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列宁遇刺和逝世病成未解之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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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毒死了列宁【篇一】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列宁遇刺和逝世病成未解之谜 图列宁遇刺和逝世的真正病因至今还是不解之谜，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性的又有现实性的。
列宁于1918年8月30日遭莫斯科郊外一工厂遇刺。苏联著名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描述了这一情形。然而，苏联官方和影片中指称的刺杀列宁的女凶手卡普兰视力极差，近乎盲人，她为凶手颇受质疑。而列宁遇刺清醒后问的一句话“他抓到了没有”，在俄语中使用的是男他。关于列宁遇刺经过即使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权威部门和“知情者”也有着相互矛盾的说法。“一阵枪响说”——列宁向工人演讲后，准备登上汽车离开，这时一阵枪响，列宁倒地，人们按住了一个女人。无声倒地说——现场无人听到枪响，只见列宁倒地，人们迅速围上他，将他扶起。一人跑到一个手持雨伞的女人旁质问他为何想列宁同志开枪。而无论哪种说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凶手是被人指认的，没有直接物证，而且这种刺杀政权领袖的大案，仅凭指认和口供的确认的凶手在3天后就被草草结案处决，且尸体被匆匆火化。
斯大林当政时拍摄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将布哈林说成刺杀列宁的罪人——故意向列宁的贴身警卫瓦西里指错列宁趋向，致使列宁遇刺时瓦西里不在身边。然而，苏共解密的记载恰恰相反，当时苏联契卡彼得堡负责人乌里茨基被刺杀，安全形势不佳，布哈林劝阻列宁取消外出活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内二号人物斯维尔德洛夫反唇相讥——难道我们被吓倒了，躲起来不成?激起列宁逆反，铤而走险，结果遇刺。又有一种说法，即列宁遇刺时，除斯维尔德洛夫外，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在列宁遇刺后大权独揽，斯大林在察里津，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在彼得堡。5个月后，及待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回到莫斯科，见到列宁后，斯维尔德洛夫暴亡，官方的说法是他死于流感，而他当年35岁，身体强壮。有关斯维尔德洛夫是列宁遇刺幕后指使者的说法证据颇多，斯维尔德洛夫与捷尔任斯基关系诡秘。而今天俄罗斯官方仍然让列宁遇刺成为谜案。原因是普京当政。
尽管普京对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时的劣迹予以强烈批判，然而，普京毕竟是克格勃出身，克格勃的前身正是契卡，即肃反委员会。无论列宁遇刺究竟是何真相，在调查和处理这一事件中，契卡有着严重过失——没有直接证据驳斥厘清有关卡普兰用以行刺列宁的手枪与现场子弹型号不符，枪响次数与现场弹壳数不符的说法;不能解释卡普兰的口供与其被指称的她的社会民主党人背景矛盾的说法;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处死卡普兰?契卡为何不深入调查，草草结案?契卡在当时的苏联党内斗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一旦将列宁遇刺真相解密，契卡会不会证据确凿地有杀死列宁政变夺权之说?而这将严重损毁契卡及克格勃是维护苏联政权的国家机器的传统形象，它将以图谋政变，被斯大林制服降服后听命于斯大林的形象出现，使普京的形象受到牵连。普京是总统总理轮换做的政治强人，从无论从情感还是后续效应上说，他都要维护克格勃的形象，把斯大林时期契卡的肃反杀人责任推给斯大林可以，说契卡卷入党内高层复杂激烈的权力斗争，参与行刺列宁继而夺权，被斯大林或他人粉碎，契卡倒向斯大林万万不能。所以，列宁遇刺以案至今还是谜案。也许永远是疑案——一些证据被毁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享年54岁，在“文革”中被尊奉的四大外国革命导师中寿命最短，而相貌却不显年轻。苏联官方及正史的说法是列宁因脑溢血病逝，且生前曾三次中风，患有严重脑动脉硬化症，到晚年已经偏瘫失语，而1918年的遇刺使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然而，稍具医学常识的人只要略微分析，就会对此提出一系列质疑——没有血压高和糖尿病的记载，没有烟酒嗜好，50出头的人为何脑动脉硬化超常严重?这和遇刺的外伤有何必然联系?既然有了第一次中风，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为何不做认真治疗护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还让他接连再有两次中风?为何接连中风却不说明血压情况?果真这样，医护人员难道不失职吗?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关于列宁的死因令人不能坚信苏联的传统说法。列宁的用药有治疗梅毒的，联想列宁尸检，28个医生只有七八位肯签字，而列宁的重要血液检测报告失踪，以及以色列医学家根据列宁病情推断，列宁患有神经梅毒和神经梅毒后期可导致脑梗死，偏瘫失语等症状，可以说列宁高度疑似死于神经梅毒。而近年又爆出一些列宁死于中毒，幕后凶手乃斯大林的说法和证据，种种迹象表明，列宁的真实死因绝非脑溢血那么简单。面对种种揣测，俄罗斯官方至今未予正式澄清，也为公开一些相关证据资料。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不乏普京的影响。
普京脱胎于苏联克格勃，他又首先是民族主义者，无论梅毒说还是毒杀说，都严重损害苏联克格勃的形象。梅毒说和毒杀说都不能没有苏联特务系统的干预——对医生收买、利诱、威胁，封口，伪造篡改病历，销毁证据，直至灭口，动用宣传工具，编造历史等等，而这些一旦公之于众，不能不使人联想和质疑克格勃出身的普京迅速蹿升于政坛的手段及合法性。解密列宁死因只能满足西方政客和学界一些人的心理需求，却威胁到自己的政权和历史，继续将列宁死亡真相湮没，将其留给书生们争论是上策，因而列宁究竟死于何种原因，至今并且在今后仍将是谜。
【篇二】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解开列宁遗体保存不腐之谜 历经了几十年依然保存完好
【篇三】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俄罗斯全俄肃反委员会 一个党员干部干掉的机关导读：回顾克格勃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是克格勃精神在21世纪的继承和延续……从昔日的内外安全二合一到现在的对内对外职能分离，俄罗斯间谍机构走过的是一条从权力膨胀到消解的不平常之路。查普曼等俄罗斯间谍的被捕把现代版克格勃——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推至风口浪尖。通常意义上说，这些在纽约被逮捕的间谍被看做是“探子”特工，意思是说其秘密活动并不受外交保护。与普京、梅德韦杰夫低调处理此事相比，俄罗斯民众却热情高涨，极力声援这些被捕的“探子”特工。
