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是谁烧的 英法联军计划焚烧紫禁城,到最后为何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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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是谁烧的英法联军计划焚烧紫禁城 到最后为何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是谁烧的(一)10月17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10月18日至19日，是又一个应该用黑色石碑加以标记的日子。
英军点燃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之前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捣毁圆明园的命令。
10月18日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启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向圆明园进发。米启尔把指挥所设在正大光明殿，并一一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含长春园和绮春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
约翰米启尔爵士允许士兵们把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全部搬走，据为己有。在遭焚毁之前，圆明园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洗劫。英国人下手了，军官们有组织地掠取大而笨重的物件。后勤军需的搬运车全部被征用了，还向北京及附近的居民租用了很多大车。随后的几天里，北京通往通州的大路上，到处可见装载得满满当当的大车，浩浩荡荡，络绎不绝。邓恩上尉毫不讳言地说：“对圆明园和附近官员府邸的第二次抢劫，比第一次更有收获。”
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圆明园各处纵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
“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当我们接近圆明园时，大火发出骇人的劈剥和呼啸声。
日光透过浓烟，给花草树木涂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正在为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一处处熊熊燃烧的大火和一堆堆的瓦砾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大火已经殃及附近众多的农民房屋。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中带着一丝感伤，回首望去，只见火苗跳跃着、飞舞着，像一道道飘动的垂花饰和花彩环，点燃并吞噬了一个个门扇。与此同时，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从大宫门倒塌下来的屋顶那里升上天空，给这幅火焰构成的生动画卷加上了一道边框，火舌呼啸着，劈剥作响，仿佛为周遭的毁灭而欢呼。”
“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夜色温柔，而圆明园里，屋顶接二连三地坍塌下来，压倒了燃烧中仍然挺立的墙壁，吐出大团大团的浓烟圆明园立刻呈现出一派混乱和劫后的荒凉，但宫中仍有大量可以抢走的东西，既然抢劫已经得到允许，大批无所事事的士兵把抢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碰巧旁遮普团就这样得到了一大笔金子，一个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磅之巨。”（据英国领事兼翻译郇和、英军中校吴士礼等目击者回忆）
姆吉牧师10月19日来到现场，他眼前浮现出另一番情景：两天以前，步履沉重、悲伤肃穆的送葬队伍，被害人质的棺材和棺材里躺着的人他的愤慨顿时完全改变了对象！他惊呼道：“你转过身来，看着刚才使你掩面不忍看的一片片废墟，心中充满了喜悦。你欢呼道：‘好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让中国人明白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罪。假如还有一座建筑要烧毁，你将是第一个擎起火把的人。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孟托邦得知了英国人已经开始执行放火计划。他在信中谴责英国人的行径：“此时此刻，大火正在吞没那些精美的寺院，而我曾对它们神奇的建造工艺叹为观止。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英国领事兼翻译郇和一开始还批评法国人的态度，因为法国人拒绝与他们一道焚烧圆明园：
“法国人拒绝合作，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野蛮行径并加以谴责，但他们完全忘记了，主要的坏事还是他们干的，他们不仅偷盗毁坏了宫中所有的艺术品，而且还让他们的人放火烧掉了皇帝寝宫中最漂亮的厅堂。”
中国的目击者同样讲述了大火之下的悲惨景象。他们痛心疾首地看着大火不仅吞没了圆明园，还蔓延到海淀镇里的王公官员府郏
恭亲王率领一批中国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处小山丘上目睹了这一幕。接到恒祺的第一份报告后，他已经得知圆明园遭到了全面破坏，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气愤，所有在场的人都痛哭流涕。
恭亲王就抢劫圆明园事件向英法两国特使提出的抗议，只起到了更加坚定额尔金决心的作用。额尔金并非不知道圆明园是皇上最心爱的住所。他心里盘算着大清朝廷对这座宫殿、园林和里面的珍宝到底有多么关心。这也是额尔金决心拿咸丰皇帝最心爱之物开刀，给他致命打击的原因。
报复清政府
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虐待战俘。1860年9月，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和此前被伏击活捉的一小队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到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中，有20人（有说18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包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
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勋爵看来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
英军司令格兰特给法军司令孟托邦的信函中，更加明确地坦言：英法军队虽于10月初劫掠并部分地破坏了圆明园，但清政府一旦重新占据圆明园，“一月之内，即可恢复”，对清帝不可能发挥重大的打击作用；而彻底“焚毁此园，对于凶残之政府，可以使之受惩”。
巴夏礼的传记作者斯坦利莱恩－波尔这样概括赞同烧毁圆明园一派人的立场：“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毁灭文化的勾当；从成熟的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法国方面，瓦兰（杜潘上校）同样认为英国人的做法顺理成章。他也承认，“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但他要求人们在做出判断之前，首先要了解导致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他赞同英国人放的这场大火，认为“毁灭圆明园是一次残酷的行动，但也是一次必不可少的行动，最终缔结和约，就应该归功于这次行动。我的看法是，英国人看得准，干得好”。罗伯特郇和赞成英国人把毁灭圆明园当作复仇的手段："下地狱’是人必须记取的严酷的道德定律。虽然我们对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但同时我们又情不自禁地暗暗高兴，因为这一击打到了中国人的痛处，杀害我们可怜同胞的刽子手和幕后怂恿者，已经受到了我们的惩罚。”
不是“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 ?
火烧圆明园是谁烧的(二)笔者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
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
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
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
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
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
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
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
