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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大图红军时期老照片 [图文]二战苏军在德国到处强奸妇女

2020-01-20|情感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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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大图红军时期老照片

[图文]二战苏军在德国到处强奸妇女

高清大图红军时期老照片(一)

[图文]二战苏军在德国到处强奸妇女

　　这张享誉世界的照片其实是摆拍，正因为三名红军士兵手上戴着的“赃物”而穿帮

　　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但是，正视历史的人也无法回避苏军士兵的另一种表现：酗酒闹事、抢劫平民、强奸妇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关进驻东北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后，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处理平民大量投诉的苏军抢劫事件，以至于我军必须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严肃纪律”的要求。同年12月，刚刚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在遭遇苏军士兵的抢劫时竟然被对方开枪打死。巴顿将军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苏军：“具有严格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

　　苏军的战场纪律是极为严格的。在两军交战时，军方对违令撤退者一律用机枪直接扫射。但是在作战行动之外，苏军的军纪却是时紧时松。对于一支整体文化素养较差的军队，纪律约束的稍许松弛极易导致大面积的恣意胡为，当这支军队面对敌对国平民的时侯尤其如此。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了苏军摧残德国平民的行为：文化和道德水准低下的兵痞行径，对德军在苏联犯下罪行的复仇心理，军队指挥员对士兵越轨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其中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没有高层的纵容，这支处于严厉管控之下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在进入敌国后混乱到这种程度。在柏林休战时还是个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诉我，俄国人真正开始变得规矩起来是在停战三个月以后。历史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德国军队全面放下武器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苏军各部队中偶尔有约束士兵放纵行为的指令下达，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肃军纪却是始于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在8月3日下达的整肃军规命令。这道命令指出：“这些行为（注：意指抢掠、人身暴力和“可耻事件”）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由此可见，捍卫荣誉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帅下决心治理军纪的两大原因。但是这两点在此前就不重要吗？难道苏军高层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们都对德国平民做了些什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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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大图红军时期老照片(二)

　　一、“AB团”的由来和解体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团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军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络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了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反革命团体-“AB团”。“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是1927年4月2日国共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南昌人民举行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从此“AB团”彻底解体。

　　“AB团”作为一个组织的寿命是短暂的。据段锡朋说，“四二”暴动使“AB团”分子纷纷逃到京沪，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到，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而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AB团”另一头目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也说AB团“寿命仅三月”。AB团“无形解散”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反AB团的三年之前。如果说段、程均是AB团头目，他们的话不可全信，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肖克将军完全相同的证言来看这个问题。肖将军说，他曾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一九三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二、苏区反“AB团”

　　中央苏区错误的肃反斗争起源於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并轻率决定杀人。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至“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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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九

　　三、“富田事变”的经过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政治保卫局(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