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 [图文]光绪慈禧相继去世：美国对华态度为何转向暧昧

【www.jxtldy.com--伤感散文诗】

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

[图文]光绪慈禧相继去世：美国对华态度为何转向暧昧

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一)

　　光绪之死,为世纪谜案。清朝政府当时不但将慈禧、光绪之死及时通报国内臣民,同时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目的就是要消除中外对光绪死因的怀疑和猜测,争取新皇帝早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美国政府虽然对光绪是否正常病逝表示怀疑,但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并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光绪死因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里,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制度下的家天下政治,使得一位君主的生老病死,常常与宫廷内的阴谋、杀戮如形影相随。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的二位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不但惊动清廷朝野,而且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本文利用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拟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做一初步探讨,并结合已往研究及相关清朝档案文献,就光绪死因问题做一辨析。

　　一、清朝官方公开说法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下午5—7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但从清朝官方公布的谕旨及光绪帝死后的权力安排来看,清朝宫廷内部实际上在皇帝去世前一日已安排他的后事。11月13日12时午后,慈禧太后于寝宫中召见奕、载沣、鹿传霖、袁世凯等军机大臣之后,内阁即颁布二道上谕:一:宣布奉太后懿旨,著醇亲王载沣之子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二、宣布奉太后之旨,以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在皇帝病逝前的当日,也即14日,清朝宫廷又颁布一道征召良医上谕,称:“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锺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但鉴于清廷接着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以及光绪帝于当日即告身亡,这道官方上谕与其说是征召良医,毋宁说是为宣布光绪帝病逝预做先告。

　　而清廷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也与当日的征召良医上谕相呼应,极力声明自己系病重不治、自然死亡,以消弭外界的猜疑,同时为身后权力的转移做出安排,宣布奉太后懿旨以溥仪为嗣皇帝,称:“自冲龄践祚……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托付……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同一天,清廷还发布4道慈禧太后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另令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大学士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内务府大臣增崇等10人恭办皇帝丧礼。

　　作为接掌清廷权力的摄政王载沣则以宣统皇帝溥仪名义颁发上谕,对光绪皇帝的病逝表示哀悼,宣布仍为光绪皇帝举行三年之丧,同时令文武百官“共矢公忠,弼予郅治”。次日,内阁又颁布上谕,宣布根据同治十三年停止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及盐关织造等来京叩谒梓宫惯例,同样也禁止以上地方官员奏请来京,叩谒光绪梓宫,“致旷职守”。

　　1908年11月15日午后1—3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未时),年届74岁的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死后不到20小时病殁。在慈禧太后病殁之前,清廷也曾降上谕,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将身后权力进一步托付给醇亲王载沣,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申令“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在同日发布的临终诰文中,慈禧太后除为自己歌功颂德外,同时也讲述自己得病经过,称在她听政过程中“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弥留”;要求摄政王及内外诸臣,齐心翊赞嗣皇帝,“固我邦基”。

　　在慈禧太后病殁后,清廷内阁则于当日发布上谕,通报慈禧太后于15日未刻仙逝及太后病殁经过,宣布为慈禧太后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称:“朕以冲龄,仰蒙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顾复恩慈,情深罔极,特命入承大统,深冀慈躬康健,克享期颐,俾朕奉养承欢,恭聆训诲,以成郅治而固邦基,乃宵肝忧劳,渐致违和,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不意因二十一日大行皇帝龙驾上宾,哀戚过甚,病势陡重,遂至大渐,遽于本月二十二日未时仙驾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清朝宫廷关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及事后权力安排的上谕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并于次日大多由外务部分别全文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公使,通报各国政府。11月14日,外务部将13日关于奉太后之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的上谕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15日,外务部照会柔克义,通报光绪皇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称:“本月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薄海臣民悲哀感恋,谅贵大臣闻之,亦必同心哀恸,为此照会贵大臣,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另将光绪皇帝遗诏和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的懿旨,以及关于为光绪皇帝行三年之丧的上谕,也分别全文照会。16日,除照会、通报慈禧太后去世外,另将慈禧太后遗诏和举办慈禧太后丧礼上谕全文照会柔克义,并通告因遭大丧,除紧要事件外,其它寻常事件均行缓商。18日,摄政王载沣又以宣统皇帝名义,分别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拟定国电两道,由外务部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转达美国政府。其第一道电文如下:“大清国嗣皇帝致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昊天不吊,遽降鞠凶,朕之兼祧皇考、大行皇帝于本月二十一日龙驾上宾,奉太皇太后懿旨,以朕入承大统。藐兹冲人,婴斯大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凡我友邦,理应讣告。贵国大伯玺天德与我大行皇帝睦谊久敦,自必同深哀悼。谨此哀电奉闻。”其第二道电文称:“大清国嗣皇帝敬致国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邦家不造,迭遭愍凶。本月二十二日,朕之圣祖母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仙驾升遐,呼抢哀号,何其有极。伏念大行太皇太后慈德,薄海同钦,凡我友邦,理应讣告。中国与贵国睦谊夙敦,大伯理玺天德闻之,自必同深感悼。谨此哀电奉闻。”11月29日(11月初六日),摄政王政府分别通过外务部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照会柔克义和美国政府,通报朝廷择定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基典礼。

