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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
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
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一) 1974年，3月23日杨全义，杨志发，杨彦信打井．3月29日发现．7月15日袁仲一为队长，程学华为副队长的考古队赴现场考察。发现者都是当地农民！
1995年，陕西省临潼县博物馆正式承认杨彦信、杨志发、杨全义和杨新满4人是“秦俑发现人”。1995年5月，陕西省临潼县文化馆馆长赵康民给杨志发、杨全义、杨新满3个人补发了“发现人”证书，因为证书颁发当时杨彦信已经离世了。
于是，在1995年，杨志发来到了秦兵马俑博物馆旅游服务公司开办的友谊商店，被张建军总经理聘请在店内“坐堂”，在兵马俑二号坑签名售书；杨新满在秦兵马俑一号坑“专职”为游客签名售书；而杨培彦则在秦兵马俑三号坑签名售书；此外，杨全义也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加入了以秦俑发现者名义进行签名售书的行列。坐堂签名售书，算是稍稍改变了当年发现秦始皇兵马俑残体碎片、随后被迫搬迁的这些村民的生活境况，也让国人乃至世人能有机会亲眼看看当初这些发现者的模样。
现在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一眼就能看见墙外有个小村子——西杨村，村里人差不多都姓杨。１９７４年，临潼区（临潼因发现兵马俑已改为西安市的一个区）闹旱灾，西杨村民杨志发和几个杨姓村民一道替生产队打井灌溉农田，杨志发在井下挖土，其他人在井上提土。杨志发一镢头挖下去，挖到了一个硬东西上。土块落地，井壁露出一个黑东西，再挖，挖出了一个像真人一般高低大小的“黑瓦人”。井上几个人看到运上来的一个残俑头，认为是不吉祥的预兆（据说，以前也有村民挖出过残俑，都是偷偷地把泥坑填埋原状，再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都撒腿溜了。杨志发就将俑头和陶片装了两个架子车，拉到县里，交给县文化馆。馆长看过之后，判断是个文物，立即收下并给了30元钱奖励。３０元钱在七十年代对于当时贫穷的杨志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财。因为是替生产队干活，回村后，老实厚道的杨志发就把这笔钱上缴给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作出裁决。奖励每位村民４个工分，当年该村每个工分值０．１８元，杨志发得到了０．７２元的奖励。当年７月１７日，陕西省组织秦始皇陵秦俑考古队进入该地区开始勘察和展开清理工作，１９７５年８月国务院决定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看着事情越弄越大，村里的土地也不让种了，村里有些人埋怨老杨把祖上先人才卖了30元。闲话嫉妒之声四起，老杨在村里住不下去了，就搬到不远的骊山脚下的一个破旧房屋安身度日
1978年，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来到古都西安，他是参观兵马俑的外国第一要人。行前提出要见见秦俑发现人，县里领导赶紧上山把离家3三年多的老杨找回来，一番洗漱装备（好在本地华清池的温泉是现成的，老杨和杨贵妃又是本家，）就上了阵。目睹成百上千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希拉克震惊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这一评价被国际媒体广为引用，对中国兵马俑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拉克建议要重奖发现者。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最早时门票3毛钱，一天不到200人参观，其中60%是外宾。
1998年，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参观兵马俑时也提出要会见发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据说克林顿当场要求杨志发为他签名留念。因杨没读过书，不会写字，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在签名本上划了三个小圆圈。至今当地人说中国最会画圈的有两个人，一个画在了特区，一个画在了西杨村。事后，陕西省省长程安东指示专门安排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写自己的姓名。经过几个月的苦练，如今杨志发的签名已经龙飞凤舞，颇有点书法家的笔韵了，杨志发一举成名了，那几个当年和他一道挖井的西杨村村民不干了，一纸诉状将杨志发告上法庭：要求承认他们是兵马俑的第一发现者。县文化馆馆长也说自己才是真正认定秦俑价值第一发现者，官司从西安市打到陕西省再打到京城的最高人民法院，期间各大媒体纷纷推波助澜，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最后高院说他们都是“兵马俑的发现者”，至于谁是第一就没有再明确了。其实，官司打到这个地步，谁是第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可以打出“兵马俑发现者”的牌子扬点名声、赚点银子。当地至今流传着当年县里管宣传的秀才写给老杨的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全靠秦始皇，横批：谢谢老杨。
兵马俑三十多年：奇迹制造了更多未解之谜
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二) 
兵马俑奇迹制造的未解之谜 1979年10月，位于西安市区42公里处的秦始皇
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前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访华，他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 30年前，兵马俑博物馆还是一片田地，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秦俑的陶片，从此，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奇迹制造了更多未解之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的奇法？