“……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
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
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
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
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
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
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
“……Finally，on 18thOctober，the British commander，James Bruce，the eighth earl of Elgin–the son ofthe seventh earl，the notorious collector of Greek marbles–ordered the Yuan mingyuan to be burnt to the ground.During the subsequent two days，groups ofsoldiers were dispatched around the grounds to set fire to the various palacesand the other buildings……”
林瑞谷(Erik 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
这位瑞士学者Erik 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 and the Oriental Sublime：The European Destruction of the Emperor'sSummer 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
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
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
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
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
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
[图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坚持使臣磕头惹祸
火烧圆明园是谁烧的(三)![[图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坚持使臣磕头惹祸](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101106175268121.jpg)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
据《法制周末》报道，150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国耻，也是国人至今无法忘却的悲惨记忆。150周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许多有识之士对那场劫难多了一些认识和反思，渐渐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事实上，当时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对列强兵临城下、磨刀霍霍的贼心浑然不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依然摆出一副无知和傲慢的姿态，终于为列强报复中国制造了借口。
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4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
1856年10月23日，英、法、美、俄四国进攻广州，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因未与清政府就谈判事项达成协议，英法两国决议采取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5月26日占领天津。清政府代表被迫同意在天津谈判。英国侵略者提出“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要求，清政府最终屈服。
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公使驻京之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退出大沽口，英法美三国于1858年7月中旬抵沪，等待修改税则以及补充通商章程。7月14日，咸丰帝任命桂良、华沙纳等为钦差向英法等国就《天津条约》提出交涉，准备修改公使驻京的条款。但是桂良等钦差大臣不敢向英法等国提出修改公使驻京的要求。
《天津条约》只是咸丰皇帝迫于压力暂时答应，并不准备履约。其中的焦点就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以免外国公使在皇帝面前不愿三跪九叩。
根据《天津条约》，“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按照现在的认识，这些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但这些要求在清政府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解释这一原因，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地称之为“磕头外交”。
英法等国对这种观念并不认同，以英法为首的各国驻华使节拒绝磕头，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使“天下一统”的观念破产。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1859年初，新任英法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奉命进京换约，以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接到他们坚持北上换约的报告后，命令直隶总督恒福照会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岸，经天津去北京，并且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英法驻华公使拒绝接受清政府从北塘登岸的建议，坚持从大沽口进京换约。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带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
大沽口受挫后，英法两国政府随即增派援兵来华，进一步扩大战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8月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8月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口和天津。
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亲递国书之争
接着，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在北京通州进行，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代表团谈判。经过反复辩论，载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团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拒绝公使驻京，是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在北京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
满清政府在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当咸丰帝接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做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
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惯例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在当时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政府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
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地宣布为“剿夷”、“讨逆”。
圆明园遭遇四劫方成废墟 文物为何难回归
火烧圆明园是谁烧的(四)导读：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火烧圆明园后，圆明园四十景仍剩下超过13处的景观，山形水系也并未破坏。此后100多年，遭难的圆明园是如何历经火、木、石、土“四劫”，而彻底变为一片废墟的呢?
