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战争,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与李莲英是什么关系,李莲英光绪感情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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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战争,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与李莲英是什么关系 李莲英光绪感情好吗

庚子战争,光绪皇帝(一) 李莲英光绪虽然不是一个党派，但是李莲英恪尽职守，仍然获得了光绪的好感，下面我们来看看李莲英光绪的故事。

　　李莲英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他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比慈禧小13岁，9岁入宫。清宫档案记载他在咸丰七年由郑亲王端华府上送进皇宫当太监。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慈禧给他改名为莲英。同治三年，16岁的李莲英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李莲英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很快揣摩透了慈禧的秉性和好恶，能够千方百计地讨慈禧的喜欢。他还能"事上以敬，事下以宽"(谨慎尊崇的侍奉主子，而对手下人又很和蔼宽容)。这也是李莲英太监人生的秘诀。

　　随着慈禧太后大权独揽，李莲英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地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和清宫太监总头目平起平坐。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早先雍正皇帝规定太监以四品为限，足见李莲英的能力。

　　光绪十二年，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去天津、旅顺港巡阅。醇亲王奕譞主动要求派李莲英随行，以免太后对自己猜忌。醇亲王离开京城以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而李莲英一直记着安德海的教训，每夜不住淮军为他准备的华丽行馆，只随醇亲王起居。醇亲王见客，李莲英穿着朴实，侍立装烟、点烟;退归私堂后，不见外客，日夜安静，一无所扰。回来以后，有位大臣朱一新参奏李莲英，说他勾结外官徇私舞弊。慈禧找醇亲王问情况，了解到这些以后，命将朱一新降级。

　　光绪皇帝因为从小就受到李莲英的看护，很喜欢他，叫他"谙达"(师傅)，还夸他"忠心事主"。王小航曾讲述一个故事：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率光绪和王公大臣出逃，第二年回京在保定驻跸。慈禧临时寝宫被褥铺陈洁净华美，李莲英住得也不错，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来光绪住处探望，见光绪在灯前孤坐，没有太监值班，竟然连铺盖都没有。

　　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无法入睡。李莲英一看，十分惊讶立即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说："奴才罪该万死!"并且亲自把自己住处被褥抱过来供奉给光绪帝使用。光绪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李莲英办理完丧事，于宣统元年二月初退休，宣统三年病逝。

[图文]揭秘光绪三大悲剧 比慈禧早死一天之谜

庚子战争,光绪皇帝(二)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光绪虽与慈禧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咸丰皇帝的侄子。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郡王府的柳荫斋，其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

从这些关系讲，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患天花病死。同治帝死时年仅十九岁，身后无子，按“兄终弟及”做法，可由其弟即位。但同治帝为独生子，则应从其最亲近的亲属中选一子弟继承帝位。大臣们提出的最佳方案，是由他的大伯父即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作为他的嗣子，由其即位。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亲生子，同样是由旁支过继，实际上是因为若要载淳的子侄辈继位，自己身为祖母便无权以太后身份临朝。国不可一日无君。第二天，慈禧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让只有四岁的载湉入宫即位为帝。载湉，也就是光绪，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无子嗣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找个儿皇帝，可再次创造机会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四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夺权利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辞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愈治的病根。

天嘏在所著《满清野史》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既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没有爱情的婚姻

按照清王朝祖上留下的规矩，皇帝十六岁就要临朝亲政。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他的大婚和亲政逐渐临近，慈禧撤帘归政把大权交给光绪皇帝之事已不可回避。可慈禧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于是预作布置，对光绪帝权力多方限制，仍由她在暗中操纵朝政。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889年2月19日)，十九岁的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的主，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即隆裕皇后。这个皇后容貌丑陋，马脸高额，瘦弱驼背，突眼露齿。光绪极为不满，但也无奈。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通过皇后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远远比不上珍妃，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格开朗，活泼机敏，颇有见地。珍妃的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珍妃又向光绪推荐了她的老师文廷式，这位素以评论时政、忧心国事的著名清流人士很有才华，颇有政治见地，他被光绪帝重用后，对光绪帝很有影响，引发了光绪帝要改革政治及摆脱束缚而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光绪帝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由此，也引发了他作为人君国主，希望在政治上摆脱束缚而有作为的欲望。可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按慈禧本来的亲上加亲，以控制光绪帝的初衷才让自己的侄女为皇后。然而强制的结果，却又适得其反。

当年，同治帝自己选立皇后阿鲁特氏，而慈禧却偏偏让同治帝去喜欢慧妃，结果闹得母子不和。这次慈禧为光绪选配叶赫氏为皇后，可光绪又偏偏喜爱珍妃他他拉氏，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光绪明明知道宠爱珍妃，就要得罪皇后，而与皇后不睦，即等于开罪慈禧太后。然而，慈禧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迫使光绪就范，惟独在情爱和感情上无法以己之所愿强加于人。据《悔逸斋笔乘》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仲夏之时，一天，光绪与隆裕皇后为小事争吵，隆裕跑到慈禧面前哭诉其事。慈禧大怒，对身边的人说：“皇上是我所立，实乃忘恩之举，隆裕是我的亲侄，辱骂皇后就是对我最大的不敬，实在难以忍受。”接连数日，光绪入宫请安，慈禧一言不发。此后光绪与慈禧的嫌隙就算形成了。

苦闷的皇帝生涯

光绪临朝亲政后，五十三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则权势依旧，裁决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利，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连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并规定：光绪每隔一日，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以致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头顶月亮去，饱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示，名为皇帝，实为傀儡。

光绪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日久天长，精神更加抑郁，情志愈益不畅，旧病不去，又添新愁。从“脉案”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光绪体质虽未见好，遗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继续，但诊病和吃药的次数却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挽救他那岌岌可危的政权，整日忙于政务，关注政治改革，另外，还要随时应付慈禧的训斥，一时无暇顾及诊病吃药。