在前苏联间谍圈子的传统里，很少有人能比“探子”特工赢得更多的尊敬。在人们眼中，他们拥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智能和宇航员的坚韧……即便在今天，SVR官方网站上仍将苏联时代的“探子”特工按照名字第一个字母的排序，挨个列出，视为国家英雄，接受人们瞻仰。而秘密特工斯季尔利茨渗入纳粹头子希特勒核心集团的传奇故事，更是搬上了电视荧屏，深入民心。连普京也说，斯季尔利茨的形象帮助塑造了整个一代的苏联青年。苏联解体时，曾经横行俄罗斯的克格勃被大卸八块，其往日的跋扈被一并收敛。《纽约时报》认为，这次美国抓捕俄罗斯特工事件足以证明：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探子”特工网络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甚至可能还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他们的任务也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完成。回顾克格勃走过的74年历史以及现在的SVR，从昔日的内外安全二合一到现在的对内对外职能分离，俄罗斯间谍机构走过的是一条从权力膨胀到消解的不平常之路。
被推倒的塑像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一个半月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将其肩负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
当人权被秩序所侵犯时，人们开始指责“契卡”，但列宁不为所动。就像他对“契卡”的评价一样：“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比什么都重要。”“契卡”诞生于布尔什维克立足未稳的特殊历史时期，直接诞生于列宁对秩序的坚持，这或许已经奠定了克格勃的历史底色。“契卡”沿着列宁划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并迎来斯大林、亚戈达和贝利亚，而其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则被丢到了一边。在“大清洗”中，没有法庭，没有侦查和预审，克格勃完全沦为了个人独裁的工具。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审判前写下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当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时，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严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对内严酷，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
1991年8月19日，已于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这个情报帝国第一次站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发动政变企图挽救苏联。这是一次不成功便成仁的行动，如果失败，克格勃将万劫不复，末代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十分清楚这一点。也许他到死都在后悔，他们的“阿尔法”部队无法从克格勃接到明确指令，最终失去逮捕叶利钦的机会。如果总部在“阿尔法”的数次询问中哪怕给出一次明确指示，历史都将被改写。政变失败，克格勃只能愿赌服输。捷尔任斯基塑像被推倒，克格勃被迫取消了其内部的苏共组织，巴卡京开始主持改组克格勃工作。一位老克格勃闯进总部大楼，面对巴卡京喊道：“我是共产党员，到死也是!”巴卡京平静地回答道：“我只关心你的业务水平，你的信仰我不关心。”到了选择的时候，很多人都被迫做出了改变，这其中就包括普京。政变发生后，普京辞去了在克格勃中的职位。他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之境，无奈地看着自己为之奋斗了6年的情报机构被大卸八块。
【篇四】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图文]斯大林女儿移居美国被苏联剥夺公民权![[图文]斯大林女儿移居美国被苏联剥夺公民权](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13/080421122996761.jpg)
自1933年起，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第二十五模范学校读书，1941年转到古比雪夫读九年级，后来又回到莫斯科读完十年级。中学毕业后的1943年，她按照父亲的意思考入莫斯科大学现代史专业学习。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与父亲的矛盾和摩擦日益显露出来。
1944年春，斯维特兰娜18岁时便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莫罗佐夫（犹太人）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对这件婚事，斯大林并不高兴，只是勉强同意，让她“愿意怎样就怎样”，给他们安排了一套房子，却从未与莫罗佐夫见面，而且规定不许他到斯大林家里去。1947年春，她和莫罗佐夫的关系破裂。1949年春，斯维特兰娜23岁时又和原联共（布）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结婚，并住到丈夫家里，但这次婚姻仍然是失败的，在她生了一个女孩之后，双方于1952年离婚。随后，斯大林给她在莫斯科另外安排了一套房子，要求她“不能再使用公家的汽车和公家的别墅”，并给她一笔钱，要她“买辆车，自己开，但是要把司机证拿来给我看看”。
父亲去世，动荡政治让她无所适从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一场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风暴。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逐级传达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便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交给斯维特兰娜阅读。她仔细看完这个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米高扬十分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会理解的。”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斯维特兰娜的思想和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1957年9月把“斯大林娜”这个姓改成“阿里卢耶娃”，随了母亲的姓。她说：“我再也不能用斯大林这个姓了，它那铮铮的钢刀声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那颗心。”
在宗教洗礼的强烈影响之下，斯维特兰娜在1963年夏天写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当时并未出版）。这是她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写的，书中所说的“友人”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莫斯科化学教授。她强调这20封信所写的不是“历史回忆录”，而是“家庭记事”，也是她“本人的忏悔”。她自称“度过了37年愚蠢的、无意义的、双重性的生活”，希望自己“将一切都写出来之后，某种难以忍受的重担终于会从肩上卸下”。