　　暂且撇开清朝官方关于光绪之死说法的真实性不谈,清朝宫廷将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及权力的转移如此急切地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而且通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目的显然为了消除中外有关光绪之死的各种猜疑,争取新皇帝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清朝官方的做法也表明,清朝专制统治末年宫闱围绕皇帝生老病死而展开的政治权力斗争已与以往的历史有所不同,它不但受制于王朝体制,而且也受外国列强态度的制约。

　　二、美国政府的反应

　　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以及溥仪继任皇位,美国政府刚开始时持谨慎态度。在接到有关清廷政情的最新消息后,美国政府虽然于11月16日复电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逝表示吊唁,称:“惊闻大行大皇帝龙驭上宾,复闻大行太皇后随于次日亦仙驭升遐,贵国迭遭大变,嗣皇帝与臣民共罹愍凶,本总统与本国臣民同深感悼。兹惟望嗣皇帝深信我两国休戚相关之意,俾彼此友睦情形较往昔更加敦笃。” 但对光绪皇帝病逝的原因还是有些猜疑,对清廷决定由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也有所保留,并没有立即予以承认。16日,国务卿罗脱在给伍廷芳当日的回复中,仅表示收到通报的内容,未做任何表态。

　　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显示,当时美国政府对清廷因光绪帝之死而出现的权力变动未做表态,可能与康有为的电报有关。在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的同一天,在美洲的康有为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去一份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光绪帝,变换君主,扰乱中国,请求罗斯福总统致电北京,联合所有其他国家,不予承认。由于康有为与罗斯福总统此前有过接触, 1905年康有为访问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曾两次(6月15日和24日)邀请康有为到白宫讨论美国排华法令问题。1906年1月30日,康有为又在墨西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共26页打印纸约6000字的长信,就美国对待华人问题提出建议。因此,康有为11月14日的电报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就电报的内容分别征求国务院远东处和驻华公使柔克义的意见。11月17日,远东处就康有为电报内容给助理国务卿培根写了一份报告,在简要叙述自戊戌变法以来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后,认为康有为电报的内容并非没有可能,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康有为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皇上,表面来看是很有可能性的,因为一旦西太后死后光绪帝真正接掌权力,就意味袁世凯官宦生涯的完结。

　　但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无意追究光绪皇帝的死因,从加强美国在清廷的影响力,反对美国政府与康有为接触。24日,柔克义电复国务院,对康有为其人完全做了否定性的评价,明确表示:“康有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或势力,昨天袁世凯告诉我,康除了会冗长的演讲外,没有任何实际东西。我不希望再提到他,这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次日,柔克义又写信汇报调查情况,称:就康有为目前的地位和影响是否对中国政府有所作用问题,调查这里的官员和外国人,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相同的———康有为在中国没有追随着,他在1898年对光绪帝的影响现在被认为不利于真正的改革。人们承认他是一位高雅的、令人喜欢的演说家,但毫无实际价值。广东人也对他有强烈的反感,他们指控他从居住海外的同乡人中敛财。受柔克义观点的影响,此后美国政府对130康有为的意见就不再予以理会。11月30日,康有为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称袁世凯正在利用皇太后破坏世界和平,请求罗斯福电令美国驻京公使与醇亲王举行私人会晤,用军队保护自己,并秘密移居美国使馆。对此,国务院未做任何反应。

　　另外,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国内形势虽然相对平静,但当时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些传言及11月9日安徽安庆发生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起义,也使美国政府对溥仪继任皇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持谨慎态度。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11月17日的报告中就根据有关来自北京的传言及南方发生的革命党人的反满活动,对中国政局感到担忧,称:据《前锋》通讯员说,他们的杂志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私人来电,预告将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另根据美国驻南京领事电报,南京的满族总督命令率30000名官兵前往北京,这种情况显然是可能的。在收到安庆发生革命党人起义的报告后, 11月23日,国务卿罗脱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在已有的安排之下,应随时准备派军舰到那些需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中国港口或需要采取此类行动的内地。24日在接到汉口领事官报告一些外国妇女和儿童到英国炮艇上避难的消息后,国务卿再次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指示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官员安排两艘炮艇在安庆和汉口之间巡游,以应急需。27日,海军部回复,已指示派两艘军舰前往执行使命。

　　尽管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的死因有所怀疑,对清廷未来政局的稳定表示担忧,然而,随着安庆革命党人的起义很快就被平息,以及中国国内并没有出现外人想象和担忧的动荡现象,这就为美国政府承认新皇帝创造了条件。12月9日,柔克义照会外务部,代表美国政府对安徽巡抚在安庆革命党人起义中妥善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感谢。

　　另外,由于摄政王载沣有过国外游历的经历,国外舆论除对他的能力有所担忧之外,一般都对载沣出任摄政王持肯定态度。11月15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对载沣出任摄政王表示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是清廷内部改革派的胜利,有助于改革进程,指出“这项任命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结果使那些改革者们感到满意,并且满足了人们对光绪皇帝的怀念之情。因为,这不但顾及了在皇位继承上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且给这个帝国的新政引进了一种新鲜的、更富有现代观念的因素。这项任命是改革派一方所取得的明显胜利。”并表示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去世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写道:“在清国人民中间,鲜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正发生着的事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皇帝的死以及皇太后在很短时间内也可能死去这件事对清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清国人所追求的是一条平稳、连贯的发展道路,根本不会为了这两人的死而悲伤”。11月22日,美国著名记者和报人密勒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清廷权力实现平稳过渡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国内在慈禧太后死后没有发生人们先前预料的“政治大灾难”,“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其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并且清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显然,他们对这个紧急事态的出现绝对是早有预料”。同时,密勒对后西太后时代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也表示由衷的欢迎,写道:“由醇亲王担任摄政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火花立足于东方世界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眼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单单凭据这一事实,即能证明他对目前清国所面临的事态所采取的态度是可靠而正确的。”

