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立 中共成立的时间,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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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立中共成立的时间 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共建立(一)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
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如何认定是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
[图文]张学良与延安建立秘密关系内幕 希望红军赴绥远抗日
中共建立(二)![[图文]张学良与延安建立秘密关系内幕 希望红军赴绥远抗日](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13/090523183435911.jpg)
一 “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
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编辑注：本文刊发于1997年），但是，有关西安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共的问题。
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由于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张学良就有过一个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与中共一起发动事变的计划。也许，象广泛传说中的那样，他已经通过他所信任的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就事变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部口述史，准备在他百年之后公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顾虑，他 6年前初次开口说话时就忏诚地祷告：“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吧。”
但是，在事变过去了60年之后，随着各种档案资料的陆续被发掘出来，也许不必等张学良百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些过去不很清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张学良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
二 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前的一段因缘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习惯于从1936年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谈起。但是，早在几年前，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根据保存在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给我们讲了一段张学良如何通过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故事。
据张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话说，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天才到东北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兼东北军讲武堂教官，以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因此，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有了一些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 ”。他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他们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时过景迁几十年之后，黎天才这一回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是一个多少值得怀疑的问题。完全相信黎的说法，肯定张学良曾经“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未免太过轻率了些。不过，张学良身边用过一些前中共领导人，他敬重这些人的知识，佩服他们的才干，并以此类推，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研究的兴趣，这于情于理应该是说得通的。
说黎天才、潘文郁、吴汝铭等曾经是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已经被捕变节，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张学良与他们的接触未必可以算做是与共产党的接触。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见到黎天才等人曾经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唯一肯定黎天才、潘文郁与中共有过联系的，是当时曾任中共北方局特科成员的吴成方后来的一份回忆。据他说，中共北方局特科从搜集情报的角度考虑，曾经利用黎天才、潘文郁进行过一些工作，甚至通过他们推动张学良释放过一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这或者可以算是张学良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一段前缘。
三 张学良与中共人员的初次“接触”
张学良自己说，当他在武昌时，张学良过去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揭旗抗日的前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曾首先向张学良谈起联络共产党问题。张称：李当时希望返回东北召集旧部再事抗日，并提出“(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张学良这里的回忆，不仅没有交待具体时间，并且也没有讲清楚此事与后来结交中共之间有什么联系。
张学良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时间，是从1934年3月到1935年9月。据应德田回忆，张学良见李杜谈联络共产党问题，其实是在1935年底，而且是张“提出找共产党负责人联系的问题”。应德田这里所谈到的时间和情况，似乎比张学良自己的回忆更合乎逻辑。这是因为，在1935年9月之前，张学良仍在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剿共战争，并且在10月初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他当时多次对部队讲“先‘剿共 ’后攘外”的必要性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去西北剿共还并不十分恐惧，因为在此之前东北军可以说还从没有真正和红军交过手。张学良开始感到“剿共”对东北军是一个灾难，理应是在1935年10—11月期间东北军三次严重受挫之后。
东北军的惨败分别发生在1935年10月1日、25日和11月21日，地点在陕北的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仗整整损失了两个师，死了两个师长(何立中和牛元峰)，两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非死即俘。这种仗再继续打下去，他张学良有什么面目去见那成千上万流亡关内还指着他回东北的父老乡亲?据张学良自述：“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连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
张学良在东北军在军事上接连失利后，急于寻找共产党关系，这是事实。在张学良身边，后来也确实来过一位叫刘鼎的中共联络员。但刘到西安的时间已经是1936年3月底了，而张学良情急之际当然不会为了上海的一个刘鼎等上3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与陕北的共产党方面接上关系了。只不过，最初张学良仍旧以为中共中央应当还在上海，并没有放弃到上海去找共产党的努力。
但是，在交待张学良与陕北中共接上关系之前，还必须提到张学良所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个人既不是刘鼎，也不是陕北的共产党代表，而是一位手持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的牧师真名叫董健吾，此前为上海中共特科成员。这时因为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关系以便进行谈判，宋庆龄特地推荐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学，在上海做牧师多年有相当影响，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打过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国民党人委以重任，取得了进入陕北苏区的通行证。
董健吾要进陕北苏区，必须经过张学良这道关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访了张学良，声言“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据说，“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
张学良就这件事回忆说：当董健吾来时，“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
这个王牧师后来又来过西北，他在西安带上了正好也想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到了苏区去。因此，我们得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看到当时这件王牧师的形象。据斯诺记述说，这位王牧师是“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外表象个富裕商人”。不过，董既没有成为陕北中共与南京国民党之间的联络人，也没有成为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搭桥人。
四 高福源帮助张学良接通共产党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陕北苏区的实际控制区，主要还在保安、安塞和瓦窑堡一带，周围稍大些的县镇，差不多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在这些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威胁的就要数沿着洛川、富县、甘泉和延安一线直接深入到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以王以哲为军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了。红军为了准备预定中的东征山西作战，不得不首先南进，围延安、困宜川、打甘泉，并准备适时袭取六十七军军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不抱任何幻想。因此，这时红军的各种宣传品中，几乎都是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使红军了解到，他们眼里那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张学良，竟然也处在动摇之中!