多年间，斯维特兰娜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历史、俄罗斯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曾翻译出版了英国人的著作《慕尼黑密谋》、《人与进化》等。1963年10月，她在一次住院治疗时邂逅相识了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共党员勃拉哲士·辛格，并和他发生了恋爱关系。
1966年12月，苏联当局批准斯维特兰娜送丈夫辛格的骨灰去印度安葬，给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到印度后，她又获准延长探亲期限。在此期间，她到处联系，积极活动，力求脱离苏联。她曾向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请求长住印度，但未获允许。1967年3月6日，就在预定返回苏联的前夕，她突然乘坐出租车投奔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坚决要求移居美国。
苏联国内许多人指责她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而且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西方则通过对她的访问、报道、录音、照相、评论以及出版她的书籍等等，发动了一场反苏、反共的强大宣传攻势。1967年6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得不在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说：“阿里卢耶娃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她有病，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
斯维特兰娜移居美国之后，出版了两本书。1967年5月，她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是她1963年在苏联国内写成的一部手稿，1966年1月她和丈夫辛格一起偷偷让印度驻苏大使考尔带到印度，1967年她又把它带到美国正式出版。
1969年她又出版了《仅仅一年》一书。这是她与苏联恩断义绝的宣言书，是她到美国后在西方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书中所披露的苏联内幕以及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比起前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了西方反苏、反共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实。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69年12月19日决定剥夺她的苏联公民权。
1970年4月，斯维特兰娜和相识只有3个星期的美国建筑商人彼得斯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取名奥尔加。但彼得斯很快破产了，她不得不用一大笔钱替他还债。后来，她因不喜欢丈夫的生活方式，在孩子只有8个月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了他。1973年5月，双方正式离婚。
1978年11月，斯维特兰娜取得美国国籍，并登记为美国共和党的党员。她高兴地说：“以前我在这里是客人，不能参与政治，不能提出批评，现在我可以投票了。”接着，她采取和过去进一步决裂的步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兰娜·彼得斯。她说，她“不喜欢自己的过去，再也不想叫斯维特兰娜这个名字了”。然而，她承认来美国后生活坎坷不平，得到的是失望和误解，因此对美国又渐渐感到失望了。她说，过去“全然没有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是如此相似，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1982年8月，她带着11岁的小女儿奥尔加移居英国，自称“希望和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从政治上，也从地理位置上”，说此后“只想过清清静静的生活”，继续著书立说，“不希望与任何记者谈话”。
1984年9月，斯维特兰娜决定返回苏联，并向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递交了申请书。同年11月，她带着小女儿奥尔加回到苏联。
斯维特兰娜之所以又戏剧性地返回苏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十分想念留在苏联国内的儿女。1980年，她在美国时就说“为了在自由世界生活，我是作了一些牺牲的”，最大的牺牲是“失去了一双儿女”，和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相见了”，既不能通信，又打不通电话，连10岁孙儿的照片也没见过。1984年夏天，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又伤感地说：“想见见我的儿孙们。”第二，她对西方世界已感到“失望”。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承认，起初她“把自由世界理想化”，“沉醉在兴奋和满足之中”，但后来“就明白现实是怎么回事了”。她说，“刚到美国时，我有幸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抛头露面，被局限在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和俄国历史学家的圈子里。我……后来不再受人欢迎”，“处在一种虚情假意之中”。她得出一个颇有哲理性的结论：“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她还认为，“美国国务院在说谎方面绝不比克里姆林宫逊色”。同时，她也肯定苏联有好的方面。她说：“在苏联这个社会里，千百万人享受着免费教育，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也享受着公费医疗。”
斯维特兰娜声明，她今后打算隐居搞翻译。她说，“今后我打算过我一生中头40年经历过的那种平静的私人生活，因此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会见新闻界的代表们”，“这次见面后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打扰了”。
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呆了一些日子后，就来到她父亲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要求当地政府给她安排一套住房，表示要在这里定居。当时，她的居住地离斯大林的旧居和纪念馆不远。结果，斯大林纪念馆又多了她这么个重要的合作者，其中新建的一个展厅就是斯维特兰娜亲自设计和装饰的，那里展有150张照片，都是她移居西方时收集到的斯大林的生活照。在特制的展览柜中，她放上了斯大林的烟斗、拐杖、望远镜、军服、戒指、勋章等物品。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斯维特兰娜又离开了格鲁吉亚和苏联，返回美国，来到威斯康星州。原因是，她的小女儿奥尔加随同母亲来到苏联后，不能适应新的生活。例如，她上学时不愿穿苏联咖啡色的学生服，拒绝摘下脖子上佩戴的耶稣受难像，她不会说俄语，也不了解苏联的地理和历史。同时，奥尔加同她母亲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子女也不能相处。况且，奥尔加在18岁以后还可以要求返回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公民，这也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特别是，斯维特兰娜同前夫日丹诺夫所生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甘愿在远离莫斯科的偏远地区堪察加定居，她把当年母亲流亡西方的行为视为“叛国”，不但始终不肯原谅，而且拒绝相见，只愿有书信来往。