刚刚退休不久的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口吻说—— “我也作过一些思考，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兵马俑1、2、3号坑出土的达到8000多件，仅1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8000多件，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绍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个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所以，希拉克提出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在兵马俑发现之前，一般的中国通史书上都没有把秦作为一个单独朝代来介绍，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所以，专家都把秦和汉归在一起，统称秦汉史。甚至在学术界从来没有一本关于秦代的专著出版。兵马俑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张文立教授介绍说：“兵马俑的发现，加上它的名牌效应，引起了国内历史学界和文化学者对秦代历史重新注意。过去的中国通史秦代只占很少的一点，有的学者写秦汉史，秦代只占一章，秦代历史没有专著，兵马俑出来以后，学者们重新注意了秦代历史。现在秦代历史已经出版了两本专著了。一本是我们编的《秦帝国史》，另一本是林剑明先生写的《秦史稿》。在关于秦始皇的重新评价问题上，我们写了一本《秦始皇评传》。” 在研究秦代的历史方面，兵马俑的发现使它突飞猛进，比如对古代军阵的研究，在军事史上有很多参考价值。关于古代军阵的记载，古书上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可具体阵型怎么排列，史书上缺乏具体描述，兵马俑发现以后，提供了很生动的具体例子。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出更多的问题，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这些谜团涉及到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袁馆长说：“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可以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他们的模拟实验我看过，但是古代是不是就这样做的？不清楚。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这个样品我看到了，也不错。但古代是不是这样搞的，也很难说。”袁馆长说。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袁馆长还介绍：“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的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还没有搞清楚。 假如从人类学角度看兵马俑 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赵宇共先生是研究人类学的专家，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了两本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小说《走婚》和《炎黄》。他认为，应该通过考古和史学研究把历史还原出来，让人们更具体地了解这段历史。他说：“我们挖出兵马俑，都特别兴奋，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过去的辉煌，民族文明的伟大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第一，如果我是一个秦代的百姓，我愿意活在秦始皇这种制度之下么？我肯定不想。第二，我们总是从今天的角度和关系想得很多，没有把历史上的遗物还原到历史状态中，去理解它对当时的人、它对整个秦朝体制甚至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70万的劳工，那么为这个劳工服务的又是一个多大的后勤系统？秦代经过多年的战乱，刚刚建立起国家，百废待兴，那么这个帝王就是为了他死后的住宅动用了倾国之力，这样的一种做法，对秦朝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显的——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种灾难。
长城还可以保护农耕文明，陵墓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很少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学者不从这个角度来谈？” 赵宇共一直研究上古文化，谈到半坡文化，他说：“比如半坡遗址的研究，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报告也就是石斧、墓葬以及多大的尺寸，始终没有把它还原到历史之中，当时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很少提及。我们研究历史绝不应该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我们是想能够理解我们的前人是怎么走过的这条道路，他们有哪些教训，他们有哪些智慧、经验、财富，他们有哪些教训和问题没有克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国际上为什么对
玛雅人的消亡感兴趣？就因为那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模式下才导致了这场灾难？我觉得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重大的人类文明，中国学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去看它在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兵马俑是怎么产生的，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赵宇共认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在学科设置上不太科学造成了研究上一直没有更新的突破，30年来对兵马俑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结果。“中国学者对兵马俑的研究，分析得多，综合得少，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具体一个问题，一把剑，它的工艺，一个泥俑塑制的过程，这些完全应该研究，也必须很细地研究，我们在细的研究过程中，到了一定程度应该反过来从整体把握，把它整合。