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 哪个省份的军队最能打？桂军还是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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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

哪个省份的军队最能打？桂军还是湘军？

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一) 中国哪个省的士兵最厉害?有人说第一要数广西。广西人打仗很厉害。从两千多年前西瓯国君译吁宋带领五万岭南土著士兵，令秦军伏尸数十万开始，广西兵一直是广西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标志。

抗战时期的长沙会战

　　但是，新中国将军最多的省份，不是广西，也不是湖南，而是江西。

　　有人对1614位开国将帅做了一个这样的统计：

　　江西：(授衔将军325人)：涌现了上将陈奇涵、赖传珠等325位开国将军，是出将军最多的省份之一。

　　湖北(授衔将军235人)：红四方面军即诞生在湖北。这里涌现了徐海东、王树声等军事家和王平、王新亭等14位上将、31位中将、187位少将。

　　湖南(授衔将军202人)：10位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人，10位大将中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等6人。开国将帅202人。

　　安徽(授衔将军128人)：在江淮安徽的土地上，走出了洪学智、李克农等128位将军。

　　河南(授衔将军108人)：河南产生了军事家彭雪枫，授衔的有上将许世友等108位将领。

　　四川(含重庆，授衔将军99人)：四川涌现了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等7位军事家，将帅总数99人。

　　山东(授衔将军90人)：齐鲁大地产生了90位将军。

　　福建(授衔将军83人)：八闽之地福建，走出了杨成武、叶飞、刘亚楼等3位上将、9位中将，将军总数83人。

　　河北(授衔将军80人)：河北产生了孙毅、韩振纪等80位开国将军。

　　陕西(授衔将军63人)：陕西孕育了军事家刘志丹，授衔有上将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63位开国将军。

　　而广西开国将军只有8人，分别是上将韦国清、李天佑;中将莫文骅、韦杰、覃健;少将韦祖珍、吴西。

[图文]廖耀湘悲情回忆中国远征军女兵闯出野人山的英雄事迹

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二)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到惨重失败，后被逼转入野人山。在野人山，她们历尽磨难，吃尽苦头，最后大部分英勇牺牲在野人山，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是笔者的老乡，又是笔者父亲、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挚友。因而，我得以和家父一起亲自采访廖耀湘，聆听廖耀湘悲情回忆在中国远征军中广为流传的、惊心动魄的关于女兵的故事——

　　我率领部队越往野人山深处走，情况越复杂，特别是我和杜聿明招来的那些女兵，在这次野人山“死亡大行军”中，其境遇更加悲惨。

　　黑夜来了，这是我最为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是野人山中的男野人袭击远征军女兵最为频繁的时候。我下令男兵去保护女兵。然而，女兵宿营并不都住在一起，总有几个掉队单独行动的。

　　一天晚上，我刚布置完几个男兵去保护宿营在附近芭蕉棚里的女兵，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一个勤务兵匆忙走进来报告道：“一个女兵上吊自杀了!”

　　“啊!”我一翻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在哪儿?”

　　“就在前面!”勤务兵指着前面一棵大树。

　　我冲出窝棚，向大树跑去。大树下站着几个啜泪的女兵，几个男兵正把吊在树上的女兵解下来。

　　“怎么回事?”我急切地问身旁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兵。女兵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向我哭诉道：

　　“黑夜来了，黑夜对我们女兵来说是最为恐怖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兵来到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好后马上便钻了进去。走了一天，又饿又累，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就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被近处不断发出的‘沙沙’声弄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这两天一直跟随我们的怪物又来骚扰我们了。我们被这十分可怕的‘沙沙’声弄得半点睡意也没有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拿起步枪，将子弹推上膛，在窝棚里严阵以待。

　　忽然，两个高大的黑影从窝棚前一闪而过，我们一起朝黑影开了火，但没有击中。

　　这是两个男野人，他们已经悄悄紧跟我们3天3夜了。

　　我们的枪声到底把男野人吓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准备立即生起一堆火，以吓住野人，使他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听说野人最怕火。

　　附近全是芭蕉树，没有柴火。

　　一个女兵自告奋勇说：‘我去弄柴火，你们在后面掩护我。一有动静，你们就开枪!’