【篇五】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揭秘毛泽东临终六字惊天真相 其可信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文革中中央高层的很多情况，这三十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这之中，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中央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 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中央高层人事问题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篇六】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列宁因何向斯大林要毒药阅读: 465次 大小: 38KB(共9页)
列宁因何向斯大林要毒药
2010年12月24日 10:17:58 来源： 人民网
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作者：郑异凡
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 列宁与斯大林
1922年5月列宁中风，由于担心致残失语，无法继续工作，要求提供毒药，以备不时之需。列宁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秘书福季耶娃等人提出过索取毒药的要求，被直接要求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们都反对这样做，要求未被执行。
列宁卧病期间确实向斯大林要毒药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读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告诉他，重病中的列宁向他索取毒药，以备不时之需。
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格季耶（为列宁看病的医生）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那时我对托洛茨基记述的这一情节是怀疑的。因为列宁在去世之前还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
当时托洛茨基也对此表示怀疑，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列宁不可能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他已经不信任的人。他写道：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凉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
不过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令人不得不相信托洛茨基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个插曲。
“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请提供氰化钾”
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力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从1938年起在列宁博物馆工作。
在交谈中，福季耶娃主动谈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情。她说：那个时候我两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过。第一次是为毒药事。但此事不能写。第二次去是转交列宁关于民族的信。先谈毒药。这是在夏天（1922年）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
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毒药。”
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对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生病期间他往往为小事发脾气：例如电梯坏了。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
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
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滚吧！
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著名学者。
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
据《苏共中央通报》的资料，列宁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笔记本中记道：“12月22日晚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并口授如下：‘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不要忘记采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钾，作为一种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还补充说：‘这一札记不算日记。您理解吗？而我希望您能执行此事。’前面删节的话我已无法记起。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说得很轻。我再问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嘱咐绝密保存。” 斯大林绝密文件不是捏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
有确切记载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玛·伊里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的纪事。其中写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两个冬天弗·伊里奇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里奇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里奇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玛·伊·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弗·伊里奇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里奇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