　　除舆论对摄政王载沣表示欢迎之外,有些列强也对清廷权力的转移明确表示认同和接受。11月1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电告国务院,称日本外务部从北京和各省获得确信,形势有望保持和平,对指定的继任人将予以接受,不提任何抗议。并且,外务部还坚持声明日本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或干预。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也对溥仪继任皇位并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表示接受。1908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特意在溥仪举行登基典礼这一天接见清朝特使唐绍仪,对新皇帝溥仪登基当面表示祝贺,表示美国愿意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帮助促进中国的进步,声称:我们的愿望是,只要机会和权力许可,将援助中国国民改善中国的状况,引导中国跟上人类文明潮流,显示我们是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信任的朋友和支持者。我相信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任何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以及维护自己边界的和平和强大到足以避免外来的入侵,对其他国家通常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并通过我们可能的和平和合法手段,将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尽我们所能。12月3日,国务卿又致电柔克义,指示他代表美国政府祝贺宣统皇帝接位,贺词云:“本总统及本国各大臣恭贺中国大皇帝登极,惟望福祚绵长,光荣照耀,并谓甚喜适于此日觐见贵国唐使,得以面祝登极贺词,实幸机缘巧遇也。”5日,柔将此一贺词转达外务部。

　　12月3日,摄政王载沣在溥仪登基的第二天又颁布上谕,宣誓将继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遗志,继续奉行改革路线,按期于宣统八年颁布宪法,召集议员,“使宪政成立,朝野安,以仰慰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而巩亿万年郅治之基”。摄政王的这一行动进一步打消了美国对摄政王政府未来政策的顾虑。12月4日,柔克义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即予肯定,认为它“最终打消了任何对新的君主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忧虑”。美国政府在接获报告后也对摄政王发布坚持宪政改革上谕表示欢迎和释然,认为上谕“表达了新政府贯彻已故皇帝和皇太后去年8月制订的宪政计划的决心”。

　　综上所述,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的反应来说,美国政府虽然怀疑光绪帝非正常死亡,系为他人谋害,但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也是当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共同态度。美国《纽约时报》在11月15日的新闻专稿中报导驻京各国外交官的反应时就指出,当时各国驻华外交官除对清政府连续几周来有关光绪帝的报道自相矛盾,猜疑光绪皇帝并非自然死亡之外,他们更关心未来清廷朝政走向,担心载沣并非强权人物,他的摄政王位置是否会被反动势力占据,“倒退到她最初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情形”,再次引发列强的干涉,“重新出现导致彻底崩溃的危险”。这也是美国政府在承认新皇帝之后不久,对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做出强烈反应的原因。

　　三、光绪死因辨析

　　光绪之死,由于事涉宫闱,各种野史和笔记历来有各种不同传说。学术界围绕光绪死因问题,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观点:一派倾向光绪帝系中毒死亡,即被人谋害;另一派认为光绪帝系正常病逝。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进行反复的检测和分析,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光绪死因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方法本身仍然无法解答和说明光绪皇帝棺内砒霜来历,以及光绪皇帝被何人毒死和如何毒死等这样一些历史问题,一些学者以这一结论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仍然表示怀疑,或提出质疑。

　　笔者以为,以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否定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姑且不谈宫中所藏光绪脉案、药方是否为光绪病情的真实记录,实际上一些学者用来证明光绪皇帝系正常病死的清朝官方公开或未公开的档案以及相关官员的笔记,也并非完全证明光绪皇帝是正常病逝,相反,比照这些资料,却暴露出光绪皇帝非正常死亡的蛛丝马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朝官方公开上谕中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死的经过与宫中所藏脉案、《起居注》和相关官员日记所载明显存在龃龉。根据前述清朝官方公开上谕说法,光绪皇帝的病情在一年之前就趋恶化,到病逝前,“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而慈禧太后病逝系因光绪帝之丧“哀戚过甚”,“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称慈禧太后在光绪大丧之前曾因“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但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则显示,慈禧病重并非清朝官方公开所说的那样在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之后,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十月十日大寿前后身体就出现严重不适,不时征召御医诊病,脉案上出现“小水发赤”、“消渴”等记载,并因此辍朝二日。恽毓鼎十二日日记云:“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十三日日记又云:“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许宝蘅在十四日的日记中亦云:“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到阴历十月十四日,也即光绪皇帝病逝前七天,慈禧太后就已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令庆亲王奕前往东陵,为她查验陵寝。恽毓鼎在该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许宝蘅十五日日记中也有“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起程”的记载。而光绪皇帝虽然长期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但至少在他病逝前的十多天,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要好于慈禧太后,正常参与了一些朝政活动,并曾数日未用药。根据宫中《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于宫中接见达赖喇嘛;初九至十一连续三天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对此,许宝蘅、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也有记载,如许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云:“五时入值,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总之,仔细研究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等权威资料的记载,光绪皇帝最后十多天病情急剧恶化系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后。