　　她提着上膛的枪走出了窝棚，前面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她搜索着向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我们在窝棚里等着，等着，怎么也没有见她回来。后来，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她一定是被跟踪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两个男野人掠走了。

　　我们一起冲出窝棚，朝前面密密的灌木丛扫射着，一直将我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可得到的，只是子弹空空的回声。我们四处去搜寻。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出了这次事件以后，我把全师能够召集到的女兵，尽可能集中起来，跟着师部前进。

　　新二十二师是中国远征军所有部队中女兵最多的部队，因而，女兵就牵扯着我这个当师长的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任命一个政治部管“战地小报”的政治队员，专门分管女兵的事。他叫李志明，由于我的任命，官兵们送了他两个绰号：“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

　　李志明作为“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是十分负责的。他尽可能跟着女兵一起行军，一起吃饭，宿营时在女兵窝棚旁搭个小窝棚，守护着女兵过夜。

　　李志明有三个特点：一、身强力壮，五大三粗，是军官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而且，有着一副难得的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因而，女兵们自然把这个牛高马大的异性“队长”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她们也戏称李志明为“女兵队长”、“妇联主任”，李志明也一概当仁不让乐呵呵地答应;二、李志明说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我这位师长老乡，他之所以参军到新二十二师，就是因为师长是我。他常跟新二十二师的官兵说：“我们湖南邵阳出了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护国元勋蔡锷，一个就是我们师长廖耀湘。”因而，他对我吩咐的一切，言听计从，特别是这次“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他更感光荣，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特殊的信任;三、李志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军以来，他就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通讯和散文，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致我到家乡招兵时，一听提到李志明的名字时就说：“我们邵阳的大作家呀!”

　　所以，一到新二十二师，我就将他分到师政治部当政治队员，专管师部的宣传小报，凡新二十二师的对外报道，都出自他的小报。他的文章多次在军部和全国得奖，因而我常说：“这是我们新二十二师不可多得的‘笔杆子’!”

　　这次，我“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还悄悄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你去当女兵队长，一方面，可以代替我去管理和帮助女兵，及时将有关情况向我报告，以求得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你是作家，还可以为你的创作搜集素材。将来，我们从野人山闯了出去，你就可以以我们中国远征女兵在野人山悲壮的征程，写出一部最出色的纪实小说。”

　　“是!”李志明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定完成师座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将来把这一部纪实小说写好，将它奉献给师座!”

　　“不!”我摆了摆手：“你现在就要打草稿，打腹稿，而且要陆续整理成正式的文字，做为下级的正规报告，定期上交给我，以便我及时了解女兵的情况。”

　　“是!”

　　从此，李志明宿营的窝棚里，行军的防风灯常常亮到深夜，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女兵又送了他一个生动的绰号：“里常亮”，意思是他窝棚里的灯常常亮着。

　　一天，行军途中又惨死一个女兵，我心情十分沉重，来到亮着防风灯的李志明的窝棚，拿起桌上李志明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草草地写着《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坐下来，捧着这本草稿，在灯下仔细阅读起来：

　　《廖耀湘的八个女兵》

　　前面是一条河，很明显，这是缅甸雨季来临之前，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因而，河中泛着黄色的浊浪。几个女兵呆呆地立在河边的灌木丛中，望着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前流去。

　　她们不知河的深浅，不敢下水。我远远就望见了她们。今天下午，廖耀湘师长交待我，要我当“女兵队长”，因而，无形中就对女兵多了一层关注。我走近看她们胸前挂着的已被沿途荆棘划破的符号，原来这些女兵大部分竟都是我们新二十二师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们应负的责任感。她们看见我来了，竟像获得了什么救星，急促地向我拥来。

　　“啊!李干事，您可来啦!可把我们急坏了!”政治部演出队只有十五六岁的李丹拉着我的衣角，差点跳了起来。

　　“是呀!大李——”被廖耀湘师长称为“女作家”的师报编辑王冬君和我比较熟悉，一直叫我“大李”。“有了你，我们就放心啦!”

　　我笑了：“可过河得靠你们自己的双腿呀!”