我们对兵马俑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因为任何一个东西的形成都不是简单的。这就涉及到国家在学科设置上不太重视多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只见物不见人。我一直不明白，做这么大规模的陶俑，为了代替人殉？还是为了显示秦朝的武力强盛？还是觉得六国的不安全，起到震慑作用？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少。我觉得这可能跟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有关系，他们就不想这些问题。另外，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博物馆，发现一个新文物，在自己没有搞出结果之前是不许别人接触的，做出来是自己的成果。像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应该有更多学科来介入，可能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大的帮助。兵马俑学界开会往往是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互相之间都不太交流，更别说跟别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了。”■ 秦俑发现，农民发财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临潼参观兵马俑博物馆时，专门到与博物馆有一墙之隔的下河村一趟，与那里的农民进行交流。 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如今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 而30年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个，当时外地姑娘都不嫁到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这里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了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 张文立教授说：“兵马俑的发现对临潼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一，我们除了给国家交钱外，也给临潼地区交钱。第二，当地农民都在外面做生意，卖旅游纪念品，挣了很多钱。1980年我刚来时候，外面什么都没有，后来有一个农民，逛了一次乾陵，看到有卖背心(T恤衫)的，他拿回来卖了80块。那时候的80块钱可不得了。那时候我没地方住，就住在村里，大家听说一件背心卖了80块，都很惊奇，我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75块。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干这个事情。现在临潼有个纪念品公司，自己搞一些仿制的纪念品，很多农民确实靠它富起来了。” 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而杨志发被确定为发现者，《三联生活周刊》1994年在正式出刊前的试刊号曾起过很大作用，这一期老人曾成为封面人物，由此增加了传播力。 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前段时间陕西的媒体曾有过不少报道，这主要是杨新满等几位农民上书要求给一个名分，使这个话题又被提了出来。 那么，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袁馆长回忆，当时西杨村打井，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的时候就有杨新满。关于发现陶俑的问题，袁馆长说：“在此之前，农民三十多次看到了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发现之后还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我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张文立教授说：“关于发现文物的奖励问题，《文物法》上规定得非常清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严加保护，给与物质或精神奖励。对他们来说，是看见文物了，但是既没有保护也没有上报，所以不应该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比如说前段时间陕西眉县农民发现二十多件西周青铜器，当时这几个农民决定，土不挖了，及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而且5个人连夜在这里守着，跟村里什么人都没说，最后国家奖励这5个人十多万元。” 全国每年发现的文物有很多，有些是考古工作者在挖掘时发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的，但是没有人提出发现权的要求，国家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当这几个农民提出这个要求时，有关方面的答复并不让他们满意。据袁馆长介绍，最多的时候，在兵马俑博物馆里外有四五个人在签字售书，而且都说自己是发现人。 实际上，人们比较认可的是杨志发，当记者见到这位当年发现者时，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没想到被他断然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说了一个字：“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是其他农民在最近为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不快。毕竟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把他请到日本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他对上面是否给他发现人的名分已经无所谓。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变得有些不安。 记者随后又找到杨新满，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个，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 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张教授说：“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与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袁馆长说：“我们只能说，是农民打井时集体发现的，而且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30年中的一次学术争论 1984年，一位叫陈景元的人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