　　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情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态度,对前者的病情大肆渲染,惟恐天下不知,对后者的病情则多加隐瞒,甚至说谎,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谎言和隐瞒真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外一些舆论和后来人们对光绪死因表示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通过科学检测方法,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只是再次应验了谎言与阴谋共生的一般规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朝宫廷内部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谋害光绪皇帝的犯罪动机。尽管光绪皇帝当时是一个毫无实权的体弱多病的傀儡皇帝,但一旦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率先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新当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光绪皇帝的政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官僚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早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就有清朝官员预见到朝廷中的后党势力为求自保,必会在太后病逝之前加害光绪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外间多有太后病危传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就此询问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太后驾崩后,皇上命运会如何?伍廷芳则婉转地向内田表示,太后驾崩便是皇上身上祸起之时,指出“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同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有关光绪之死的分析报告中,也正是根据甲午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认为光绪皇帝存在被后党官僚如袁世凯等人谋害的可能性。1909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谈到袁世凯与光绪帝的关系时,虽然没有认为袁世凯害死光绪帝,但针对袁遭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如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必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写道:“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一言以敝之,鉴于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无上权力,以及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后党官僚与帝党官僚长期交恶的历史,当时清朝宫中和府中都有在慈禧太后病逝133之前谋害光绪皇帝的强烈犯罪动机。诚若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所说:“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

　　有关谋害光绪皇帝的凶手,私家记载和各种野史有各种不同说法。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民国二年正月十七日所写的日记中,直言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谋害,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曾在宫中生活多年、陪侍慈禧太后的德龄认为光绪皇帝系在慈禧的的默许下,被清宫大太监李莲英谋害,她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莲英达到了目的。”末代皇帝溥仪则怀疑光绪为袁世凯谋害,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清末士人胡思敬则谓光绪系被庆亲王奕谋害,他在记述晚清掌故逸事的《国闻备乘》中写道:“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尔,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济,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是。”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并不矛盾,参与害死光绪皇帝的不可能只有一人,应是一小撮能够进出宫中的后党官宦共同参与:元凶为慈禧太后；袁世凯、李莲英等人很可能都为共犯,或为直接参与者,或为知情者。慈禧是一位残忍的嗜权如命的女人,自她1860年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以来,宫中即疑案不断。1874年同治皇帝暴死后,她不但气死22岁的嘉顺皇后,而且为达到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不顾清代建储家法及朝野的反对,强行改立她的亲外甥、醇亲王奕之子年仅4岁的载继任皇位。七年后(1881),也即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又暴死钟粹宫,慈禧太后更加独揽朝政,于光绪十年三月便以因循贻误,将妨碍她权力的恭亲王奕罢免,令其家居养疾。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皇帝虽然开始亲政,但慈禧又强行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做皇后,一直继续干预朝政。待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她便发动戊戌政变,将争取独立自主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度垂帘听政,并开始有废立和弑杀光绪之意。是月十日,慈禧太后在再度训政后四天,便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征召良医,向全国散布光绪患病消息,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就将废立阴谋付诸行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声称“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因此,恳请慈禧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皇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以绵统绪”。此一阴谋只是因中外联合抵制,未能如愿实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残忍的慈禧太后又在逃离京城之前,令将光绪皇帝喜欢的珍妃投于井中毙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于寿辰之日,再次流露杀机,当光绪前往她的住处探病与请安时,她拒绝皇帝叩见,竟然下达懿旨,宣布“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对于有人传言光绪帝对她得病幸灾乐祸,慈禧太后发下毒誓:“我不能先尔死”。总之,据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和相关官员宫中入值日记及各种野史、笔记所载,慈禧太后这位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在她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仍然牢牢掌握着百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光绪去世前后的有关权力安排都系遵照她的懿旨进行。

　　鉴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长期积怨,以及慈禧的毒辣和她在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过程中确立的绝对威权,慈禧无疑是最有可能下令毒死光绪的幕后元凶,其他与光绪有隙的后党官宦在慈禧太后的绝对淫威之下,似尚无擅自毒死光绪皇帝的胆量。正如戴逸先生在《论光绪之死》一文中所说:“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当然,作为年过七旬的无冕“女皇”,慈禧本人不会亲自动手杀害光绪皇帝,必然是授意、或暗示、或默许庆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人,具体加以实施。

　　总之,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光绪死因问题,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图文]揭秘光绪三大悲剧 比慈禧早死一天之谜

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二)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光绪虽与慈禧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咸丰皇帝的侄子。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郡王府的柳荫斋，其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

从这些关系讲，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患天花病死。同治帝死时年仅十九岁，身后无子，按“兄终弟及”做法，可由其弟即位。但同治帝为独生子，则应从其最亲近的亲属中选一子弟继承帝位。大臣们提出的最佳方案，是由他的大伯父即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作为他的嗣子，由其即位。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亲生子，同样是由旁支过继，实际上是因为若要载淳的子侄辈继位，自己身为祖母便无权以太后身份临朝。国不可一日无君。第二天，慈禧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让只有四岁的载湉入宫即位为帝。载湉，也就是光绪，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无子嗣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找个儿皇帝，可再次创造机会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四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夺权利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辞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愈治的病根。