弗·伊里奇那里确实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里奇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里奇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里奇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里奇身边。他告诉弗·伊里奇，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里奇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
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里奇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篇七】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列宁与红色恐怖 仇恨与复仇阅读: 1357次 大小: 0.1MB(共12页)
列宁与红色恐怖 仇恨与复仇
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 1917年12月，罢工在彼得格勒的印刷厂爆发，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 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 当有面包，有象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 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1]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所谓“流氓”（亦即罢工工人）：
“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的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视之下，必须为他们最 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犯罪。” [2]
在 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制定了对“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种惩罚措施：将其投入监牢；令他们去扫厕所；在他们刑满被释后发给“黄卡”，以便所有的 人都将其作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监视；从每十个闲人中抽出一个来当场枪决；可改正的则交保释放。这些措施中，最结棍的还是对闲人逢十毙一，而这种野蛮规 定居然也就收在《列宁全集》中，用以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 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 ”，“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审判，予以无情惩罚。”[3] 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耶诞节和新年前准备 好。[4]
1918年8月8日，列宁在党内通信中强调以大规模的恐怖“恢复革命秩序 ”：
“我们必须采取根本行动：大规模搜查，枪毙拥有武器的人，大量除去孟什维克和不可靠的人，撤换仓库的卫兵，代之以可靠的人。”[5]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6]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 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 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 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 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 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
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
你的，
列宁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7]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 [8]
本人的翻译水准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施虐狂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
早在纳粹出世之前，布党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而伊里奇乃是最热心的提倡者，并作了雄辩论证：
“将几十个或几百个煽动者（不管他们是罪犯还是无辜，是有意还是无意）投入监牢好些，还是损失几千名红军战士和工人好些？我绝对明确地认为，第一种更好。让我被指控为犯了死罪和践踏了自由吧——我承认有罪，但工人将因此获益。” [9]
所以，只要以工人阶级利益的名义，便可滥杀无辜。列宁生怕他的同志不明白这点，多次谆谆告诫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选举无关的无限暴力：
“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力量的权力。” [10]
“……苏维埃正是由这种专政（亦即一个不是基于法律而是直接建立在武装群众的力量上的权力）构成。” [11]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指明了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以及称为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权力，亦即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 [12]
“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无限权力。在内战中，任何胜利的权力只能是专政。” [13]
这 些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 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14] 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 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伊里奇的教导为同志们牢记在心，捷尓任斯基也力主抓捕人质：
“最有效的措施——根据你给出的名单，在资产阶级中抓捕人质以补偿资产阶级造成的损失……。逮捕所有的人质以及嫌疑人，并将其关押在集中营中。” [15]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 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 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16]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托 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 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 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 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 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17] 他把列宁提出的“十个闲人中挑出一个来枪毙”的惩罚措施用于管理军队，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 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样：