文章，对兵马俑的属主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兵马俑的属主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这实际上把兵马俑的时间推前了近100年。后来，从俑坑里发现了吕不韦戈之后，这次学术争论才得以平息。谈到这次学术争论，张文立教授回忆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央认可的，叶剑英题的名字，所以比较慎重，他的文章没人敢给他发。他的证据是宣太后的墓就在这附近；第二是秦俑的头发扎起来，是楚人的风俗，宣太后是楚国人。第三是秦昭王55年亡，宣太后执政四十多年，宣太后是有名的女王。” 后来，陈景元找到张文立，说于光远、胡乔木都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胡乔木批示可以算作一家之言发表。“后来我们那次研讨会写了一个纪要，陈景元说写得不留余地。他现在还在弄。”据张教授介绍，目前陈景元正在写一本书，全面阐述他的观点，这本书有60万字。“秦俑坑里面有吕不韦的名字，吕不韦比宣太后晚多了，他说他能解决，我不知道他怎么解决。”张教授说。■ “发现人”之利 由于“发现人”签名售书已经成了兵马俑旅游点的一道景观，但也常常因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在采访杨新满的时候，由于签名问题，导致游客与玉器店的服务员争执起来，引起众人围观，这非常影响西安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兵马俑博物馆，一些“野导”(即没有经过培训考核和颁发上岗证的导游)利用种种欺骗和暗示手段让游客去买杨志发签名的书。在博物馆内，记者尾随一个旅行团的后面，听到导游如此介绍：“这里就是当年农民打井发现兵马俑的地方，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现在只剩下杨志发一个人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是咱们馆的名誉馆长，(当记者与袁馆长对证时，袁馆长说：“名誉馆长只有我一个人。”)享受馆长的待遇。杨先生平时特别忙，要参加学术活动和接见外宾，偶尔到馆里签签名，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其实杨志发差不多天天都在)，我们一会到后面看看。”“野导”之后删繁就简，没一会儿就把游客带到了杨志发签名的地方，一进来就惊呼：“你们今天真幸运，他在这里。”之后“野导”介绍，杨志发面前摆的关于兵马俑的画册只印了3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实际上，这本没有标出定价的画册在西安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而且每个地方定价都不一样。 其实，杨志发作为兵马俑的发现人之一，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馆里签名售书。但是经过“野导”的蛊惑，这里面便多了一些欺骗的成分(每卖出一本书，导游也有回扣)，这对杨志发本人的声誉也有负面的影响，更别说西安的形象了。
兵马俑未解之谜 为什么会有兵马俑的存在？
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三) 众所周知，西安秦陵兵马俑是世界上奇观之一，对于兵马俑的出现，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死后为什么会在自己的皇陵内建造兵马俑呢，对于这一观点众所纷纭，一时难以定论。
秦陵兵马俑
我们知道，在公元259年，秦始皇出生，他13岁继承王位，22岁亲政，亲政后的秦始皇展露出帝王的一面，仅仅用17年的时间便一统了天下。对于这样一位前所未有的皇帝，世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而笔者认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功不可没，他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混乱不堪的局面，带领秦朝开创了新的局面。不过今天笔者并不和大家讨论秦始皇的功过孰大孰小，而是和大家探讨为什么秦始皇陵里会出现兵马俑，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秦始皇陵中兵马俑的存在的。
如今，秦始皇的陵墓位于距西安市30多公里处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未雨绸缪，秦始皇刚刚即位就已经开始修建自己修园，墓地规划设计由当时的丞相李斯负责，整个陵园修建整整耗费38年，这在历史上可以说秦陵是建造时间最久的陵墓，如果不是始皇病逝，估计它的时间将会更长.
秦始皇陵的修建单动用了劳役70余万，这一数据证明了秦始皇对自己黄陵的重视程度。修陵所用的土，都是从陵园以南2000多米以外的三刘村采石场运回，石料大部分是取自渭河北部的仲山、峻峨山。这一切都是靠人力完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如果秦始皇陵的建造艰难让世人惊叹，开创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的先河。那么重点要提及的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里宏达的兵马俑了。1974年3月，陵东西杨村的村民在抗旱打井时发现了皇陵中的兵马俑坑，考古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发掘才使得这些2000多年前的宝藏重见天日。
对于兵马俑存在如今又两种说法，一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希望自己能够统治千秋万代，于是广求长生不老之方。然而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药，无奈之下，秦始皇只好决定将这无上的权力带到阴间去，即使死后也要成为一个无人能及的皇帝。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流行殉葬，等级越高的人殉葬的物品和人员也越高贵。然而丞相李斯心地善良，提出了人俑陪葬的想法，始皇觉得这个主意可行，采纳了，于是有了现在的兵马俑。
