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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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介绍
《资治通鉴》[2]，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History as a Mirror)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5]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6]
主要内容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编纂介绍
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将所撰的从战国至秦二世时的历代君臣事迹8卷进献英宗，并上疏：“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立知者，略依左传春秋体，为纪传体一书，名曰《通志》。”4月，宋英宗下旨设立书局，继续编撰。
至1085年1月1日(元丰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全书编撰完毕，历时19年。全书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贯串了1362年的史事。
1067年(宋英宗治平四年)，制序并赐名《资治通鉴》。在编撰过程中，司马光、刘做、刘恕、范祖禹等人取材于十七史、野史、传状。文集、话录等222种有关资料;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此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较系统的历史资料。
2书籍节选编辑
北宋·司马光
才德全尽谓之[1]“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惹得愚人。
夫德者，人之所严[2];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破题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组织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注释
[1]谓之：称之为。
[2]严：敬。
3体裁介绍编辑
基本概述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这为后人胡思乱想提供了口实，如竺可桢就建议梵语学者用梵语破译这套术语。更有人藉此宣称中国人祖先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或古埃及。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蔡邕《独断》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所以，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使用的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属于“皇纲”性质，故而被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以表示历史的正统。
涵盖情况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纪传体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释例说明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相关评论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其中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以篇数看来，〈唐纪〉所占篇幅最多(81卷)、其次为〈汉纪〉(60卷)。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4书籍目录编辑
1.《周纪》，五卷。
2.《秦纪》，三卷：《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卷。
3.《汉纪》，六十卷。
4.《魏纪》，十卷。
5.《晋纪》，四十卷。
6.《宋纪》，十六卷。
7.《齐纪》，十卷。
8.《梁纪》，二十二卷。
9.《陈纪》，十卷。
10.《隋纪》，八卷。
11.《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后梁纪》，六卷。
13.《后唐纪》，八卷。
14.《后晋纪》，六卷。
15.《后汉纪》，四卷。
16.《后周纪》，五卷。
价值
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书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3]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5版本介绍编辑
宋本介绍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 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明刊本
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 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 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 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民国刊本
1. 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 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 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
波风皆人整理
翻译本
(台湾)黄锦鋐等译《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8年，没有古人的夹注)
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
6评价情况编辑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马光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万物父母，人类是万物之灵，主张各民族平等，爱护生命的主张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进步作用。他生活的时代虽然是中国分裂的时期，但是他却受到各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元朝在统一进程中司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导理论，被成吉思汗称为“天赐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和荐举他任职的承晖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都是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张的仁义改变了早期蒙古残暴政策，推动了蒙古进步、文明。建立元朝的蒙古杰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时也让贾居贞给他讲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贾居贞也同样是名臣，反对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木华黎的后裔相威也担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献《资治通鉴》蒙古译本，可见木华黎家族对司马光思想理论的重视，就像木华黎对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样。