疾病缠身的光绪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光绪帝违背母后之意，决心援朝抗日，但腐败的体制导致战争失败，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失地赔款，这虽使他受到重大打击，加深了“母子”的不和，但也激发他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雄心。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在珍妃的积极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那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在改革政治中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臣内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他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利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明确表示要废掉光绪帝，并密谋由北洋总督荣禄，在九月初皇帝、太后到天津阅兵时政变，废除光绪帝，形势危急。光绪帝当天就给帝党人物杨锐发下密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

杨锐胆小，将密谕扣住不传他人，光绪等不到回音，急不择路，于八月初一、初二连续两次召见袁世凯，提升他为侍郎衔，让他专办练兵事宜，想以此使袁世凯感恩报德，效忠皇帝。同时，光绪帝于八月二日还有一道密谕给林旭，让他转告康有为迅速离京。林旭将两道密谕同时转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大家看了十分感动，但都束手无策，最后也觉得只有拉袁世凯，由谭嗣同出面请袁世凯，马上举兵，先杀掉荣禄，回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表面上满口答应，八月五日回到天津，却在八月六日马上向荣禄告密。

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城，住中南海仪鸾殿，第二天祭蚕神，当即回颐和园。回园顷接荣禄密电，马上乘轻轿返城，重返南海瀛台。返瀛台后立即传光绪来见，见到光绪，慈禧太后破口大骂，骂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亦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他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皇帝的名位，但实际已没有了皇帝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觐见皇上。

南海瀛台，与水云榭岛、琼华岛分处太液池三海之中，象征东海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瀛台四面环水，只在北端架一板桥，通至岸上，板桥中间有一段是活动的，光绪被囚此之后，慈禧太后便命令人把桥板撤掉了，以免光绪帝走出瀛台岛。

瀛台的中心建筑为涵元殿，殿后为涵元门，门外为翔鸾阁，阁下即木吊桥。殿前为香扆殿，该殿从北面看为单层，从南面湖边看则为两层，名为“蓬莱阁”。光绪住在涵元殿里，太监每天送饭时架起桥板，走到瀛台来，用饭完毕，就抽掉桥板。光绪心情十分忧郁，万般无奈之中写下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等诗句。冬天三海结冰，从瀛台不通过木桥也可以从冰上到达岸边。据说有一次光绪带了小太监踏冰离开瀛台，被发现后，总管太监李连英立刻下令凿冰，以防光绪离开。光绪十分想念心爱的珍妃，传言他让小太监暗中给珍妃送信，偷偷相会。每到此时，他更加痛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临死之时，他不言不语，用手在空中写着“斩袁”两字。

涵元门内东向为庆云殿，殿内挂有一副《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立轴，跋文是：“光绪丙午(1906)十月上浣录，臣全忠敬书。”还有一些匾额斗方之类，下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其实这都是光绪的御笔，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光绪试图以对慈禧太后称臣，表明自己忠于慈禧太后的心迹，来换取老佛爷的谅解。可此时，慈禧太后又怎么能让光绪再次亲政呢。

究光绪帝病情自二十四年逐渐加剧，终致不起之原由，实与戊戌变法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曾欲废之而另立他人。光绪也知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举虽未能实现，可光绪也难脱囚禁之牢笼。明知岌岌可危，亦只有坐以待毙，心中十分忧伤。他曾仰天长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啊！因而病势日渐加重，自不待言。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相传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后，精神彻底崩溃，旧病复发，日趋沉重，再也无法康复。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可见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致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谈来，民间传说是慈禧置光绪于死地，则又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被囚禁的十年漫长岁月中，他一方面悲观失望，前途渺茫，一方面又日夕担心受怕，心情紧张，生活上更无人细心照料，使得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恶化，终至不治。不过，无论光绪究竟死于何因，都与他在清廷遭受的控制与打击，在精神与意志上受到的压制与摧残，在身心上经受的折磨，甚至其骨肉亲情也被拆散有着直接的联系。真可谓，光绪一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其实，这也就是他多病缠身的根源。因此可以认为，年轻的光绪之死，与慈禧控制下的清王朝黑暗腐败密切相关。如果说光绪入宫为帝，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那么他的死去，也未必不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必然。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无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我们姑且说这是偶然的巧合。

袁世凯称帝“皇后”拒绝磕头扬长而去

庚子战争,光绪皇帝(三)

袁克桓谈其父袁世凯

我那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父亲，记忆力明显衰退；我儿子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告诉他多少遍，再问，他总是说“我孙子在北京大学”。然而他奶奶——也就是我曾祖奶奶——给他讲的往事他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我记得最清的一句话是，“袁世凯对咱们老彰家有恩。”

我奶奶的父亲关祥凯，姨父刘梦赓，与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桓一起就读天津新学院。关、刘岁数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相当，袁克桓当时仅有10岁，便称关、刘为大哥、二哥，3个人很要好，放假常步行去上蒲口玩儿，沿着永定河溜达。河滩极大，平展展地伸向天边。河滩的边缘处，漫布着草丛和灌木丛，长得野气蓬勃。细流在一漩一漩的软沙地上被分割，合并变粗后顺势而下。克桓累了，关、张二人便倒换着背他。许多关于袁府的家事，是这个时候从袁克桓口中说出的。

袁克桓讲他母亲杨氏，天津杨柳青人，家里除有土地，还有一货栈，山东、北京、天津都有分号，主要经营瓷器，帽筒、掸瓶、鱼缸、餐具什么的。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杨氏随父经营济南分店。杨氏的纤纤玉手，雅致的“三寸金莲”，梦一般勾动了袁世凯的目光和心绪。杨氏听过法国传教士乡村传教，记忆好，嘴巧心细，既能周旋，又能果断，还精于账目，深得袁世凯欢心。袁将管家大权交给她，家中的日常生活，该吃什么该穿什么，都由杨氏一手经营。