对于建造兵马俑的真正目的我们如今我们无法确认，因为现代人根本不知道当时秦始皇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统一天下的皇帝，建造兵马俑体现了其霸业的卓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怪异的发型暗示着什么？
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四) 束习惯大相径庭。通过对比历史文献和考古记录，梳“歪髻”的兵马俑与我国南方的楚文化有着微妙的联系，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之母芈氏(秦宣太后)恰恰是楚人，兵马俑可能是后者主政时期的产物。
“歪髻”武士不似汉人
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古人对头部的各种装束，历来都给予高度重视。就秦人的衣冠服色而言，从来都是崇尚俭朴、反对奢华的。在《荀子·强国》中，有“应侯问孙卿，入秦何见?孙卿曰：……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的记载。参照这种说法，秦俑头顶一侧，梳起一个歪髻，确是一种典型的奇装。
歪髻的形象，往往是和丑角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西南省份，有的面具艺人，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歪嘴咧牙、五官失调”的样子。虽然不能说梳“歪髻”的人群本身真的属于“丑类”，但它至少能反映出他们与汉人之间，确实存在某些风俗习惯上的重大差异。不管怎么讲，“歪髻”这种奇特的发型，在几千年来整个汉文化的发展演变史上，是找不到多少痕迹的。
经过努力探索，在这个谜团上有了新的发现。研究者在《皇清职贡图》一书上，找到了“土人结髻于右，汉种结髻于中”的明确记载。土人，是指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一部分被称为“土著”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头顶偏于一侧的“歪髻”的真正源头，应该是汉民族之外的“土人”或者与“土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群。换句话说，如果要找秦俑“歪髻”的根，就要从“土人”或者与“土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群中去找。
有了“土人”这个大方向，我们就可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寻获有关“歪髻”的线索了。不久，人们就从《贵州通志·卷七》中，找到了镇远等地的苗民中，有梳“偏髻”的记载，在吴家萃的《苗族服饰》一书中，关于贵州的“歪梳苗”人，就有各种“歪髻”的文字和图形资料。看来“歪髻”的发源地，就是在这里了。
秦宣太后的神秘角色
1984年7月出版的《楚文化考古大事记》一书中，有“湖北江陵马厂一号楚墓中，发现墓主人梳有偏髻”的材料。材料中交代：“该墓的墓主人……头发乌黑，梳有偏髻，仰身直肢葬，手脚用锦带捆缚。”这里的“偏髻”和“歪髻”意思是相同的。此外，在湖南罗子国芈姓楚人的墓葬中，也发现梳有“偏髻”的陶俑头像。
通过查阅记录，可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曾出土梳着偏髻、束冠、身着长袍、腰系宽带的陶俑。在山西省长治市，也曾出土一件陶舞俑，其头顶左上方梳着“偏髻”。在陕西省铜川市出土的另一尊泥俑，头上亦梳着“偏髻”。由此可见，这些“土人”特有的“歪髻、偏髻”，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苗人推向楚人，由楚人推向楚地，由楚地推向四方。
果然，“歪髻、偏髻”在秦都咸阳露面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个男性玉人，头顶梳的就是“偏髻”。另外，出土于阿房宫遗址内，现由西安市文物局收藏的一批男性玉人，头上也梳着“偏髻”，与其一起出土的还有各种王家礼器。从阿房宫“北司”遗址发现有“芈”字的铭文看，头顶梳有“歪髻、偏髻”，和楚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楚地少数民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其中的芈姓家族，一直是楚人的构成核心。秦惠文王的爱妃芈氏恰恰是楚人，也是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的生母。《汉书》记载，阿房宫由秦惠文王修建，未成而亡;随后，芈氏(秦宣太后)执掌朝政达41年之久。如上所述，大量王室玉器和楚苗式样“歪髻、偏髻”玉人的出土，都暗指阿房宫工程是由她主导续建的。同样，有着“歪髻、偏髻”的秦俑坑，也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千古帝王：怀抱雄心壮志的秦始皇
兵马俑发现者杨志发(五) 千古第一人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是必然的。但由嬴政来完成，却是一个偶然。
千古第一人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是必然的。但由嬴政来完成，却是一个偶然。既然统一了，国家元首就不是区区小王了，叫什么好呢?大臣们说，叫“泰皇”吧。他欣然接受“皇”字，又觉得不过瘾，加上一个“帝”字。很简单，自己的功劳已经超越了古代的三皇五帝。他是始皇帝，子孙后代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万世皇帝。
后来的中国帝王们，谁也不好意思像他一样，从一到万排序号，“万世”的梦想，只敢在心里惦记着。虽然嬴政不争气的儿子很快就败了家，亡了国，把嬴政的自信变成一个笑话，但历代皇帝们还是承认：想要统一中国，非得有这种既天真、又骄傲的自信不可。
秦始皇并没有生在秦国。公元前259年的正月，他出生在赵国的都城邯郸，所以他姓赵，叫赵政。此时，他老爸是秦国交换到赵国的人质，他的老妈是赵国本地富商的女儿。在战国时代，赵政的老爸这就算出了国，还娶了当地土着，生下了第二代移民。
但对于他们的祖国秦国来说，人质，是国王的弃子。只有最不喜欢的儿子，才会扔去国外当人质。身为人质的孩子，赵政的前途还能有什么指望?和别的王公贵族的孩子相比，他的童年简直黯淡无光。没有锦衣玉食，没有成群的奴仆来伺候，更没有人从小就教导他治国的本事。最倒霉的是，他的曾祖父秦昭王一点也不怜惜他们的处境，频频攻打赵国。只要秦赵交战，赵政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在秦军发动旷日持久的“邯郸之围”期间，赵国一怒之下，要杀掉赵政的老爸。于是，他抛下赵政母子，仓皇逃回秦国。
兵马俑发现者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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