史氏家族最有影响的史天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最喜欢《资治通鉴》，他是汉人中任职最高、最有实权的大臣，他担任右丞相封镇阳王，汉人中少数封王的很多原是国公，只是去世数十年后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泽低的都封公爵，史书载只有史天泽未封国公，只封王。忽必烈时代有人谗言说史天泽势力太大，可见其地位和影响。史天祥主张仁义，救助过吾也儿、木华黎最亲近的史天祥和解救严实的史天倪都担任要职统领蒙汉众军，都主张仁义爱民。元朝是各民族联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传播的时期，先进和文明的理论、科学也被各民族接受。司马光的理学思想也得到推广，也正是这一时期司马光逐渐开始被尊为儒家三圣，在许谦的著作中，他称司马光去世为理学发展阶段的标志，与古代把孔子去世作为经学发展阶段标志同样，认为司马光与孔子相仿，说元朝统一前的战乱是因为司马光去世后，伦理败坏的结果。元朝在统一不久后就开始在全国发行蒙文、畏兀儿文的《资治通鉴》，如同司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统一、仁义的理想那样，元朝早期社会发展进步是建立在进步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尊敬、崇拜司马光，认真学习《资治通鉴》的元朝杰出人物都是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7不足之处编辑
存在失误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 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局限情况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8获奖情况编辑
编纂完成后，当时的皇帝宋神宗颁布奖谕诏书。内容如下：
敕司马光：
修资治通鉴成事。
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远久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讫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十五日。
9续本介绍编辑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编
《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是仿《资治通鉴》体例编写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纪传体史，全书共220卷。编者以徐亁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并从宋、辽、金、元四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毕沅(1730-1797年)，清江南镇洋人，字镶蘅，号秋忛，官至湖广总督。他对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等，皆有涉猎和研究。
10作者介绍编辑
司马光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司马光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11编辑推荐编辑
《资治通鉴(全2册)》从原著所记3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精心遴选最精彩、最典型的故事。全书以原书卷次为序，加以组织整理，既保留了原书的精髓，又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更适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
12文摘欣赏编辑
【原文】
绍骑至乌巢，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军将士皆恂惧。郭图惭其计之失，复谮张邰于绍曰：“邰快军败。”邰忿惧，遂与高览焚攻具，诣操营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邰计画不用，怒而来奔，君有何疑!”乃受之。
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及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渡河。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余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
【译文】
袁绍的骑兵到达乌巢。曹操左右有人说：“敌人的骑兵已靠近了，请分出兵力对付他们。”曹操发怒说：“贼兵到了背后，再报告!”士兵们都奋勇搏斗，遂大破淳于琼部，将淳于琼等斩首，将粮谷全部烧毁，杀死袁兵千余人，全割下鼻子，牛马割下嘴唇和舌头，让袁绍的军队观看。袁军将士大为震恐。郭图对自己计策的失败，心中惭愧羞怒，又向袁绍说张邰的坏话：“我军失败，张邻暗暗高兴。”张邻既忿恨又惧怕，遂与高览焚烧了进攻器械，到曹营投降。曹洪狐疑不敢受降，荀攸说：“张邰因计策不被采纳，心中愤怒，前来投奔，您有什么可疑虑的?”于是就接受他投降。
于是，袁绍的军队惊恐混乱，大败溃退。袁绍及袁谭等便衣打扮，身着幅巾，乘马逃走，与八百名骑兵渡过黄河。曹操没能追上，将袁绍军营中的辎重、图书文件、金银珍宝尽皆接收。袁军残余部队投降后，曹操将他们全部坑杀，前后共杀七万余人。
三顾茅庐
【原文】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
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译文】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
当初，琅邪(治今山东临沂)人诸葛亮，寄居于襄阳(治今湖北襄阳)隆中，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人并不赞许他，惟有颍川人徐庶与崔州平认为确实如此。崔州平，是崔烈的儿子。
【原文】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译文】
刘备在荆州，向襄阳人司马徽询访人才。司马徽说：“儒生和庸俗之辈，怎能认清当前政治形势?只有俊杰才能认清政治形势。这里就有‘伏龙’和‘凤雏’。”刘备忙问是谁。司马徽回答说：“诸葛孔明(诸葛亮字孔明)和庞士元(庞统字士元)。”徐庶在新野(今河南新野)会见刘备，刘备对他很器重。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是一条卧龙，将军愿意见他吗?”刘备说：“请您与他一同来。”徐庶说：“这位先生，只可去拜访，不可让他屈驾前来。将军应当屈驾亲自去探望他。”刘备于是前往拜会诸葛亮，共去了三趟，才见到。于是，让别人避开，说道：“汉朝颓败，奸臣窃权。我不自量力，想向天下展示大义，但智谋短浅，遂遭挫败，直到现在，一事无成。然而志向依然，并不灰心。先生认为该怎么办呢?”诸葛亮说：“现今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实在难与他争高低。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代，地势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人，为他尽力。对他只可交朋友互相援助，不能当敌人算计他。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地区)北面据有汉水、沔水做屏障，南面直到南海尽头，富于财利，东方连结吴郡(治今江苏苏州)，西方通往巴郡(今重庆市)、蜀郡(今四川成都)。这是大有可为的地区，而当地主人(指刘表)不能守护。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您的吧!益州(今四川、云南一带地区)边塞险要，土地肥沃，一望千里，是‘天府之国’。刘璋糊涂懦弱，张鲁在它北面虎视眈眈。当地百姓富庶，政府财力雄厚，但刘璋不知道珍惜爱护。有智慧和才能的人，希望得到英明的首领。将军既是皇家后代，信誉仁义，四海闻名。若能跨有荆州、益州，据守险要地形，安抚团结戎、越等少数民族，与孙权缔结盟好，对内修明政治，对外静观时局变化，等待时机。这样，霸主业绩定可成功，汉室复兴指日可待。”刘备兴奋地说：“太好了!”于是与诸葛亮的情谊，日益密切。关羽、张飞不高兴，刘备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如鱼得水。希望诸位不要再多说了。”关羽、张飞这才罢休。