克桓的二姨娘、三姨娘、四姨娘是朝鲜人。1880年，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王李熙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元山津与仁川口岸与日通商，此举触动了以保守著称的民族工业者代表的大院君。大院君认为日本廉价商品抢占了他们的市场，极为不满。1882年朝鲜大旱，兵饷缺乏，大院君及党人煽动军士哗变，闯进王宫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冲入日本使馆戕杀日本驻朝官员。被围困软禁的国王密报清廷，慈禧太后下令直隶总督张树声处理，张派提督吴长庆率清军6个营入朝。吴长庆是袁世凯父亲袁保庆的拜把兄弟，收留袁世凯任营帮办，随同开赶朝鲜。船抵朝鲜南洋港，吴长庆命先锋营登陆，营官见士兵不懂水性，个个东倒西歪，叫不起，行不动，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以贻误军机重打营官20军棍，将其撤职；复派袁世凯代理。袁奉令后立命伙头委（炊事班）登岸围灶，大喊“午饭挪至岸上，一外委（班）一只烤全羊”。仅一个时辰，士兵一切就绪，吴长庆对袁大加赞赏。

清军入朝后误以铜为金，抢掠百姓，更有甚者夜宿农家，吴长庆极为担忧。袁世凯自报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授以全权，并予以可处极刑的令箭。袁认为全处置必乱，抓最“牛”的开刀即可。吴长庆嫡系协营官带几个人强住民宅、强奸民女，老板娘、媳妇、姑娘一个不落，民愤极大。袁命亲兵将其生擒，录完口供后处斩。吴长庆闻讯后亲临袁营，袁世凯知道是来讲情，借出恭，命亲兵立即执行，没等吴提督张口，几颗人头献上。吴见事已至此，不如顺水推舟，看了口供后连声道：“好、好、好。”从此军纪大振。袁又率兵围剿扰乱百姓的山贼，要求买东西按价付钱，受到百姓拥护。袁世凯的口头禅是“别让他们小看咱们大清”。

袁世凯认为在朝鲜平叛，易激起民族情绪，便打出“为治倭寇而来”的旗号，并备厚礼拜访大院君。大院君在宫内设宴，吴提督、袁世凯等军门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大院君很轻松。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汉城南门外清军驻地答拜，袁世凯下令将卫队与大院君分别接待，把大院君捕获，押往停在马山浦的清军兵舰，由丁汝昌解往天津大本营。将国王及闵妃集团扶上王位，巧解汉城兵变。吴长庆应国王请求，围攻兵变的士兵和起义贫民。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袁世凯不但得到吴长庆信任，也为朝鲜国王看重。朝鲜国王单独接见袁世凯，请他训练朝鲜新军，并将王妃表亲金氏赐给袁世凯。袁世凯将清军与朝鲜新军混合编队，请日本教官按洋操典，不仅为朝鲜国王训练了卫队，也为将来自己小站练兵打下基础。金氏嫁过来陪嫁两名使女，袁世凯一见都十四五岁粉面桃花的美人，便全部收为姨太太。袁世凯人、财、官三得，清政府“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的奖赏。李鸿章上折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又折“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遇事冀可挽回匡正”。

金氏圆圆的脸蛋，单凤眼，乌黑的亮发，身材窈窕、白里透红，光彩照人，如旭日初升，但天足为袁世凯所忌。袁世凯令同抵朝鲜的大姨娘沈氏调教朝鲜姑娘。沈氏是1882年袁世凯22岁时在上海娶进的。1876年袁世凯乡试落马，灰头土脸回到北京，时任刑部左侍郎的三叔袁保恒及任内阁中书的四叔袁保龄的身边，两人鼓励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办一些官场琐事，如代写折子、接待来访出没官场。叔叔对他耳提面命，勤加训教，向他传授官场的诀窍要领。

1878年袁保恒奉旨到赤地千里的河南帮办赈务，携袁世凯到信阳、漯河、太康，积劳成疾吐血死于开封任上。袁世凯觉得失去了靠山，办理完叔叔的后事郁郁寡欢，游游荡荡，从开封到项城，从南京到上海。孤身一人的袁世凯很寂寞，于是就去逛妓院。袁常光顾闸北老北门沉香阁，妓女大多是顺江而下的秦淮、苏州人氏。一次袁世凯刚登门，恰逢一妓女出局回院，喝醉了，袁抢上一步扶住跟着进了房。因出局很疲惫，袁挺知趣地守了一夜。第二天该妓请袁世凯晚上光临，当晚备下酒菜款待。袁世凯谈了自己的身世；该妓姓沈，观袁世凯模样上相，谈吐不俗，又会疼人，便托以终身，做起“独杆子生意”。她不愿看到袁混迹花街柳巷，就时常劝说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表示可以资助他盘缠，一晃月余，袁世凯终于醒悟。行前，沈氏备酒送行，两人指天发誓，不弃不离。袁世凯走后，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轻行简出，一心一意等待。袁世凯投奔济南淮军吴长庆门下，出师朝鲜；被任营官后立即接沈氏来朝，把他当太太看待，不仅让她管家，还把带到朝鲜的长子袁克定交给他抚养。

3位朝鲜姑娘进门后，沈氏虽很恼火，无奈袁世凯以“两国关系，不好拒绝”为由，沈氏也认为此举对袁世凯在朝谋大业有益，只好服从大局，按袁授意管教她们，从卫生习惯、持寝技巧到中原礼数。有时沈氏醋意上来，乘袁去阅兵，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罚她们跪砖头。她们3人说话总有一句口头语“斯密达”，沈氏听成“死妮子”，恰沈氏在妓院称号为“妮子”。沈氏自认为是3人的主子，曾令丫环将金氏绑在桌子腿上毒打，将老鸨子在妓院管教妓女的方法用到金氏身上，金氏左脚受内伤，拖累终生，到死还不能伸直。1890年金氏在汉城生下袁克文，袁世凯令沈氏扶养，金氏的处境才好转。

我奶奶的父亲关祥凯和姨父刘梦赓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我们去过袁府几回，大多是五姨娘接待。一次碰巧，袁世凯到五姨太房里，看见我们几个青年人，很高兴，问我们学什么。克桓一一回禀介绍。袁世凯脑门亮光光，双眼皮忽闪闪地望着我们，长过嘴角的胡须未言先翘：“学洋玩艺儿应上新学，要不怎么‘日他们先人’！”说完哈哈大笑。