天嘏在所著《满清野史》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既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没有爱情的婚姻

按照清王朝祖上留下的规矩，皇帝十六岁就要临朝亲政。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他的大婚和亲政逐渐临近，慈禧撤帘归政把大权交给光绪皇帝之事已不可回避。可慈禧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于是预作布置，对光绪帝权力多方限制，仍由她在暗中操纵朝政。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889年2月19日)，十九岁的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的主，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即隆裕皇后。这个皇后容貌丑陋，马脸高额，瘦弱驼背，突眼露齿。光绪极为不满，但也无奈。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通过皇后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远远比不上珍妃，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格开朗，活泼机敏，颇有见地。珍妃的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珍妃又向光绪推荐了她的老师文廷式，这位素以评论时政、忧心国事的著名清流人士很有才华，颇有政治见地，他被光绪帝重用后，对光绪帝很有影响，引发了光绪帝要改革政治及摆脱束缚而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光绪帝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由此，也引发了他作为人君国主，希望在政治上摆脱束缚而有作为的欲望。可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按慈禧本来的亲上加亲，以控制光绪帝的初衷才让自己的侄女为皇后。然而强制的结果，却又适得其反。

当年，同治帝自己选立皇后阿鲁特氏，而慈禧却偏偏让同治帝去喜欢慧妃，结果闹得母子不和。这次慈禧为光绪选配叶赫氏为皇后，可光绪又偏偏喜爱珍妃他他拉氏，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光绪明明知道宠爱珍妃，就要得罪皇后，而与皇后不睦，即等于开罪慈禧太后。然而，慈禧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迫使光绪就范，惟独在情爱和感情上无法以己之所愿强加于人。据《悔逸斋笔乘》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仲夏之时，一天，光绪与隆裕皇后为小事争吵，隆裕跑到慈禧面前哭诉其事。慈禧大怒，对身边的人说：“皇上是我所立，实乃忘恩之举，隆裕是我的亲侄，辱骂皇后就是对我最大的不敬，实在难以忍受。”接连数日，光绪入宫请安，慈禧一言不发。此后光绪与慈禧的嫌隙就算形成了。

苦闷的皇帝生涯

光绪临朝亲政后，五十三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则权势依旧，裁决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利，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连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并规定：光绪每隔一日，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以致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头顶月亮去，饱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示，名为皇帝，实为傀儡。

光绪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日久天长，精神更加抑郁，情志愈益不畅，旧病不去，又添新愁。从“脉案”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光绪体质虽未见好，遗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继续，但诊病和吃药的次数却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挽救他那岌岌可危的政权，整日忙于政务，关注政治改革，另外，还要随时应付慈禧的训斥，一时无暇顾及诊病吃药。

疾病缠身的光绪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光绪帝违背母后之意，决心援朝抗日，但腐败的体制导致战争失败，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失地赔款，这虽使他受到重大打击，加深了“母子”的不和，但也激发他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雄心。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在珍妃的积极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那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在改革政治中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臣内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他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利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明确表示要废掉光绪帝，并密谋由北洋总督荣禄，在九月初皇帝、太后到天津阅兵时政变，废除光绪帝，形势危急。光绪帝当天就给帝党人物杨锐发下密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

杨锐胆小，将密谕扣住不传他人，光绪等不到回音，急不择路，于八月初一、初二连续两次召见袁世凯，提升他为侍郎衔，让他专办练兵事宜，想以此使袁世凯感恩报德，效忠皇帝。同时，光绪帝于八月二日还有一道密谕给林旭，让他转告康有为迅速离京。林旭将两道密谕同时转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大家看了十分感动，但都束手无策，最后也觉得只有拉袁世凯，由谭嗣同出面请袁世凯，马上举兵，先杀掉荣禄，回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表面上满口答应，八月五日回到天津，却在八月六日马上向荣禄告密。

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城，住中南海仪鸾殿，第二天祭蚕神，当即回颐和园。回园顷接荣禄密电，马上乘轻轿返城，重返南海瀛台。返瀛台后立即传光绪来见，见到光绪，慈禧太后破口大骂，骂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亦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他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皇帝的名位，但实际已没有了皇帝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觐见皇上。

南海瀛台，与水云榭岛、琼华岛分处太液池三海之中，象征东海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瀛台四面环水，只在北端架一板桥，通至岸上，板桥中间有一段是活动的，光绪被囚此之后，慈禧太后便命令人把桥板撤掉了，以免光绪帝走出瀛台岛。

瀛台的中心建筑为涵元殿，殿后为涵元门，门外为翔鸾阁，阁下即木吊桥。殿前为香扆殿，该殿从北面看为单层，从南面湖边看则为两层，名为“蓬莱阁”。光绪住在涵元殿里，太监每天送饭时架起桥板，走到瀛台来，用饭完毕，就抽掉桥板。光绪心情十分忧郁，万般无奈之中写下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等诗句。冬天三海结冰，从瀛台不通过木桥也可以从冰上到达岸边。据说有一次光绪带了小太监踏冰离开瀛台，被发现后，总管太监李连英立刻下令凿冰，以防光绪离开。光绪十分想念心爱的珍妃，传言他让小太监暗中给珍妃送信，偷偷相会。每到此时，他更加痛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临死之时，他不言不语，用手在空中写着“斩袁”两字。

