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走向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曾国藩临终向李鸿章托付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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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走向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 曾国藩临终向李鸿章托付后事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走向(一)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原以为会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赏，而实际上却是接二连三的警告。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原以为会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赏，而实际上却是接二连三的警告。
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无非有三条路：一是起兵反清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都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减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人的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武之地;二是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然而天津教案和捻军都让曾国藩背上了“恶名”。同治十年(1871年)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想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他心里宽慰多了，亲幸自己有这么个可接班的学生。
他这半生开创的事业终于有了接班人：湘军裁撤了、腐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的议论纷纷，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进行呢?为此曾国藩总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虽然对李鸿章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恩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由保定赶到江宁。
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以后，看到身后事业后继有人，有些兴奋的向这个得意门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人生的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
其一，他非常后悔当年迫于朝廷压力主动裁撤湘军。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余年，金陵克捷后，竟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士们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幸亏李鸿章所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不可用，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这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国于家都是如此。
其二，也正是他安身立命的前提，就是要以身作则，身正心正。他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承先启后。所以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多多培养种子。
李鸿章对老师的这番话心领神会，为了让老师对身后事放心，忙问他：“今日之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思考良久，认为此时再不说以后永无机会，于是说道：“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
李鸿章听了很疑惑，曾、左之间七八年间互不闻问，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恩师为何竟说左宗棠是第一号人物?
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是天下的其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沈葆桢等人皆可用。
师生之间非常融洽的相处了几天之后，由于春节临近，李鸿章辞别曾国藩赶回了直隶。同李鸿章长谈之后，也许是兴奋过度，曾国藩旧病复发，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一代名臣曾国藩去世，消息传出后，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死后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袁世凯的走钢丝记录：慈禧曾“欲置之重典”(2)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走向(二)四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皇室宗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后，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际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出面劝解，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此举引起了慈禧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被慈禧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几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袁世凯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正心惊肉跳地夜夜做着噩梦呢，光绪死了；第二天（1908年11月15日），慈禧也死了。袁世凯大大地吁了一口长气。不过他的长气还未吁完，报应就从天而降了。宣统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的载沣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光绪帝报仇，所以他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袁世凯又一次被推到了鬼门关口。
好在张之洞极力劝谏，加之载沣担心处决袁世凯会引发新军闹事，也就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仍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五
袁世凯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又从顶端跌落在地，从京城来到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成为一介无官无职的平民，仿佛又回到了人生的最初起点。
刚到彰德的日子，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读者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可能就是那张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诗，无论是意境，还是气韵，都属上乘之作，绝非一介武夫所能吟出，其诗才、文采远在此后的其他民国领导人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之上。
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袁世凯终归不是一介草民，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用心培植的党羽仍忠心于他。他们时不时地前来洹上村问计“请安”，他也就跟着关注外面时局的发展。为此，洹上村专门设立了一个电报处，那看不见的频频电波又慢慢唤起了袁世凯心中沉睡已久的欲望。自信随着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认为自己不会久处困境，总有一天将会龙腾虎跃，再度出山。
机会说来就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袁世凯又被送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时期。
这是一段人们十分熟悉的历史。革命党人占领武汉三镇，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往镇压，可袁世凯的这些旧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就是不听荫昌指挥。怎么办？唯有请出袁世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就如李鸿章让他护送大院君返回朝鲜时所说的那样：“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而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出。这既是对载沣当初的开缺予以报复，也是他继续要挟，以增加出山的筹码。直到被清廷由湖广总督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其提出的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等六项条件被全部接受之后，他的“足疾”也就霍然“痊愈”了。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如果再稍微鼓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并延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了南方革命党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在对他袁世凯产生好感的同时，必将生出新的希望——让同是汉人的他反戈一击，取代清廷，达到恢复中华的目的。是的，袁世凯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可不愿继续充当清廷鹰犬，像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永远让清廷玩弄着当枪使。他早就受够了，他不能再忍了，他要做主人，要取而代之。他留下武昌不攻，也可就此威胁、要挟清廷，以达一箭双雕之效。
事情一步一步地往袁世凯设计、预想的方向发展。南北双方派出代表，经过多次正式的及私下的谈判，双方条件渐趋一致，最后归结为两点：一是国家采用何种体制，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二是袁世凯在新体制中的位置。若行君主立宪，肯定还得保留皇帝。这，不仅袁世凯不愿，革命党人更不会答应，“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任务，连最起码的一点都做不到，那还叫什么革命？因此，南北议和最后达成的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只能是实行民主共和制。