那时新学的学生都很钦佩袁世凯袁大人，每年他都捐钱办学。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废除了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直隶省设立学校司、劝学所，大力倡办新式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如雨后春笋；还有北洋工学堂（河北工业大学前身）、高等农学堂（河北农业大学前身）、北洋邮政学堂等。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省有各类学校8200余所，学生16万人，居全国第二位。

甲午战争时，袁世凯正在朝鲜大东沟，眼见北洋水师让日本舰队追打，冒着黑烟就是跑不动，他那时便萌生办工业之志。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振兴直隶实业的领导机关，聘请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斯坦福大学矿业学毕业生胡华（即胡佛）为顾问，劝导奖励士绅们兴办各种实业。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天津的近代工业企业只有四五家，资本不过11万两；到辛亥革命前夕，工矿企业达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以上。袁世凯在工商业者心目中地位大大提升。

袁世凯听从亲家周学熙的建议，收回被英国比墨公司盗买的唐山细棉土厂，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并从德国请来技师昆德。昆德对冀东山区考察多日，发现塘坊黑是优质水泥原材料，取代广东粘土，成本下降，质量提高。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下令：全国兴建的铁路必须采购启新产品，并由交通部饬令全国各交通局与启新订立“互惠合同”，启新公司六七折收费。袁世凯又令他主办的滦州矿务局，与启新签订了“灰煤互惠合同”，这样启新水泥成本又下降很多。启新厂从英国比墨公司分离时，英国认为两年后就会倒闭，没想离开英国人后启新反而变成华北实业界的老大。五姨娘所生的3个男儿袁克桓、袁克珍、袁克玖，都投入这个产业。

父亲曾对我说：“1928年北洋造币局倒闭，你奶奶带着你爷爷找到袁克桓，对方一听是老同学关祥凯的女婿，马上介绍你爷爷到井陉矿务局。1954年我到天津出差，还请天津轻工业局的人陪我看望袁克桓，那时他是耀华玻璃厂的常务董事，提起往事还津津乐道。”1954年，我父亲在轻工业部设计司负责审查“一五”期间轻工大型项目，到天津是去视察天津自行车厂。

听五姨娘谈“戊戌”

前面说过，我奶奶的父亲关祥凯和姨父刘梦赓常去袁家，听他们“小兄弟”的母亲、袁世凯的五姨太“说古”。下面我以关、刘的口气记述。

五姨娘挺健谈，一边让丫环往壁炉里添柴，一边和我们聊。刘梦赓不好意思地问：“姨娘，世人说‘六君子，头颅断；袁大人，顶子红’。是这样吗？”

五姨娘笑了笑，说：“我也听到一个三字经，还是刑部尚书刚毅说的，叫‘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别看老爷现在是直隶总督，当时他不过是在小站练兵的一个按察使。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当朝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克桓就要出生，天儿很热，两个丫环给我扇扇子。老爷像丢了魂似的从京城回来，见屋里摆着水，立命丫头撤了，说对胎儿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只一劲儿说“生死关头，生死关头。”再多了我也不敢问，他就回他屋了。我过去安慰他，他说：“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一声比一声大。我知道出了大事，心里乱跳。他闷了一会儿又出来，就这么来回走……”

发生在1898年6月至9月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完全效彷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是日本天皇发动、领导、贯彻的，取得巨大成功，而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上有慈禧太后掌控实权，左右被一大帮守旧大臣、既得利益集团所阻挠，进行起来真真万难。精英们无缚鸡之力，皆是三品以下官员，除“行走”啥也不是。为变法计，当然也是为自身计，光绪决定铤而走险，在谭嗣同传口谕令袁世凯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的同时，光绪自草一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在迁延观望！钦此。”这表明这位傀儡皇帝情知大势已去。

袁世凯接上谕猛然想起，前两日光绪皇帝加授他侍郎衔后，按规矩二品以上官要到颐和园谢恩。袁世凯跪在谐趣园长青殿，见慈禧太后脸拉得很长，用戴甲套的手指点着袁世凯说：“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你怎么答的？”袁世凯愣住了，忘了光绪皇帝当时怎么问的自己怎么答的了。太后冷笑一声：“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图效’，对吧？”袁直觉得毛骨悚然。太后又说：“要图效大清朝廷，整陆军，原是要紧，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从颐和园回来，袁世凯深感太后老佛爷太厉害了，紫禁城的一举一动全在她的掌握之中。短短的103天变法，颁发了190多条谕令，开始还送往颐和园等慈禧太后批复，后来连这个都免了，使太后越来越不能忍受。还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便与光绪皇帝有一约定，对新政不满的官员可以撤换，但二品以上官员任免都要经过太后。开始还如此，后20天在康有为的督促下，这个默契也打破了；变法维新走到老佛爷划的圈外了。

五姨娘说：“我担心老爷出事，约上大姨娘，一起进了书房。他见我们进来，抬起头突然问我：‘老五，你看当今圣上如何？’‘老爷，我看……我看当今圣上还是个孩子。’大姨娘瞪我一眼，意思是怎么敢犯上？其实我还真是这么看的。‘孩子，是孩子。’老爷赞成我的看法，说完更衣离府。”

因戊戌之事刚发生没几年，五姨娘记得一清二楚。荣禄见三更天袁世凯找上门来又神色慌张，断定发生了大事。他将袁世凯引入上书房，小声问：“袁老弟，深夜至此，有何要事？”袁道：“下官进见皇上，荣大人该知道吧？”“皇上召见臣子，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小弟也不需来荣府通告。”荣禄沉着脸，无所谓的表情，使袁更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荣禄站起来走一步，拍拍袁世凯的肩膀，态度温和：“有话坐下说，半夜扰梦而来，想说什么请便！”荣禄说话像下命令，半眯着眼睛一副胸有城府的样子，使得袁世凯像见阎罗王一样：“皇上一共召见下官三次。杨锐送来皇上密旨，令臣杀大人，撤换紫禁城八旗兵，包围颐和园，禁止老臣朝见老佛爷。”荣禄听后，不动声色，亲自递上一杯茶说：“小弟，你还算头脑清醒。其实，老佛爷早已知道，准备亲政呢！既然你一心捍卫老佛爷，本大人保荐你做一品大员。”第二天，1898年9月21日，正当荣禄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去颐和园报告光绪帝命袁世凯兵变时，慈禧太后已带上火枪营回宫，于太和殿端坐在龙椅之上。至此，百日维新结束，戊戌变法失败。