涵元门内东向为庆云殿，殿内挂有一副《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立轴，跋文是：“光绪丙午(1906)十月上浣录，臣全忠敬书。”还有一些匾额斗方之类，下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其实这都是光绪的御笔，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光绪试图以对慈禧太后称臣，表明自己忠于慈禧太后的心迹，来换取老佛爷的谅解。可此时，慈禧太后又怎么能让光绪再次亲政呢。

究光绪帝病情自二十四年逐渐加剧，终致不起之原由，实与戊戌变法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曾欲废之而另立他人。光绪也知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举虽未能实现，可光绪也难脱囚禁之牢笼。明知岌岌可危，亦只有坐以待毙，心中十分忧伤。他曾仰天长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啊！因而病势日渐加重，自不待言。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相传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后，精神彻底崩溃，旧病复发，日趋沉重，再也无法康复。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可见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致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谈来，民间传说是慈禧置光绪于死地，则又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被囚禁的十年漫长岁月中，他一方面悲观失望，前途渺茫，一方面又日夕担心受怕，心情紧张，生活上更无人细心照料，使得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恶化，终至不治。不过，无论光绪究竟死于何因，都与他在清廷遭受的控制与打击，在精神与意志上受到的压制与摧残，在身心上经受的折磨，甚至其骨肉亲情也被拆散有着直接的联系。真可谓，光绪一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其实，这也就是他多病缠身的根源。因此可以认为，年轻的光绪之死，与慈禧控制下的清王朝黑暗腐败密切相关。如果说光绪入宫为帝，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那么他的死去，也未必不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必然。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无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我们姑且说这是偶然的巧合。

流氓皇帝和慈禧太后如何出恭

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三)

很早以前的有钱人家，上厕所是要换衣服的。南朝的首富石崇家的厕所修得富丽堂皇，一般都有十多个身着艳丽服装的婢女准备好了甲煎粉、沉香汁、新衣服等站在门口迎候。

家中来了客人，看见这种光景，都不好意思去。王大将军不管这许多，脱了身上的衣服进厕所，大便之后，穿着婢女准备好的新衣服出来，神情中充满骄傲。从这一细节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古人会把上厕所称为“更衣”。

当然，在更多的穷苦人家，是不具备“更衣”条件的，但是不论更不更衣，人们在排便时的痛快感受是无可替代的。这一肮脏但愉快的历程，所有的教科书中都不会记录，似乎只有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推广，这实在让我们的文明大打折扣。看看下面几个带着点历史臭味的故事，或许你会觉得，这刚好是对“发笑”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京师无厕

提起北京城，在世人眼中，那可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以表示他们对“身居京城”的庆幸与感恩。

然而，我今天介绍给各位的是一个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北京城，下面这段历史最好不要在饭后阅读。在16至19世纪的北京，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时期，商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陈时弊，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了？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满大街找半天之后走进去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据清代佚名《燕京杂记》)。

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

臭气熏天的北京城慢慢干净起来……

皇家气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屙屎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分谨慎。

汉高祖刘邦位列“中国流氓史”头把交椅，他的做法实在可以配得上他的身份。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同时也为了不至于掉进厕所中，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了。

这个流氓皇帝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在解大便时接见高级官员。这是《汉书•汲黯传》里透露出来的：“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是一等一的重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了在皇帝大便时被接见的机会。

关于皇家厕所的不同寻常之处，《世说新语》有所透露。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初见时，觉得富丽堂皇，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进去，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心下稍微平和了些。不多时，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便全部吃光；俟完事后，侍婢端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

或许是受了汉高祖用大臣帽子撒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多半使用便壶来解决问题，而不亲自上厕所了。《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可知至迟从那时起，皇帝就不一定非得同厕所打交道了。“虎子”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盆子击碎了。

尿盆与酒器难以分辨，这大抵是古人审美趣味不同造成的笑话。便器发展到清朝，已体现出极强烈的人性关怀特征。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做“官房”，有专门的太监保管，需要时则传“官房”。皇帝、妃嫔们使用的“官房”是十分讲究的，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里，以防止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而已。

慈禧太后的“出恭”在一些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太后说要传官房，几个宫女就去分头准备，一个去叫管官房的太监，一个去拿铺垫，一个去拿手纸。太后官房是用檀香木做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官房里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净房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为便溺用)里，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完事后，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下一次使用。

宫中虽然可以如此，羁旅途中自然不能这样繁琐，一路车马，也不方便端来端去的。这不用我们操心，早有人替太后老佛爷想好了。1903年3月，慈禧以恭谒西陵(在河北省易县西)为名，要乘上火车抖抖威风。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即是大小便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粪便落入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

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裀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幔围之，床身购诸肆，嫌柱稍高，截其脚而移高其床面。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车身亦(遍)套黄绒，而以缎贴里。”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用什么擦屁股？

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是直到元朝，这一技术的产品才被运用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如厕。后人揣测，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使得厕纸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竹片做如厕的卫生用品，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

连擦屁股的纸都要先用脸试试软硬，这孝心实在是可圈可点。那么，竹片呢？软硬估计已经不是问题，竹子的问题在于毛刺甚多，万一竹片不够光滑，伤了使用者的臀部，实在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