正在这时，孙中山由海外回国，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便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并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反应迅速，马上致电袁世凯，只要逼清帝退位，便让位于他。袁世凯不信，一面制造舆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一面加紧备战。孙中山也毫不示弱，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然而，孙中山此举很快就遭致列强的威吓及内部反动派的掣肘，汪精卫就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恋总统之位，破坏和议。于是，孙中山不得不停止北伐，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第三次强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总统之位有了保证，袁世凯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回过头来对付清廷，加紧逼宫。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一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清廷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廷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46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廷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诏书，宣布退位。清廷的退位，标志着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来南北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民国成立后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因革命党人不信任他袁世凯，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而且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袁世凯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力，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袁世凯，自然无法适应这种民主政体，于是，他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撒手锏，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袁世凯的性格中有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得势，便沾沾自喜，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不谙节制之道，不懂韬光养晦，继续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再向前，非将事情做绝不可，直至事与愿违地走向反面。
随着议员被收买或迫害，控制了内阁的袁世凯仍不知足，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不久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又成立专门机构修改约法，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还弄出一些规定，使自己由任期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并可传嗣子孙。名有了，利有了，权有了，一时间，袁世凯可谓高高在上，万民景仰，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大总统，实则比封建时代的某些皇帝更加集权。可他仍不知足，一意孤行，要改共和体制为封建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要做名实双至的皇帝称孤道寡。
当袁世凯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时，就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他忘了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每前进一步必将伴随着的危险，他忘了仅能立足的峰巅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无论往哪个方向，只要稍微向前跨出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由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由胜利到失败，也只有一步之遥；由真理到谬误，仍然只有一步之遥……世上许多事物，从左到右，由上到下，从正到反，看似遥不可及，实则仅仅一步之遥。
六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方面密不可分，但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袁世凯住在中南海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不做皇帝梦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王者的符号与象征，似乎都在向他述说着皇家的霸气与帝王的梦想。袁世凯无时无刻不浸淫在这种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他的身与心，也在这极度的诱惑中日渐膨胀。他学古代盛世君王，想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壮大，所以他勤勉有加，每天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劳形于案牍之余，还让人呈进摘抄历代帝王政治言行的《居仁日览》，必恭必敬地捧读不已，用以借鉴。
那些与袁世凯同样居住中南海的家人仆人，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袁世凯睡觉醒来必喝香茶一杯，一位茶童在送茶时，发现他还在鼾睡，下意识地朝床上望了一眼，一不小心竟将朝鲜国王送给袁世凯的一只上等碧玉雕刻的茶杯给打碎了。于是，茶童就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正欲腾飞的大金龙。此言说得袁世凯疑疑惑惑、恍恍惚惚，以为自己真是一条神龙下凡尘。结果撒谎的茶童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得到了一份袁大总统的赏赐。
茶童这样说，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总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还有意制造出多起令袁世凯深信不疑的假象与征兆。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继承皇位，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父亲推行帝制。他私自刻了一枚“皇太子印”的金印，那些溜须拍马的人称他“皇子殿下”，他也安然受之。他走得最远做得最为过分的事情，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每天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阅览。本是一份反对称帝的日人报纸，结果让袁克定弄得面目全非，尽是一些支持、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的文字。
如果说仆人、家人、亲属要袁世凯当皇帝尚怀一份个人私心，而外人众口一词，使袁世凯不由得将信将疑了。在袁世凯深居内宫做着帝王美梦之时，他的部下纷纷呈文，要求改行君主制，希望他早日登基称皇。“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确有勉强拉扯之嫌外，其他五人对复辟帝制全都不遗余力。特别是杨度，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非君主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挪款贪污，他害怕被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
一股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使得袁世凯对恢复帝制深以为然。似乎他袁世凯不称帝，国家就要动乱不堪了。
就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远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亲生父亲袁保中墓旁，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状的紫藤。袁世凯速派袁克定回乡查看真伪，袁克定到达项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天命所归的远不止于此，各地呈送的关于袁世凯乃真龙天子的祥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帝星高照某纬度，经勘测研究，帝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今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抵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
民意难违，天意更是难违！
事情到了这种份上，袁世凯就是不称帝，也不行了！
殊不知，恢复帝制转瞬间又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和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
当了83天皇帝，袁世凯身败名裂，英雄顿时成为奸雄与狗熊。于是，他生前的业绩被淹没，缺点被放大，成为千夫指，成为应“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败类，成为近代历史上坏得不能再坏的人物。在挨骂这一点上，他也超过了挨骂挨得最厉害的慈禧：被他逼退的清室要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要骂，孙中山及他身后的国民党要骂，普通老百姓在他人的宣传鼓动下也跟着骂，就连那些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曾经跟着他风光不已、获利多多的亲信部下、北洋将领在表白自己的时候也会跳脚大骂……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骂着，一直骂到今天，估计一时难有出头翻身之日，往后还得继续被骂下去，遗臭万年。这可真是应了老祖宗留下的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
同治中兴的主要表现 同治中兴的意义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走向(三)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也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1861年，咸丰帝去世，其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
令曾国藩父子“低头一拜”的人物 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走向(四)
1864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对于清王朝的顶梁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并不吝惜赏赐，给了他极高的封赏，此时的曾国藩荣宠至极。然而，这并没能给曾国藩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在一首给其弟曾国荃的诗中，曾国藩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境况和心态：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也写下了意象相似的诗文：
不可淹留是岁华，鬓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恋栈空馀豆，颇欲安炉去炼砂。
故国音书多懊恼，中年诗集半伤嗟。
低头一拜陶彭泽，万事乘除问酒家。
诗中提到的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嘉言懿行，竟令声名煊赫的曾氏父子也对他们顶礼膜拜呢?
屠羊说是《庄子》中的一个人物，故事是说春秋时楚昭王丧失了王位，屠羊说跟随昭王逃难。后来，昭王回国又夺得了王位，要赏赐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说。屠羊说却说：“大王丢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职业;现在，大王恢复了王位，我也恢复了从前的职业。既然我的俸禄已经恢复了，又何必再行赏赐呢?”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左列钟铭右谤书”。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张爱玲和李鸿章的关系
走向共和李鸿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