“老爷当了直隶总督后，我曾问起此事，老爷讲他们看我在小站练兵，手中有兵权，其实那时的兵权是虚的，小站7000兵只有枪没有子弹，练打靶时由天津弹炮局派专人送到小站，监督打靶，发多少子弹，回收多少弹壳。我驻在小站，聂士成的毅军在滦州，董福祥的甘军在武清，遥遥数百里间，处处牵制，焉能达到，即到亦焉能成事？”

五姨娘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戊戌政变不是完全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即使袁不告密，慈禧太后也要在八月初六日推倒侵犯了皇权、伤害满族贵族利益的维新运动。但袁世凯的告密，加大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和维新人士的仇恨烈度，为戊戌政变加上血腥的一笔。

[图文]光绪慈禧相继去世：美国对华态度为何转向暧昧

庚子战争,光绪皇帝(四)

　　光绪之死,为世纪谜案。清朝政府当时不但将慈禧、光绪之死及时通报国内臣民,同时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目的就是要消除中外对光绪死因的怀疑和猜测,争取新皇帝早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美国政府虽然对光绪是否正常病逝表示怀疑,但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并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光绪死因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里,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制度下的家天下政治,使得一位君主的生老病死,常常与宫廷内的阴谋、杀戮如形影相随。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的二位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不但惊动清廷朝野,而且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本文利用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拟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做一初步探讨,并结合已往研究及相关清朝档案文献,就光绪死因问题做一辨析。

　　一、清朝官方公开说法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下午5—7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但从清朝官方公布的谕旨及光绪帝死后的权力安排来看,清朝宫廷内部实际上在皇帝去世前一日已安排他的后事。11月13日12时午后,慈禧太后于寝宫中召见奕、载沣、鹿传霖、袁世凯等军机大臣之后,内阁即颁布二道上谕:一:宣布奉太后懿旨,著醇亲王载沣之子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二、宣布奉太后之旨,以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在皇帝病逝前的当日,也即14日,清朝宫廷又颁布一道征召良医上谕,称:“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锺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但鉴于清廷接着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以及光绪帝于当日即告身亡,这道官方上谕与其说是征召良医,毋宁说是为宣布光绪帝病逝预做先告。

　　而清廷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也与当日的征召良医上谕相呼应,极力声明自己系病重不治、自然死亡,以消弭外界的猜疑,同时为身后权力的转移做出安排,宣布奉太后懿旨以溥仪为嗣皇帝,称:“自冲龄践祚……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托付……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同一天,清廷还发布4道慈禧太后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另令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大学士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内务府大臣增崇等10人恭办皇帝丧礼。

　　作为接掌清廷权力的摄政王载沣则以宣统皇帝溥仪名义颁发上谕,对光绪皇帝的病逝表示哀悼,宣布仍为光绪皇帝举行三年之丧,同时令文武百官“共矢公忠,弼予郅治”。次日,内阁又颁布上谕,宣布根据同治十三年停止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及盐关织造等来京叩谒梓宫惯例,同样也禁止以上地方官员奏请来京,叩谒光绪梓宫,“致旷职守”。

　　1908年11月15日午后1—3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未时),年届74岁的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死后不到20小时病殁。在慈禧太后病殁之前,清廷也曾降上谕,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将身后权力进一步托付给醇亲王载沣,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申令“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在同日发布的临终诰文中,慈禧太后除为自己歌功颂德外,同时也讲述自己得病经过,称在她听政过程中“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弥留”;要求摄政王及内外诸臣,齐心翊赞嗣皇帝,“固我邦基”。

　　在慈禧太后病殁后,清廷内阁则于当日发布上谕,通报慈禧太后于15日未刻仙逝及太后病殁经过,宣布为慈禧太后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称:“朕以冲龄,仰蒙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顾复恩慈,情深罔极,特命入承大统,深冀慈躬康健,克享期颐,俾朕奉养承欢,恭聆训诲,以成郅治而固邦基,乃宵肝忧劳,渐致违和,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不意因二十一日大行皇帝龙驾上宾,哀戚过甚,病势陡重,遂至大渐,遽于本月二十二日未时仙驾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清朝宫廷关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及事后权力安排的上谕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并于次日大多由外务部分别全文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公使,通报各国政府。11月14日,外务部将13日关于奉太后之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的上谕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15日,外务部照会柔克义,通报光绪皇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称:“本月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薄海臣民悲哀感恋,谅贵大臣闻之,亦必同心哀恸,为此照会贵大臣,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另将光绪皇帝遗诏和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的懿旨,以及关于为光绪皇帝行三年之丧的上谕,也分别全文照会。16日,除照会、通报慈禧太后去世外,另将慈禧太后遗诏和举办慈禧太后丧礼上谕全文照会柔克义,并通告因遭大丧,除紧要事件外,其它寻常事件均行缓商。18日,摄政王载沣又以宣统皇帝名义,分别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拟定国电两道,由外务部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转达美国政府。其第一道电文如下:“大清国嗣皇帝致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昊天不吊,遽降鞠凶,朕之兼祧皇考、大行皇帝于本月二十一日龙驾上宾,奉太皇太后懿旨,以朕入承大统。藐兹冲人,婴斯大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凡我友邦,理应讣告。贵国大伯玺天德与我大行皇帝睦谊久敦,自必同深哀悼。谨此哀电奉闻。”其第二道电文称:“大清国嗣皇帝敬致国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邦家不造,迭遭愍凶。本月二十二日,朕之圣祖母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仙驾升遐,呼抢哀号,何其有极。伏念大行太皇太后慈德,薄海同钦,凡我友邦,理应讣告。中国与贵国睦谊夙敦,大伯理玺天德闻之,自必同深感悼。谨此哀电奉闻。”11月29日(11月初六日),摄政王政府分别通过外务部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照会柔克义和美国政府,通报朝廷择定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基典礼。

