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共成立的时间,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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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共成立的时间 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一)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

　　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如何认定是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

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排行榜前十名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二) 小编盘点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排行榜前十名 ，看看票房大卖都是谁呢?

　　第九名：《建党伟业》

　　导演：韩三平、黄建新

　　主演：刘烨/冯巩/陈坤/张涵予/张震/周润发/刘德华/周迅/方中信/董洁/吴宇森/吴彦祖/赵本山/吕良伟/汤唯饰演 陶毅/小沈阳/王珞丹/李晨/佟瑞鑫/王学兵/周杰/范伟/潘粤明/柳云龙/张家辉/余少群/陶泽如/聂远/侯勇/林永健/刘仪伟/刘文治/王学圻/冯远征

　　上映日期：2011-6-15

　　剧情简介：

　　《建党伟业》讲述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主要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董必武、周恩来、蔡和森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心，讲述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为国家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邀请到178位演员参演。《建党伟业》作为建党90周年献礼片于2011年6月15日正式公映。

　　票房：4.09亿

历史之谜：杨虎城到底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三)

　　导读：你所不知道的杨虎城，七十年来，中共中央多次对西安事变及杨虎城给予高度评价。那么，杨虎城到底有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至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怀疑他在陕西搞“赤化”?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段绝密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杨虎城国民党党员证

　　1922年，处于困境的杨虎城率部暂时避居陕北。

　　对于杨虎城来说，这段时期他非常郁闷。从1915年正式参加革命以来，历经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一度失利，故乡关中竟无他容身之所。但失败也给杨虎城带来新机。他开始冷静思考革命的方向、部队的出路等一系列深刻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两位重要人物走近他身边。一位是当时的榆林中学校长、进步民主人士杜斌丞。“两人一见如故，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 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于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有一新耳目之感。”曾长期跟随杨虎城的米暂沉先生说，在榆林不久，杨虎 城结识了另一人———共产党人魏野畴。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 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图文]厄运一次次降临：毛泽东遭受的四次重大打击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四)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起秋收起义，10月率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图为1931年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合影。

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

前言:

人们今天谈起邓小平总称道其“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邓小平同志坚韧不拔的意志的确令人起敬。但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之前遭受的四次重大打击，却论及甚少。殊不知，毛泽东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做出特殊功业，反而被“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残酷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职务、赶出红军等等。然而毛泽东始终意志不倒，信心不变，终成伟业。了解毛泽东当年经历的坎坷，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名利、顽强战胜挫折，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有着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第一次：被错误开除党籍

第一次遭受打击发生在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剩余的700余人撤退到江西省井冈山，历经无数艰难，终于说服了当时井冈山的两位农民起义首领袁文才、王佐，于1928年2月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这就标志着自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次有了自己的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正当革命节节胜利之际，1928年3月，湖南特委派出一个叫周鲁的“钦差大臣”来到井冈山，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样一来，作为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居然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了，并且是在扩大根据地的胜利途中，精神上承受的打击可想而知。那么，周鲁何来如此大的权力，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籍?据周鲁讲，他来时看了中央文件，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他是来执行的。由于在特殊年代，一般没有绝对把握不随身携带文件，多靠口头传达。毛泽东被开除党籍后，又不能不安排职务，因为他在党内、军队内，特别在井冈山根据地群众中享有无可替代的威望。迫于形势，只得安排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委书记。就这样根据地的创始人，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成了连党支部会议也无权参加的“民主人士”。在极度痛苦中，毛泽东仍然执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支持那里的暴动，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湖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特派员周鲁对中央文件作了错误的传达，文件是1927年 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批评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是“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军事投机”。理由是毛泽东参加过“八七”会议，会议之后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是事实上的湖南省委中心，应对湖南省委所犯错误负严重责任，因而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这个处分够重了，但毕竟不是“开除党籍”，一个月的“民主人士”生活从此结束。若不是及时看到这份文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领导地位就会丧失。(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说起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才松了一口气!那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呢?马克思没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党史文献》1991年第3期)当时中央准备派一个工人去任党代表，在湘赣边界或湘南创造一个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形成海陆丰第二。周鲁虽然错误的传达了中央文件，但非常庆幸他还未取代毛泽东，否则，中国历史不知又如何写起。

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多少党员(五)

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凡论及毛泽东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要提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议论颇多，疑惑亦很多。甚至有人认为，“最后决定权”赋予了毛泽东有决定党的一切的大权，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使用这个权力，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与“最后决定权”有直接的关系。凡此种种，反映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不解。那么，“最后决定权”是怎么来的，其结果又如何呢？

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的由来

成立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刘少奇1943年1月12日向政治局提议的。他还建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他的这个关于“主席”和“书记”角色的设计，实际上规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然“书记”是“助手”，就处在辅助的地位，就必然要由“主席”在最后作出决定。而显然中央许多人同意了这个建议。因此，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代表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的报告中，强调: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时又明确提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当时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党的领导层针对当时党所面临的历史情况和党的状况作出的。

第一，它是当时党集中中央领导权力的产物。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党面临着异常艰苦、异常复杂的斗争局势，需要集中全党的力量，快速、高效地去开展斗争；但是，由于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甚至高级干部中出现和存在着各种破坏党的统一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遵照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是不能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是不利于党战胜严重困难的。于是，中共中央多次发文强调中央权力的集中和统一。应该说，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就是中央这种精神在中央领导层的体现。

第二，它是中共中央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的一次尝试。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已感觉到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需要调整和改革，并且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改革中央机构作出三个重要的决定:(一)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中央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二)按照上述原则，成立由任弼时主持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三)为使中央有若干同志能经常集体处理日常工作，决定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中央书记处应有一种人数不多的会议。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8月27日，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至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但是，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明因病休养，不参加会议了；到1943年初，洛甫到绥德和晋西北调查去了；王稼祥、陈云也因病休养了，原有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中许多人不能参与工作了。二是1942年5月21日，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人组成。6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以后中央总学委会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举行。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这种情况说明，中央政治局改革中央机构的预期目标没有达到。

第三，它是毛泽东威望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大幅度提高的反映。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历经艰险不断取得胜利、开创出敌后抗战大好局面、政治影响空前提高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的威望空前提高。陈云、任弼时在这时的谈话很有代表性。1941年10月，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在1943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苏区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另外，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称赞说: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这种敬仰、信任和拥戴，毫无疑问是中央政治局授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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