《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这堪称是礼佛的帝王中最值得称道的了。

掘新坑成财主

厕所管理员的工作也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这绝对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值得商家学习，值得全民把玩。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做穆太公的人。当然，没有谁会在自己的名字上带着这么高的辈份。姓穆是一定的了，“太公”则很可能是大家对他的尊称。这位姓穆的老先生是如何赢得群众尊敬的呢？

穆太公是乡下人，有一天进城，发现城里的道路两旁有“粪坑”，且是收费的。老先生进去痛快了一把之后，并没有一走了之，他立在这简易厕所外面呆了半天，发现来解手的人不少，于是，他凭借自己特有的商业敏感度，确立了自己后半生的饭碗——“倒强似作别样生意！”

回到家之后，穆老先生请工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并请一个读书人给厕所题写了个别致的名字：“齿爵堂”。为了吸引客流，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张贴，上面写着：

穆家喷香新坑，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这一手很有吸引力，农家人用惯了稻草瓦片，如今有现成的草纸用，加上厕所环境实在优雅，“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吸引得女子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值得说明的是，穆太公的厕所是免费的。那他老人家费这么大劲儿，如何体现经济利益呢？原来，早在城里上厕所的时候，他便已经领悟到，在乡下，厕所收费是行不通的。但是，粪便是可以出售的。他便把粪便收集起来，卖到种田的庄户人家，或者以人家的柴米油盐来置换。一劳永逸，久而久之，便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真的是“强似作别样生意”！

中国十大灵异事件 光绪和慈禧死仅隔一天

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四)

光绪和慈禧死仅隔一天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于北京中南海，死时年仅次38岁。11月15日，慈禧太后在北京故宫，呜呼哀哉，魂归西天，死时年有73岁。皇帝和太后一前一后死亡，相隔不到20小时，轰动北京，震动中国。特别是光绪皇帝的死亡很不寻常，他年仅38岁，正当盛年，并且恰恰死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的死引起许多猜测，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第一种：慈禧知道自已即将归西天，不愿意在他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帝。主要依据有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庭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当时最有权势、又严密控制光绪帝的、最好下毒、最可能下毒的人。

第二种：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慈禧死后，光绪掌握实权，报复自已在戊戌变法出卖皇帝的行为，于是贿赂宫廷宦官，用剧毒药物害死光绪帝。这种说法最有权威的依据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说法，溥仪说：“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

第三种：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一起阴谋将毒药投入光绪帝的食物中致使光绪帝中毒身亡。

第四种：这几年来有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是光绪帝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它并发症，导致死亡的。

第五种：光绪帝有严重的肾亏，加上光绪帝从小身体虚弱，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处在紧张之中，后来又在做皇帝时更是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病症，最后病亡。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光绪生前的病历和光绪生前自已的一段回忆。

[图文]慈禧晚年与29岁英国情人同居六年

慈禧与哪个皇帝跑到西安(五)

慈禧晚年

慈禧晚年与29岁英国情人同居六年

据报道，慈禧晚年爱上年轻英国军官？网络最近盛传，慈禧晚年爱上年仅廿九岁英国军官埃德蒙，这段秘密恋情长达六年，慈禧还送埃德蒙宫里宝物。精通晚清史，也是首度将这段秘史曝光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指出，埃德蒙确有其人，不过慈禧这段黄昏恋，真实性还有疑惑。

网络流传的说法是，在埃德蒙的眼中，慈禧一点都不专横，而且是个美丽的中国女人。而慈禧与他发生黄昏之恋时，慈禧已经六十八岁，而他仅廿九岁。

向斯指出，他是在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名负责人碰面时，对方指出牛津图书馆有件没人看过的手稿，里面详细的记载了埃德蒙和慈禧首次发生关系的过程，而且详细到连这位负责人和翻译都脸红了。埃德蒙是在其所着的《满州的没落》中，记录了他与慈禧的六年情人生活。

故宫清史专家 首爆秘闻

向斯解释说，一九○二年慈禧自西安返宫，对西方人的态度开始转变，并且邀请西方人进宫做客；而埃德蒙出身自英国的上等家庭，廿六岁到北京，懂得十二国语言，还是当时英国的中国通；因此，也经常陪同英国人进宫。

不过，向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指出，外界对于埃德蒙的评价不一，有的说法是埃德蒙确实是晚清时期英国的历史权威，但也有人认为埃德蒙很多东西都属编造。同时，埃德蒙是个双性恋。

对于埃德蒙所说慈禧送他的宫中宝物，向斯指出，他看过慈禧送给埃德蒙的宫中之物，慈禧所送的宫中礼品是乾隆时期大学士刘仁用泥金写的《渔樵二十咏》，这也的确是宫中之物。

由此来看，埃德蒙记录他和慈禧六年情人生活说法的真实性大大地提高。

向斯还指出，根据手稿记载，英俊多才的埃德蒙为了慈禧隐居在北京，埃德蒙描述的慈禧都特别美。

慈禧晚年

网友指快要赶上武则天

日前，向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访问时，首度揭露了这段过去不为人知的清宫秘史，之后就在网络流传开来。有的网友还认为，慈禧太后快赶上武则天了。