赤壁之战
【原文】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译文】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当初，鲁肃听说刘表死了，便对孙权说道：“荆州和我国接邻，江山形势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广阔，百姓殷实富足，如果咱们占有它，这就有了创建帝王大业的资本。现在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不和。军队里的将领们，有的拥护这个，有的拥护那个。刘备是当今豪杰，和曹操有矛盾，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畏忌他的才能，不能重用他。如果刘备和荆州方面同心协力，上下团结一致，那么就应该安抚他们，和他们结成友好同盟;如果他们人心不齐，应该另做打算，以便成就我们的大业。我请求能够奉您的命令去吊慰刘表的两个儿子，并慰劳他们军中其他掌权的人。以及劝说刘备让他抚慰刘表方面的人士，同心同德，共同对付曹操，刘备一定很高兴，并且会听从我们的意见。这件事如果办妥，那么天下大局便可以确定了。如果不赶快派人前往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占了先。”孙权立即派鲁肃前去荆州。
【原文】
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成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译文】
鲁肃到了夏口，听说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发，便日夜赶路，等到他赶到南郡时，刘琼已经投降曹操。刘备往南逃跑，鲁肃直接去迎接刘备，和刘备在当阳长坂坡相会。鲁肃传达了孙权的意旨，和刘备讨论天下形势，并向刘备表达了深厚而恳切的希望。鲁肃又问刘备说：“您现在打算到哪里?”刘备说：“我和苍梧太守吴巨有旧交情，想前去投奔他。”鲁肃说：“孙权将军英明仁慈，尊敬贤才，礼遇士人，江东的英雄豪杰，全都来归附他，现在已经占有六个郡，兵精粮广，足以成就大业。现在我替您打算，不如派遣亲信主动和东吴结交，来共同完成大业。您却打算投奔吴巨，吴巨不过是个平庸的人，又地处偏远的苍梧郡，将来总会被人吞并，哪里可以依靠呢?”刘备听了非常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子瑜的朋友。”于是一起决定交好。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因为到江东避乱，当上了孙权的长史。刘备采用鲁肃的计策，进驻鄂县的樊口。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译文】
曹操将从江陵顺着大江向下游东进。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很紧急了，请派我去向孙将军求救。”诸葛亮就和鲁肃一起(到江东)去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谒见了孙权，劝说孙权道：“现在天下大乱，将军在江东起兵，刘豫州在汉南集结部队，一齐跟曹操争夺天下。如今曹操最大的祸患已铲除削平，大致已经平定北方了，又攻下荆州，威势震动天下。刘豫州(失去地盘，被逼得)没有施展本领的地方，所以才避逃到这里。希望将军估计一下自己的实力，应怎样来对付这种情况!如果您能凭借吴、越地方的力量来和曹操对抗，不如早点和他断绝关系;如果您觉得不能和曹操对抗，为什么不放下武器、收拾铠甲，向曹操投降称臣!现在将军表面上假托服从曹操的名义，而内心又揣着迟疑不决的主意，事情已经十分紧急，然而您却不能当机立断，大祸临头也就没有几天了。”孙权说：“倘若如您所说，刘豫州为什么不向曹操投降称臣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而已，尚且能坚持道义，不受屈辱，何况刘豫州是皇家后代，才能英明盖世无双，众多士人爱戴拥护他，好像水流归向大海一般。如果大业不能成功，那也是天意，怎么能再做曹操的下属呢?”孙权勃然大怒说：“我不能拿整个东吴的土地，十万人的军队，去受别人约制。我的主意打定了!除了刘豫州，没有人可以来抵挡曹操的;然而，刘豫州刚吃败仗不久，怎么能对付得了这种强大的攻势呢?”诸葛亮说：“刘豫州的部队虽然在长坂坡打了败仗，如今归队的战士加上关羽统率的水军，精兵还有一万人，加上刘琦江夏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而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听说追赶刘豫州时，轻装的骑兵一天一夜赶三百多里路，这就是通常说的‘强弓发射的箭，到了射程终了时，连一层鲁国的薄绢也射不穿’的那种情况啊。所以《兵法》忌讳这样做，说这样‘一定会使冒进的大将受挫折’。何况北方人不习惯水上作战;而且，荆州的百姓归附曹操，是迫于武力的威胁罢了，并不是心悦诚服。现在将军果真能够派一员虎将统领几万军队，和刘豫州共同规划、同心协力，势必能打败曹操。一旦曹军吃了败仗，一定会撤回北方;这样一来，那荆州、东吴方面的势力就强大起来，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只在今天!”孙权听了十分高兴，便和他的部下共同商讨这件事。
13作者简介编辑
作者：(宋)司马光 译者：王辉
14书籍序言编辑
《资治通鉴》以历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阐述君主与人臣的品德善恶、军国大事与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原因和教训，以期使统治者取得鉴戒。该书完全用年、月、日的时问顺序纪事，结构严密，条理清晰，堪称我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全文共294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间1362年的历史。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
《资治通鉴》通过详实的历史记载，向当时的统治者说明了历史的经验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相比的。另外从历史观点上，《资治通鉴》认为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们的修养。提倡君主应遵于礼，讲究仁义，在用人方面要量才而用，赏罚分明，还要能听取臣民的谏言，这一点对于后来的历代统治阶级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在文字表达方面，《资治通鉴》最擅长于描写战争场面，像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被记述得精彩纷呈。在记载赤壁之战时，司马光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战争的具体情况，而是从人物着手，把鲁肃与孙权合谋定计、吴蜀构筑同盟及诸葛亮智激孙权等故事分别道来，从独特的视角诠解了这场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的关键。既有战争的完整过程，又有人物的深入刻画，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文中的一些语言，也成了后人惯用的成语掌故，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均已耳熟能详。
《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这部巨著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宋神宗早就说它“贤于荀悦从汉纪远矣”。南宋学者王应麟评价该书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为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说：“此天地必不可无之书，亦学得必不可不读之书也。”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这部巨著，“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可见此书影响之深远。
编者
2008年1月
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