　　暂且撇开清朝官方关于光绪之死说法的真实性不谈,清朝宫廷将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及权力的转移如此急切地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而且通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目的显然为了消除中外有关光绪之死的各种猜疑,争取新皇帝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清朝官方的做法也表明,清朝专制统治末年宫闱围绕皇帝生老病死而展开的政治权力斗争已与以往的历史有所不同,它不但受制于王朝体制,而且也受外国列强态度的制约。

　　二、美国政府的反应

　　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以及溥仪继任皇位,美国政府刚开始时持谨慎态度。在接到有关清廷政情的最新消息后,美国政府虽然于11月16日复电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逝表示吊唁,称:“惊闻大行大皇帝龙驭上宾,复闻大行太皇后随于次日亦仙驭升遐,贵国迭遭大变,嗣皇帝与臣民共罹愍凶,本总统与本国臣民同深感悼。兹惟望嗣皇帝深信我两国休戚相关之意,俾彼此友睦情形较往昔更加敦笃。” 但对光绪皇帝病逝的原因还是有些猜疑,对清廷决定由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也有所保留,并没有立即予以承认。16日,国务卿罗脱在给伍廷芳当日的回复中,仅表示收到通报的内容,未做任何表态。

　　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显示,当时美国政府对清廷因光绪帝之死而出现的权力变动未做表态,可能与康有为的电报有关。在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的同一天,在美洲的康有为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去一份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光绪帝,变换君主,扰乱中国,请求罗斯福总统致电北京,联合所有其他国家,不予承认。由于康有为与罗斯福总统此前有过接触, 1905年康有为访问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曾两次(6月15日和24日)邀请康有为到白宫讨论美国排华法令问题。1906年1月30日,康有为又在墨西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共26页打印纸约6000字的长信,就美国对待华人问题提出建议。因此,康有为11月14日的电报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就电报的内容分别征求国务院远东处和驻华公使柔克义的意见。11月17日,远东处就康有为电报内容给助理国务卿培根写了一份报告,在简要叙述自戊戌变法以来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后,认为康有为电报的内容并非没有可能,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康有为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皇上,表面来看是很有可能性的,因为一旦西太后死后光绪帝真正接掌权力,就意味袁世凯官宦生涯的完结。

　　但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无意追究光绪皇帝的死因,从加强美国在清廷的影响力,反对美国政府与康有为接触。24日,柔克义电复国务院,对康有为其人完全做了否定性的评价,明确表示:“康有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或势力,昨天袁世凯告诉我,康除了会冗长的演讲外,没有任何实际东西。我不希望再提到他,这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次日,柔克义又写信汇报调查情况,称:就康有为目前的地位和影响是否对中国政府有所作用问题,调查这里的官员和外国人,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相同的———康有为在中国没有追随着,他在1898年对光绪帝的影响现在被认为不利于真正的改革。人们承认他是一位高雅的、令人喜欢的演说家,但毫无实际价值。广东人也对他有强烈的反感,他们指控他从居住海外的同乡人中敛财。受柔克义观点的影响,此后美国政府对130康有为的意见就不再予以理会。11月30日,康有为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称袁世凯正在利用皇太后破坏世界和平,请求罗斯福电令美国驻京公使与醇亲王举行私人会晤,用军队保护自己,并秘密移居美国使馆。对此,国务院未做任何反应。

　　另外,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国内形势虽然相对平静,但当时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些传言及11月9日安徽安庆发生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起义,也使美国政府对溥仪继任皇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持谨慎态度。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11月17日的报告中就根据有关来自北京的传言及南方发生的革命党人的反满活动,对中国政局感到担忧,称:据《前锋》通讯员说,他们的杂志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私人来电,预告将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另根据美国驻南京领事电报,南京的满族总督命令率30000名官兵前往北京,这种情况显然是可能的。在收到安庆发生革命党人起义的报告后, 11月23日,国务卿罗脱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在已有的安排之下,应随时准备派军舰到那些需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中国港口或需要采取此类行动的内地。24日在接到汉口领事官报告一些外国妇女和儿童到英国炮艇上避难的消息后,国务卿再次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指示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官员安排两艘炮艇在安庆和汉口之间巡游,以应急需。27日,海军部回复,已指示派两艘军舰前往执行使命。

　　尽管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的死因有所怀疑,对清廷未来政局的稳定表示担忧,然而,随着安庆革命党人的起义很快就被平息,以及中国国内并没有出现外人想象和担忧的动荡现象,这就为美国政府承认新皇帝创造了条件。12月9日,柔克义照会外务部,代表美国政府对安徽巡抚在安庆革命党人起义中妥善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感谢。

　　另外,由于摄政王载沣有过国外游历的经历,国外舆论除对他的能力有所担忧之外,一般都对载沣出任摄政王持肯定态度。11月15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对载沣出任摄政王表示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是清廷内部改革派的胜利,有助于改革进程,指出“这项任命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结果使那些改革者们感到满意,并且满足了人们对光绪皇帝的怀念之情。因为,这不但顾及了在皇位继承上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且给这个帝国的新政引进了一种新鲜的、更富有现代观念的因素。这项任命是改革派一方所取得的明显胜利。”并表示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去世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写道:“在清国人民中间,鲜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正发生着的事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皇帝的死以及皇太后在很短时间内也可能死去这件事对清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清国人所追求的是一条平稳、连贯的发展道路,根本不会为了这两人的死而悲伤”。11月22日,美国著名记者和报人密勒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清廷权力实现平稳过渡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国内在慈禧太后死后没有发生人们先前预料的“政治大灾难”,“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其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并且清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显然,他们对这个紧急事态的出现绝对是早有预料”。同时,密勒对后西太后时代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也表示由衷的欢迎,写道:“由醇亲王担任摄政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火花立足于东方世界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眼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单单凭据这一事实,即能证明他对目前清国所面临的事态所采取的态度是可靠而正确的。”