相关阅读：

慈禧命太监窥视同治和皇后的夜生活

此时的慈禧，在自己寝宫中来回走动，烦躁不安。她时不时地向着太和殿的方向张望，当她听到那里偶尔传来喧嚣声时，脸上既有宽慰之色，但也不乏落寞之情。是啊，这十几年来，这大清朝的事务，事无巨细，哪个不是她自作主张，任意裁决？在一向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慈禧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如今自己还春秋繁盛，却因为儿子成年而不得不收起皇帝宝座后的黄色纱幔，不情愿地退回了幕后。

这时，慈禧倒有点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了。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是大啊！说到底，这权力的舞台终究是男人们任意驰骋的！女人再有本领，还不是得给男人们让出位置？想到这里，慈禧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感到担心了：同治能控制得住朝政吗？他知道如何驾驭群臣吗？会不会有奸诈的大臣欺负同治年幼无知而乘机作奸犯科呢？

这个同治啊，真是不让人放心，都18岁的人了，还是连整齐文章都不会做，要是在朝廷上连折子都读不来，这个洋相可就大了。在亲政前，什么事情都有自己顶着，这亲政后，再去干涉朝政的话，恐怕那些嗅觉敏锐的御史们又要闲话了！

这忙惯了的人，突然退下来还真不习惯。慈禧天生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她和慈安的情况还不一样。慈安即使在听政的时候，除非是特别大的事情，她也不多发言，对于一般的事务，她一般都不管不问，任凭慈禧拿主意。慈安的角色就像个皇后一样，她的兴趣范围主要在管理后宫，因此撤帘之后对她影响不大。慈禧也想像慈安一样安心养性，好好享受内宫的生活，但她那性格，实在是做不到、闲不住啊！

这掌握过权力的人，总是有管人的癖好，慈禧就是如此。既然不能打理朝政了，那管理管理后宫总可以吧？即使不能和慈安去争夺后宫管理权，那管管自己的儿子同治和媳妇们总是可以的吧？这事不管还好，一管反坏事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是说，家庭里的事情不比政务，政务该杀就杀，该罚就罚，可以不讲情面，但家务事就不同了，骨肉亲情在，多方绊扯，反而难以作决断，也不好随便乱作决断。

就说同治的几个媳妇吧，慈安和同治喜欢阿鲁特氏，因为她正直，不喜言笑；而慈禧喜欢慧妃富察氏，因为她顺从，又善于逢迎，善解人意。加上同治当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立富察氏做皇后，慈禧对皇后阿鲁特氏总没有好脸色。在她眼里，皇后阿鲁特氏特立独行，总是一副孤傲不群的样子，而且也不会说好听的话，见了她总觉得不舒服。另外，也许是因为慈禧进宫的时候只是贵人的身份，她心里可能对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就这点而言，她和慧妃富察氏倒是很有共同语言。

本来同治新婚燕尔，与皇后的感情也很不错，但不知何故，这一切却让慈禧心里很不自在。于是她经常拿出母后的身份去干涉同治婚后的生活，一会说同治不要太冷落富察氏了，要雨露均沾；一会又说同治别老和皇后待在一起，要勤加学习，不要因为结了婚就荒废政务。更玄乎的是，就连因阿鲁特氏入宫后因为生活安逸而有所发胖，慈禧也看不下去，经常有意指使阿鲁特氏做这做那，让她多处奔走，劳之苦之；另外，慈禧还经常责备阿鲁特氏不懂宫中礼节，不像皇后的样子。让同治最为郁闷的是，慈禧还偷偷地让太监监视同治和皇后的私生活，经常在同治耳边警告他要爱护身体，要节欲，要以国事为重，不要总是待在内宫。总而言之，就是不让同治和阿鲁特氏痛快。

慈禧知道儿子底子薄，她要求同治不要荒废政务倒也还情有可原，但这干涉得多了，反引发了同治的逆反之心，他一气之下，干脆谁也不亲近，自己一个人搬到乾清宫独宿去了。与此同时，同治还和慈禧打起了冷战，而慈禧见儿子故意冷落自己，则又认为是皇后阿鲁特氏在背后出的主意，因而更加讨厌阿鲁特氏。

母子失和，这时间一长，撤帘归政的慈禧非但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天伦之乐，反而在皇宫中弄得大家都不痛快，这女强人不适合管家，倒还真有点道理。

三大内幕：慈禧和光绪母子冤家的恩仇爱恨

帝国政治大地震——光绪、慈禧去世，宣统即位

慈禧、光绪这一对母子冤家恩仇爱恨、改良保守、权位是非，如水如火，缠夹不清。他们分率后党、帝党交替影响着晚清的历史进程，却突然在本年（1908年）的两日之内接连逝去，堪为称奇。

帝、后皆崩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病逝，终年三十七岁，在位三十四年，谥孝景帝，庙号德宗。事隔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亦病逝，终年七十四岁，执政四十七年，谥孝钦显皇后。

事前，即11月7日，慈禧太后命奕劻去东陵验收其“万年吉地”工程；13日，以光绪帝名义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入上书房读书，授载沣摄政王。14日光绪帝逝后，命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以摄政王载沣为监国。谕旨称：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15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嗣后所有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随即崩逝。

1908年12月2日，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颁布即位诏书，王公大臣皆得封赏，文武官员俱加一级。

慈禧在西安 慈禧之后的皇帝

本文来源：http://www.jxtldy.com/shige/138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