“ 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 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 量？” [18]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 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 来作了治疗。“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1918》提供的官方版本与真实经过也差不多。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 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 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 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 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 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19] 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20]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列宁伤势未愈便下令：“必须秘密和紧急地准备恐怖。”[21] 据此，1918年8月 31日，《真理报》庄严宣告：
“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22]
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报》（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 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 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 ，[23]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24]
9月3日, 捷尓任斯基在《消息报》上号召：
“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粉碎反革命妖魔！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任何携带枪支的人被抓到都将被就地枪决，任何胆敢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谣言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投入集中营！” [25]
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26]
这 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 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 [27]
布党当时贴出的传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
9月5日，苏俄政府三位高官联衔下令实行红色恐怖，命令全文如下：
“经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建议
决定
1918年9月5日
关于红色恐怖
人 民委员会在听取了„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28] 主席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手段确保后方至为必要；必须派出尽可能多的党内同志去加强„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 会‟的工作，以确保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阶级敌人关进集中营，枪毙一切与白色组织有联系和密谋暴乱的人；必须公布所有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的 理由。
司法人民委员 Д?库尔斯基
内务人民委员
Г?别特洛夫斯基
人民委员会执行长
В?伯恩其-布鲁耶维奇” [29]
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并下达了《关于人质的命令》：
“ 立即逮捕各地苏维埃已知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抓为人质。若对方显示最轻微的抵抗意图时，则应枪毙所有的人。各地执行委员会应在这 方面发挥特殊的主动精神。公安部门和紧急委员会应采取一切措施查清和逮捕所有嫌犯，并无条件处决一切参与反革命与白卫军活动的人。……在大规模实施恐怖时 决不能有最轻微、最轻微的犹豫！” [30]
《契卡周报》为下级机关给出了执行枪决和监禁的指导方针：
“一、枪决适用范围：
1、列在为契卡批准的特殊名单上的全部前宪兵军官。
2、搜索结果提示有可疑活动的一切宪兵和警察官员。
3、一切没有许可证而拥有武器者，情有可原者例外（例如苏维埃革命党或劳动组织的成员）。
4、一切有参加反革命活动嫌疑的持有假证件的人。若案件难以决定，应报契卡作最后审查。
5、出于犯罪目的与苏维埃俄国境内与境外的俄国和外国的反革命及其组织来往。
6、一切中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成员（注：活动成员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城市与地区的管理机构成员，武装民兵成员，以及为党执行联络通讯任务，执行任何命令的战斗组，在各个别组织之间执行任务的人，等等）。
7、一切反革命党派的活动成员（宪政民主党、十月党，等等）。 8、死刑案件必须有俄国共产党参与讨论。 9、只要三个委员一致同意，枪决即可执行。
10、若俄国共产党委员会代表提出要求，或俄国契卡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必须上报全俄契卡决定。
二、逮捕后囚禁于集中营：
11、一切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而又未被处死的人。
12、档案可疑，而又没有确定职业的所有前军官。
13、所有的资本家与地主反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14、所有的前爱国和反动组织成员。
15、全体（无一例外）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右翼人民社会主义党人，宪政民主党人和其他反革命。至于社会革命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他们签署声明谴责其中央机构的恐
列宁缘何被斯大林毒死 列宁和斯大林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