　　除舆论对摄政王载沣表示欢迎之外,有些列强也对清廷权力的转移明确表示认同和接受。11月1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电告国务院,称日本外务部从北京和各省获得确信,形势有望保持和平,对指定的继任人将予以接受,不提任何抗议。并且,外务部还坚持声明日本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或干预。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也对溥仪继任皇位并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表示接受。1908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特意在溥仪举行登基典礼这一天接见清朝特使唐绍仪,对新皇帝溥仪登基当面表示祝贺,表示美国愿意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帮助促进中国的进步,声称:我们的愿望是,只要机会和权力许可,将援助中国国民改善中国的状况,引导中国跟上人类文明潮流,显示我们是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信任的朋友和支持者。我相信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任何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以及维护自己边界的和平和强大到足以避免外来的入侵,对其他国家通常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并通过我们可能的和平和合法手段,将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尽我们所能。12月3日,国务卿又致电柔克义,指示他代表美国政府祝贺宣统皇帝接位,贺词云:“本总统及本国各大臣恭贺中国大皇帝登极,惟望福祚绵长,光荣照耀,并谓甚喜适于此日觐见贵国唐使,得以面祝登极贺词,实幸机缘巧遇也。”5日,柔将此一贺词转达外务部。

　　12月3日,摄政王载沣在溥仪登基的第二天又颁布上谕,宣誓将继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遗志,继续奉行改革路线,按期于宣统八年颁布宪法,召集议员,“使宪政成立,朝野安,以仰慰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而巩亿万年郅治之基”。摄政王的这一行动进一步打消了美国对摄政王政府未来政策的顾虑。12月4日,柔克义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即予肯定,认为它“最终打消了任何对新的君主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忧虑”。美国政府在接获报告后也对摄政王发布坚持宪政改革上谕表示欢迎和释然,认为上谕“表达了新政府贯彻已故皇帝和皇太后去年8月制订的宪政计划的决心”。

　　综上所述,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的反应来说,美国政府虽然怀疑光绪帝非正常死亡,系为他人谋害,但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也是当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共同态度。美国《纽约时报》在11月15日的新闻专稿中报导驻京各国外交官的反应时就指出,当时各国驻华外交官除对清政府连续几周来有关光绪帝的报道自相矛盾,猜疑光绪皇帝并非自然死亡之外,他们更关心未来清廷朝政走向,担心载沣并非强权人物,他的摄政王位置是否会被反动势力占据,“倒退到她最初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情形”,再次引发列强的干涉,“重新出现导致彻底崩溃的危险”。这也是美国政府在承认新皇帝之后不久,对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做出强烈反应的原因。

　　三、光绪死因辨析

　　光绪之死,由于事涉宫闱,各种野史和笔记历来有各种不同传说。学术界围绕光绪死因问题,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观点:一派倾向光绪帝系中毒死亡,即被人谋害;另一派认为光绪帝系正常病逝。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进行反复的检测和分析,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光绪死因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方法本身仍然无法解答和说明光绪皇帝棺内砒霜来历,以及光绪皇帝被何人毒死和如何毒死等这样一些历史问题,一些学者以这一结论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仍然表示怀疑,或提出质疑。

　　笔者以为,以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否定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姑且不谈宫中所藏光绪脉案、药方是否为光绪病情的真实记录,实际上一些学者用来证明光绪皇帝系正常病死的清朝官方公开或未公开的档案以及相关官员的笔记,也并非完全证明光绪皇帝是正常病逝,相反,比照这些资料,却暴露出光绪皇帝非正常死亡的蛛丝马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朝官方公开上谕中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死的经过与宫中所藏脉案、《起居注》和相关官员日记所载明显存在龃龉。根据前述清朝官方公开上谕说法,光绪皇帝的病情在一年之前就趋恶化,到病逝前,“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而慈禧太后病逝系因光绪帝之丧“哀戚过甚”,“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称慈禧太后在光绪大丧之前曾因“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但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则显示,慈禧病重并非清朝官方公开所说的那样在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之后,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十月十日大寿前后身体就出现严重不适,不时征召御医诊病,脉案上出现“小水发赤”、“消渴”等记载,并因此辍朝二日。恽毓鼎十二日日记云:“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十三日日记又云:“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许宝蘅在十四日的日记中亦云:“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到阴历十月十四日,也即光绪皇帝病逝前七天,慈禧太后就已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令庆亲王奕前往东陵,为她查验陵寝。恽毓鼎在该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许宝蘅十五日日记中也有“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起程”的记载。而光绪皇帝虽然长期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但至少在他病逝前的十多天,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要好于慈禧太后,正常参与了一些朝政活动,并曾数日未用药。根据宫中《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于宫中接见达赖喇嘛;初九至十一连续三天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对此,许宝蘅、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也有记载,如许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云:“五时入值,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总之,仔细研究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等权威资料的记载,光绪皇帝最后十多天病情急剧恶化系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后。

　　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情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态度,对前者的病情大肆渲染,惟恐天下不知,对后者的病情则多加隐瞒,甚至说谎,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谎言和隐瞒真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外一些舆论和后来人们对光绪死因表示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通过科学检测方法,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只是再次应验了谎言与阴谋共生的一般规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朝宫廷内部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谋害光绪皇帝的犯罪动机。尽管光绪皇帝当时是一个毫无实权的体弱多病的傀儡皇帝,但一旦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率先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新当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光绪皇帝的政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官僚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早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就有清朝官员预见到朝廷中的后党势力为求自保,必会在太后病逝之前加害光绪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外间多有太后病危传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就此询问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太后驾崩后,皇上命运会如何?伍廷芳则婉转地向内田表示,太后驾崩便是皇上身上祸起之时,指出“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同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有关光绪之死的分析报告中,也正是根据甲午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认为光绪皇帝存在被后党官僚如袁世凯等人谋害的可能性。1909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谈到袁世凯与光绪帝的关系时,虽然没有认为袁世凯害死光绪帝,但针对袁遭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如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必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写道:“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一言以敝之,鉴于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无上权力,以及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后党官僚与帝党官僚长期交恶的历史,当时清朝宫中和府中都有在慈禧太后病逝133之前谋害光绪皇帝的强烈犯罪动机。诚若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所说:“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