　　“唉!这男女平等呀，什么时候也做不到。”师医疗队护士邱清莲说：“女人在生理上和男人就是有差别嘛!”邱清莲到底是学医的。

　　女兵们七嘴八舌，还要说些什么，我摆了摆手，说：“天快黑了，天黑以前，一定要渡过河去，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我像一个军官，向女兵们下着“命令”，女兵们果真静了下来。

　　我走进竹林，用工兵赠给我的2尺多长的用以开路的大砍刀，“咔嚓”一下砍倒一根大竹子，将竹枝削掉，扛着竹竿向女兵们走去。

　　“是这样，”我扛着竹竿，再次向女兵们下着“命令”：“我横举着竹竿，站在河心，将竹竿伸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摸着这竹竿过来，平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叫‘摸着竹竿过河’。”我说了一句笑话，想使女兵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些，岂知平时爱笑的女兵此时竟没有一个笑出声来。

　　她们神情紧张地站在浊浪滔滔的河边。

　　“怎么，害怕啦?”我问，没有人吱声。

　　“小李丹，”我点名了，“你平时给士兵说快板时怎么说来着?”

　　李丹垂下了头。

　　我敲着肩上的竹竿，学着李丹说起快板来：

　　“士兵们，请听清，

　　我们都是廖耀湘的兵!

　　一二一，急行军!

　　过大江，爬山岭!

　　滔滔江水脚下踩!

　　莽莽山林当小坪……

　　怎么，真的看到大江就怕起来了?”

　　“谁怕来着?”李丹猛一抬头，第一个从士兵堆里站了出来。

　　“好!”我鼓励着，“排好队!”

　　女兵顺从地排好队。

　　“报数!”我喊着口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整8个女兵，高矮不齐、神色各异。

[图文]毛泽东称王震：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三)

　　1955年，王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

　　水是改造戈壁大漠的命脉。王震率领驻疆部队大兴水利。1951年5月，在库尔勒十八团渠放水典礼上，他兴奋地跳进水渠中。

　　王震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叶剑英在1976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1976年周总理去世之后，毛主席病重，‘四人帮’步步进逼，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那时全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北京，望着中央，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和一些老同志也是焦急忧虑，都去找他密商大计。剑英同志真不愧有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表现坚贞刚毅，冷静机智。至今流传着他和我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这是叶剑英和王震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中，王震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王震的手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这是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王震握手。

　　王震和新疆农恳战士一起。

　　2007年底，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了电视剧《戈壁母亲》，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年解放军在西进途中，从兰州及河西走廊招募了一批女兵，历史让这些女兵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军垦战士和兵团第一代母亲。而把她们招收进部队的，就是率领大军解放新疆的王震将军。作为新疆屯垦事业的奠基人，王震非常关心屯垦官兵的婚姻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了王震在解决屯垦官兵婚姻问题上的贡献。196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接见我军高级将领时，亲切地对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说："你不但是屯兵边陲的大将军，也是一位最伟大的红娘。"

　　没有老婆安不了心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1月，王震便向中央建议，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走屯垦戍边这条路。用部队屯田，左宗棠在新疆也搞过，但没能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在新疆扎根，就必须让他们在新疆成家。在进新疆之前，有人怕到新疆后风俗不同、语言不通，无法安家，产生畏难情绪。王震鼓励他们说："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都能为祖国的统一，不辞艰辛，出师西域。难道我们当今的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有那么一些人，怕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讨不到老婆，断子绝孙。我王震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保证，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在入疆之前，王震就有意识地招收女兵。1949年进军新疆途中，他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了1000多名女大学生入伍，编入第一兵团第2军教导团。王震给这支队伍下达进疆命令时说："同志们，你们带着上千名女兵，是进疆部队中女兵最多的一支部队。你们的情况是特殊的，任务是艰巨的。大家知道，这批女兵全是宝贝，她们全是部队解放兰州之后，沿途招募的大学生，是将来建设新疆的栋梁。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车，更没有时间等车了，只好委屈她们了。先走起来再说，走到哪算哪，车来了就坐，没车就走。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记住：途中不管多么苦，多么难，哪怕就是牺牲了你们团长、政委，也不能少一个女兵，更不能牺牲一个女兵。否则，你们就是罪人，罪人就要受到惩罚......"

