“4月22日，除少数反动分子对我持有敌意，15%左右的俘虏，思想上想和我们靠近但又不敢公开表示外，70%的俘虏已经能够主动向我方工作人员打招呼，表示友好。”“下午四时，六队召集了俘虏区的队长、班长开会……会后，在座的两名印军上尉表示‘同意司令官的讲话’。到晚上八时半，七、八、九各队俘虏，也陆续取回了衣服、被褥，开始煮饭。至此，俘虏的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蒙古宣布独立87周年：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始末

中国省级边界调整(四)
原属我国固有领土的外蒙古是如何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要从清初讲起。清朝初期，是我国领土比较完整的时期，清初的中央政府把全蒙古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习惯上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则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沙俄在强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谋求霸占我蒙古地区，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迷梦，其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马耶夫计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领从西伯利亚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条约中，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没改变蒙古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但沙俄仍野心不死！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随着政权更替和中央政府的解体与混乱，蒙古便效仿当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时机随即宣布“独立”。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事实上的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授意和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一年后，沙俄政府与蒙古伪政府签定了《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违法缔结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1917年，俄国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部分亲中国的王公和政要发起回归祖国运动，外蒙顺利的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正式驻军库伦。1919年， 中国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然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1年3月，苏和乔领导成立了傀儡的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联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联红军入侵库伦城，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联势力庇护，同意苏联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联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抗议，鉴于此，苏联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镇压，整个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

调整段落的左右边界 调整衔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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