　　有关谋害光绪皇帝的凶手,私家记载和各种野史有各种不同说法。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民国二年正月十七日所写的日记中,直言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谋害,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曾在宫中生活多年、陪侍慈禧太后的德龄认为光绪皇帝系在慈禧的的默许下,被清宫大太监李莲英谋害,她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莲英达到了目的。”末代皇帝溥仪则怀疑光绪为袁世凯谋害,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清末士人胡思敬则谓光绪系被庆亲王奕谋害,他在记述晚清掌故逸事的《国闻备乘》中写道:“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尔,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济,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是。”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并不矛盾,参与害死光绪皇帝的不可能只有一人,应是一小撮能够进出宫中的后党官宦共同参与:元凶为慈禧太后；袁世凯、李莲英等人很可能都为共犯,或为直接参与者,或为知情者。慈禧是一位残忍的嗜权如命的女人,自她1860年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以来,宫中即疑案不断。1874年同治皇帝暴死后,她不但气死22岁的嘉顺皇后,而且为达到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不顾清代建储家法及朝野的反对,强行改立她的亲外甥、醇亲王奕之子年仅4岁的载继任皇位。七年后(1881),也即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又暴死钟粹宫,慈禧太后更加独揽朝政,于光绪十年三月便以因循贻误,将妨碍她权力的恭亲王奕罢免,令其家居养疾。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皇帝虽然开始亲政,但慈禧又强行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做皇后,一直继续干预朝政。待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她便发动戊戌政变,将争取独立自主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度垂帘听政,并开始有废立和弑杀光绪之意。是月十日,慈禧太后在再度训政后四天,便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征召良医,向全国散布光绪患病消息,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就将废立阴谋付诸行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声称“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因此,恳请慈禧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皇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以绵统绪”。此一阴谋只是因中外联合抵制,未能如愿实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残忍的慈禧太后又在逃离京城之前,令将光绪皇帝喜欢的珍妃投于井中毙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于寿辰之日,再次流露杀机,当光绪前往她的住处探病与请安时,她拒绝皇帝叩见,竟然下达懿旨,宣布“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对于有人传言光绪帝对她得病幸灾乐祸,慈禧太后发下毒誓:“我不能先尔死”。总之,据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和相关官员宫中入值日记及各种野史、笔记所载,慈禧太后这位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在她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仍然牢牢掌握着百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光绪去世前后的有关权力安排都系遵照她的懿旨进行。

　　鉴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长期积怨,以及慈禧的毒辣和她在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过程中确立的绝对威权,慈禧无疑是最有可能下令毒死光绪的幕后元凶,其他与光绪有隙的后党官宦在慈禧太后的绝对淫威之下,似尚无擅自毒死光绪皇帝的胆量。正如戴逸先生在《论光绪之死》一文中所说:“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当然,作为年过七旬的无冕“女皇”,慈禧本人不会亲自动手杀害光绪皇帝,必然是授意、或暗示、或默许庆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人,具体加以实施。

　　总之,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光绪死因问题,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慈禧太后外国男人爆猛料：她有1000个情人

庚子战争,光绪皇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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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太后掌权的晚清时期，一位来自英国的帅哥巴恪思，入了太后老佛爷的法眼，29岁的他成为了67岁慈禧太后的情人。他写了一本自传体性质的《太后与我》，将慈禧太后的混乱私生活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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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风流韵事一直都有流传。康有为曾经说，慈禧太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邪恶女人，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丑陋老太，过着放荡荒淫的生活。慈禧太后是一个伪太后，一个十足堕落的宫妃，她的身体很好，性欲很强烈，她的首席宦官其实根本都不是什么太监，而是慈禧太后一生之中无数的性功能过人的情人之一，也是她的同谋者之一。并曝光说慈禧太后有一个私生子。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康有为指责慈禧太后似乎不客观吧。说慈禧性欲很强烈，有很多情人，倒没有什么夸张成分。

慈禧26岁守寡，垂帘听政，独揽大权，有几个情人，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没有读《太后与我》之前，我大致知道，一些野史里，津津乐道慈禧浪漫的情感生活。说有一天慈禧在颐和园游玩，正好内大臣僧格林沁的孙子伯彦纳尔苏也在园中独自散步。慈禧已年过五十，和伯彦纳尔苏成为一对恩恩爱爱的情人。最后伯彦纳尔苏为了慈禧，以死殉情。慈禧听说此事后，追认伯彦纳尔苏为亲王。

庚子战乱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在途中认识了一个叫王老五的卖豆腐的男子。结成了“夫妻”。说的是在北京城即将被八国联军攻陷的紧要关头，慈禧和光绪率领着亲贵大臣们，化装成农夫和村姑，遇到劫匪。有个卖豆腐的中年男子吆喝卖豆腐，吓跑了劫匪。中年男子救下慈禧，并带回家细心照料，两人好上了。没过多久，慈禧又回到了北京城，但她心里还时常想念那个患难中结识的贫民情人。

还有一个情人名气很大，这就是当时身兼军机大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荣禄。据说慈禧在被选人宫以前就与荣禄相爱，尽管后来因慈禧人宫，两人才不得不分开，但荣禄仍然对她一往情深。慈禧身边的宫女德龄的《御香缥缈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一书写道：“在慈禧没有给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荣禄就是伊的情人；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的做伊的忠仆。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却就此很沉痛地牺牲了。”

巴恪思更猛。曝出喜怒无常慈禧太后70岁了，还身体年轻健壮，性欲强烈，不但宠爱他这位来自英国的情人，而且还有其他众多的情人。情人们伺候慈禧太后时，一般需要三到四次。巴恪思每次和慈禧太后做爱的时候，都要依赖春药。慈禧的欲望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中的光绪皇帝 光绪庚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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