　　1950年4月19日，当李建菊等最后7名女兵安全到达喀什后，教导团才算结束了这次历时半年，长达300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这1000多名徒步走进新疆的女兵，虽然在漫长的进军途中，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艰苦磨炼，但当她们到达喀什后，经过教导团短期培训，很快就被分配到了天山南北急需人才的各个岗位上。

　　1000多名女兵分散在20多万人的兵营里，真正成了宝贝，成了男兵眼里最美的人。但对于十万屯垦官兵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进入新疆以后，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这大大限制了部队官兵的婚姻范围。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超过结婚年龄，却很少有人成家，甚至连一批中年干部和老战士都还没有成家。部队中一些人在埋怨、在发牢骚、在闹情绪。一位军垦战士说："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让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十万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事关半壁河山的安危。

　　王震把这件事与进军新疆、改造起义部队、建设边疆、保卫边防、扎根新疆等大事看得同等重要。他很理解部队官兵的心情，说了一句让官兵很感动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一次，王震在会议发言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王震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

　　随后，王震向党中央反映了部队官兵婚姻难的严峻问题。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允许新疆军区从内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参军，支援新疆建设，解决大龄官兵婚姻问题。王震跑到第22兵团石河子垦区的农田里向官兵宣布："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我们到内地招一大批女兵来，到时候保证给你们人人都娶个好媳妇。"大家半信半疑："真的?"王震说："军中无戏言，当然是真的。"官兵们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1950年春节过后，王震派第2军第6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熊晃，首先在陕西、甘肃等地，招收了1000多名女兵。平时征兵政审极其严格，这次一路绿灯，只要身体健康，未婚或单身就行。有些人不理解，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一定要政治挂帅。甚至有人说将精力集中在婚恋方面，是享乐主义思想作祟，后果不堪设想。针对种种问题，王震召开了军区团以上干部大会。在专题报告中，他讲得十分坦率、真诚："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着马列著作，空喊政治口号，或埋头开荒种地、办工厂建农场。试问，你们领导干部有了老婆安了家，是否想到，自己的下属也有七情六欲，也要生儿育女?自古以来，婚姻是人生大事。这种人生大事，咱们共产党人不抓谁抓?不管谁管?只有该成家的干部战士都讨到老婆，他们才能安心扎根新疆。这就是咱们兵团当前最大的政治!"最后，王震还幽默地说："谁再唱高调，说大话，就将他夫妻俩拆开，尝尝单身的滋味。你们考虑一下，有谁愿意打离婚报告，我当场就批!"

　　八千湘女进新疆

　　1950年秋，王震委派熊晃为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王震直截了当地对熊晃说："你到湖南去，招一批女兵来。我们湖南妹子打得赤脚吃得苦，现在不打仗了，女同志越多越好。"王震还给湖南负责同志黄克诚、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帮忙。

　　王震在信中说："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岁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学生，不论家庭出身，一律欢迎，动员他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王首道看后笑了，黄克诚忍俊不禁地说："这个王胡子，真是乱弹琴。要人家黄花闺女到新疆去生儿育女，哪个敢去哟!"玩笑归玩笑，他们在听了熊晃的汇报后，都为王震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当即决定大力支持熊晃的工作，动员湖南女青年积极参军支援新疆。

　　不久，长沙的大街小巷贴出了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广告，招聘团还大量印发了《新疆鸟瞰》，把新疆描绘得如诗如画、令人神往。这一切，对刚刚沐浴着新中国灿烂阳光的少女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诱惑啊!

　　结果，湘女参军的热情非常高，熊晃一年内共接收湘女3862人。1951年冬，3862名湘妹子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上演了一幕"湘女出塞"。1952年，又有4000多湘女进疆。至此，有了"八千湘女进新疆"的说法。

　　1952年初春，新疆军区举行大会欢迎入疆湘女。王震鼓励她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为新疆人民大办好事，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

　　湘女来疆后，少数分配在乌鲁木齐俄文学校、七一纺织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钢铁厂、军区医院、财校、卫校、商店等军区直属单位，多数分配到南北疆各部队，后来和部队营团级干部组成家庭。熊晃也因此被新疆部队官兵尊称为"岳父泰山大舅哥"。