当时，由于几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较弱，红军将领多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后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想不到，在照计划进攻甘泉时，却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红军之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5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０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担任六一九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感到心悦诚服，由他来进行现身说法，确实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让彭德怀万万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
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1936年1月8日，这个时间距离张学良得知东北军牛元峰师被歼，赶回西安不过两周多点儿时间。王以哲虽说是张学良信任的将领，但依照王以哲谨慎的性格和对张学良的服从，断断不会自作这等主张。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劝降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清楚地显示，张学良是幕后的主使人。
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很让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张学良也会赞同联共抗日?彭德怀多少感到意外。但彭德怀还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张学良是否真有诚意，这在毛泽东看来并特别不重要。与国民党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国民党内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的报告中，他就明确讲过，国民党里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来找中共，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进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因此，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里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又接连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
中共建立(三)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凡论及毛泽东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要提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议论颇多，疑惑亦很多。甚至有人认为，“最后决定权”赋予了毛泽东有决定党的一切的大权，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使用这个权力，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与“最后决定权”有直接的关系。凡此种种，反映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不解。那么，“最后决定权”是怎么来的，其结果又如何呢？
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的由来
成立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刘少奇1943年1月12日向政治局提议的。他还建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他的这个关于“主席”和“书记”角色的设计，实际上规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然“书记”是“助手”，就处在辅助的地位，就必然要由“主席”在最后作出决定。而显然中央许多人同意了这个建议。因此，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代表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的报告中，强调: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时又明确提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当时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党的领导层针对当时党所面临的历史情况和党的状况作出的。
第一，它是当时党集中中央领导权力的产物。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党面临着异常艰苦、异常复杂的斗争局势，需要集中全党的力量，快速、高效地去开展斗争；但是，由于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甚至高级干部中出现和存在着各种破坏党的统一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遵照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是不能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是不利于党战胜严重困难的。于是，中共中央多次发文强调中央权力的集中和统一。应该说，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就是中央这种精神在中央领导层的体现。
第二，它是中共中央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的一次尝试。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已感觉到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需要调整和改革，并且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改革中央机构作出三个重要的决定:(一)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中央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二)按照上述原则，成立由任弼时主持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三)为使中央有若干同志能经常集体处理日常工作，决定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中央书记处应有一种人数不多的会议。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8月27日，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至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但是，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明因病休养，不参加会议了；到1943年初，洛甫到绥德和晋西北调查去了；王稼祥、陈云也因病休养了，原有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中许多人不能参与工作了。二是1942年5月21日，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人组成。6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以后中央总学委会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举行。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这种情况说明，中央政治局改革中央机构的预期目标没有达到。
第三，它是毛泽东威望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大幅度提高的反映。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历经艰险不断取得胜利、开创出敌后抗战大好局面、政治影响空前提高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的威望空前提高。陈云、任弼时在这时的谈话很有代表性。1941年10月，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在1943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苏区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另外，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称赞说: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这种敬仰、信任和拥戴，毫无疑问是中央政治局授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思想基础。
中国航母第一舰 建造速度惊人
中共建立(四) 中国航母第一舰。由“空中巴士集团防卫与太空部门”提供的大连造船厂最新卫星照片中，可见被称001A型航母的首部国产航舰已具清晰的外形。《简氏防务周刊》指出，这艘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中国航母第一舰。由“空中巴士集团防卫与太空部门”提供的大连造船厂最新卫星照片中，可见被称001A型航母的首部国产航舰已具清晰的外形。《简氏防务周刊》指出，这艘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军事专家曹卫东预估，这艘航空母舰今年底便可下水，2018年或2019年就能交付海军。这艘国产航母从开工建设到下水仅用短短两年多时间，造舰速度在世界航母史上相当惊人。
不过航母要想形成战斗力，关键是培训出一批高素质的舰载机飞行员。一般来说，舰载机飞行员的培训时间约为3年。据统计，舰载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5倍，目前全球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不超过2000人。
在拥有航母的国家中，舰载机飞行员是航母战斗力的核心，担负防空、反潜、反舭、对地攻击等多种作战任务，是航母培训体系中的重中之重。无论是美国的“院校多层次联合培养”，还是俄罗斯的“院校一训练中心”培养模式，航母飞行员都必须面对特殊的要求和困难。
建立银河系
二叉树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