圆明园到底流失多少文物?
“圆明园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没有精确的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圆明园研究专家王道成说。他说，根据档案记载，清漪园(颐和园旧称)留有详细的“陈设清册”，详细记载了勤政殿(现仁寿殿)、佛香阁等不同建筑的各种摆设，精确到了每一层楼、甚至每一张桌子，但圆明园的陈设清册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是在战火中毁掉了，因而失去了精确排查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依据。今天，我们对圆明园文物的盘点主要来源于众多文物专家的研究。
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曾在《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一书中提到：1973年5月，史树青随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赴法。前往巴黎东南70公里的枫丹白露的一座行宫参观，法国人称为枫丹古堡。1863年，拿破仑三世在此另建中国馆，这里收藏着法国侵略军当年从圆明园劫去的大量珍贵文物。
中国馆门前有俩石狮，馆中收藏文物一千余件，展出了320件，全部是1860年从圆明园劫夺去的。中国馆室内金漆桌案及多宝格上，陈设有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重要瓷器有宣德青花莲花大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五彩和粉彩瓶、罐、花盆等)，明景泰蓝熏炉(宫熏)、尊、觚、吊灯，各种玉雕，各种如意、盔甲和丝绣等物，尚有成对大象牙、成对大犀角。
此外，尚有翡翠、玛瑙、珊瑚、水晶、文竹、黄杨木、象牙器、雕漆等工艺品。宫廷肩舆(辇)一抬，据说，此肩舆被劫运法国后，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曾乘坐过。
1890年(光绪十六年)，薛福成出使法国，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中国室见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1904年(光绪三十年)，康有为游巴黎，在奇规昧博物馆曾见过中国内府珍物及玉玺等，并认为是圆明园文物。
部分圆明园回购文物
●一只圆明园银铸兽面门环：
由我国已故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秦公先生牵线，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购入成为该馆的馆藏之物。
●一对乾隆银铺首(银铸兽面活门环)：
于2003年在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被国内买家购得，此物原为圆明园长春园玉玲珑馆陶嘉书屋之物。
●乾隆粉彩六方套瓶：
由北京文物公司斥巨资从香港拍卖会购回后捐赠给首都博物馆，现在首都博物馆馆藏之物。
●四件兽首：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由保利艺术博物馆购回。
圆明园兽首铜像
●霁蓝描金瓜棱粉彩花卉大瓶：
曾在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中亮相，该拍品是圆明园陈设之物，其尺寸之巨在乾隆一朝同类品种实属罕见。
部分圆明园流失国宝
●《女史箴图》
此画由东晋顾恺之根据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一文所绘，宣扬宫廷妇女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全卷共12段，现存9段，每段后有“箴”文。《女史箴图》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上珍品。进入清代后，更成为宫中秘藏。圆明园成为继紫禁城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后，《女史箴图》珍藏于此。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女史箴图》先被英军盗运回国，后经多次转手，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
女史箴图
●《四十景图》
“圆明园四十景”包括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方壶胜境、蓬岛瑶台等。四十景图由当时最知名的宫廷画师唐岱、沈源等历经十一年绘制而成。由乾隆御笔题诗，工部尚书汪由敦书写，盖有“圆明园宝”等99颗图章。绘工精美，书法飘逸。“这套四十景图采用西式笔法，完整真实地反映了圆明园的四十景面貌。”王道成评价说。1860年，这套彩绘图被盗运回法国，现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