　　数十年后，这些湘女见到已担任新疆军区副政委的熊晃时，总爱开玩笑说："熊政委!你把我们骗到了新疆。"熊晃也回敬她们一句："我就是招骗团长嘛。"

　　今天，已是两鬓斑白的湘女们再回想起王震将军"把骨头埋在天山脚下"的号召，不禁感慨万千。她们不仅坦然接受了历史的安排，并且用漫长的半个世纪，将接受安排的无奈转化成了平凡而真实的幸福。她们表示："把骨头埋在天山脚下，我愿意。"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四)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四十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三万七千元(折粮七十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二十六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挑拨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邢仁甫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锄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两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奎等已逃出村外，再加上遍地都是青纱帐，已无法追踪。在这次惨案中有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八名同志牺牲，有四名同志身负重伤。

　　凶手冯冠奎是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他受邢仁甫指使，带着十一个心腹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在党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黄骅，就这样被杀害了。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无耻投靠日寇

　　刺杀黄骅的阴谋得逞后，邢仁甫欣喜若狂，天天在岛上饮酒作乐，编织着他一统天下，独揽军政大权的美梦。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邢仁甫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然而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邢仁甫知道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他决定要搞武装独立，迅速把部队拉出来。但是，由于党心所向，他的这一分裂行为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回到了党的怀抱。邢仁甫成了一名光杆司令被孤立起来，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于1943年7月带着小老婆宋魁玲以及极少数贴身随从逃到天津。在天津为了混上一碗饭吃，邢仁甫竟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为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自首材料。他在材料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全部情况，以此换取了津南六县剿共司令的职位。1945年日寇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邢仁甫的叛变投敌，使党的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自己也堕入了罪恶的万丈深渊。

　　历史是无情的，任何卖国求荣的人，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一年多后，邢仁甫被人民公审处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抗战革命军第74军——抗日铁军的3次血战

抗战出将领最多省份(五)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4军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第51师和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骨干是58师。第一任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中央军和浙系军队最为显赫。该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抗战的重大战役，多次勇挑中国军队主力重担，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其中最为惨烈、可歌可泣的铁血拼杀就有三次。

　　第74军既是中央军又属浙系军队，算得上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王牌”中最耀眼的明星，有着一系列的辉煌：“抗日铁军”、“虎贲师”、“御林军”，并荣获国民党最高奖励“飞虎旗”。该军声名显赫的原因不但与其高贵的出身有关，更与其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关系极大。八年抗战中，该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抗战的重大战役，多次勇挑中国军队主力重担，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其中最为惨烈、可歌可泣的铁血拼杀就有三次。

　　一战德安浴血奋战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日军苦战两个月进展甚缓。为了尽快突破国军德安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命令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一线，然后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协同正面攻击部队围歼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国军。9月25日，第106师团突破五台岭，迅速向国军防线纵深推进。10月1日，106师团主力已进至万家岭一带地区，但在白云山遭到了国军第4军的顽强阻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讯后果断决定调集重兵围歼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这一作战决心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战区调集12个师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国军各部从各方向发起向心攻击。

　　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见形势危急，而正面进攻部队又无进展，便迅速放弃原定计划全力突围，突破口选在74军58师防区，58师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日军1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师也付出巨大代价，经过两天激战，全师仅存500人!眼看阵地难保，58师师长冯圣法不得不向军长俞济时求援，此时俞手里也没有预备队，他将军警卫营投入战斗，只留下了一个班警卫军部。这才确保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10月7日，国军调整兵力，发起全线总攻。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第51师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后305团团长张灵甫(后来升任74军军长)献计从山后偷袭，并亲率突击队从山后偏僻小道袭占张古山。

　　74军攻占张古山，为突破日军106师团防线立下头功。10月9日，薛岳令各部组织敢死队做最后决死攻击，经过激战国军攻占万家岭、雷鸣鼓两处要地，当晚国军第4军的突击部队一度曾进至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处，淞浦组织师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准备迎战，连自己都拿起了枪。由于第4军没有确切情报，又是夜间，才没有发现日军，使淞浦得以侥幸逃脱。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

　　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汉和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抗战国共将领 抗战死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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