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 中共成立的时间,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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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中共成立的时间 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一)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
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如何认定是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
[图文]华国锋戳穿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二)![[图文]华国锋戳穿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080821114268021.jpg)
华国锋在5届全国人大上
“四人帮”是如何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９月２１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９月２４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１０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
国庆节过后，１０月２日上午，华国锋一走进办公室，秘书把要批阅的文件交给他，头一件是乔冠华９月３０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审阅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当华国锋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他停下来了，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联想最近各报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他再也不能容忍江青、张春桥这帮野心家继续以毛主席的指示卫道士的身份招摇撞骗了。此前他问过许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现在他手中有毛主席给他写的三句话，（即“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他要用此来揭穿“四人帮”伪造的“临终嘱咐”。于是华国锋在这份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后华国锋同志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交部。”文件传到张春桥手里，这个阴谋家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不简单，它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在文件上写道：“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照过去方针办”的手迹，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晚，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会见。会见完毕，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一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主席看出华国锋的思想，因为他在４月７日才担任国务院总理，时间不到一个月。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同志搞下台，局势非常不稳，工作有许多困难，所以毛主席为了鼓励他，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你办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来。毛主席写的这几句话，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谈，这怎能叫作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１０月３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１０月４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５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９月１６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同去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９．１６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９月１７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９月２０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２０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９月２０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修改与定稿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９月２４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９月２５日打出小样８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９月２７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９月２７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但没有被采纳。
９月２９日，孙关龙将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动手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９月３０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９月３０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孙关龙把“梁效”的改动告诉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孙关龙在定稿样上写了批语：“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１０月４日，《永》文便发表出来。
由此可见，《永》文初稿是９月２４日写出，９月３０日定稿。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１０月２日戳穿伪造阴谋的前３天。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永”文刊出后莫艾等人遭受审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做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以下三点：
１．《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根据这个结论，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曾不点名地给莫艾冠以“四人帮亲信”、“四人帮骨干分子”以及“喽罗”等不实之词，自然应予推倒。
今天重提这个结论，很有必要，因为新闻界，尤其是社会上对莫艾被审查，结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当年“人民”、“光明”等报刊不点名地给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见有文章澄清。这一点，看来是有疏漏的。
“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论中所指的错误文章，都是自稿，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须发表的稿件。如果总编辑头脑清醒，多一点独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样积极发表那么多这类稿件。
３．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一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要求它的宣传，必须严格贯彻党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当领导这张报纸的中央领导人是坏人，是反党阴谋家，而且在舆论上极力推行他们的主张时，则被领导的报纸是很难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正是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掌握在“四人帮”姚文元手里的时候，报纸宣传报道中犯有“左”的错误，应该说是有可原谅的一面的。
对莫艾审查结论做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粉碎“四人帮”初期，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上都曾讲过《永》文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此后许多年报刊杂志谈到这篇文章时，也多沿袭上述说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的，个别的则直接说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２００１年６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 “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１９８３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１９９２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１９７４年调到光明日报社，１９７６年３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１９７９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去美国，１９９９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林彪三兄弟的不同历史结局：大哥二哥皆烈士三哥叛国外逃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三)张家康
湖北黄冈（现黄州市）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北宋大诗人苏轼受贬于此时，留下了诸多的壮丽诗篇，其中的豪放之作，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千古绝唱。八百多年后，也是在黄冈一个不起眼的大湾里，走出了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们在中国革命波谰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轰轰烈烈的历史角色，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林育英和林育南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先烈。林彪则晚节沦丧，叛国外逃，成为历史的罪人。
王明妄加不实之词 林育南身后蒙冤屈
林育南生于1899年，小林育英2岁，长林彪8岁，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为堂兄弟。林育南是林育英和林彪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便和恽代英相识成为朋友。此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恽代英正在武汉组织互助社，他受恽代英的影响，是互助社的中坚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创办《新声》半月刊，在武汉大中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直接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当警察前来镇压时，他左冲右突才脱离险境。回到武汉后，他又和恽代英组织学生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1921年7月，他和恽代英等来到林家大湾，在这里重新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共存社，明确表示其宗旨是，“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
这年秋天，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便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工作，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发动粤汉铁路工人为摆脱贫困而斗争。他用办夜校、工人子弟学校的办法，向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灌输革命的思想。不久，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成立。自此，工人气也壮了，胆也大了，10月11日，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根据他的意见，派代表向铁路当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要求。遭铁路当局蛮横拒绝后，粤汉铁路武长线全线罢工，武汉到长沙的铁路全线瘫痪。北洋军阀吴佩孚慌了，立即指令湖北军阀肖耀南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以使武长路早日复工通车。
接着，林育南和施洋指导和组织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他为秘书主任。他们还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真报》，这是一份极受工人欢迎的报纸，它对于动员工人、宣传工人、组织工人，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他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一直隐蔽在湖北和敌人进行斗争。在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便离开武汉，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主编。三年后，他又回到武汉，领导湖北省的工人运动。1927年2月5日，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发动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运动大会。会后，群众如潮般涌向江汉关附近的英国租界，缴了巡捕的枪械，备受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中国人，也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可是，李立三却无视血的事实，还在鼓吹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各级工会快速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要组织暴动，夺取乡村政权。林育南不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分析，多次找李立三谈话，希望能客观、实际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可是，李立三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只得分头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李立三对此较为恼火，多次以组织名义召开会议，对林育南的正确意见进行批判。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错误已在党内占了上风，党的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再也不能容忍李立三错误泛滥，除了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外，还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希望尽早结束李立三错误路线，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次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对大会横加干预，硬性地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并突击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由苏联而来，没有把苏联的好东西学来，反而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带了回来，疯狂地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就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宗派主义的排斥和打击，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调和主义”的帽子。
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目睹过立三错误的危害，王明较之李立三更蛮横、更霸道，并将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们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于是，便决定分二处召开党的会议，以唤起党内同志的觉悟，纠正王明“左”倾错误。11月17日，当他和何孟雄等分别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会时，几乎同时被敌人逮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被捕是与王明的狭隘心理有关。王明早就知道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布下网，早就知道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竟无动于衷。有人提出应该营救，王明却指示省委不要管，中央也不要管。他甚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牺牲后，王明毫无悲悯之感，继续向他们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
他们被捕后，很快便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监狱。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陈立夫费尽口舌，劝说他们改变信仰。可是，他们却以其坚定的信念、出色的辩才，把陈立夫驳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便指令就地处决。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1945年4月，中央推翻了王明强加于何孟雄、林育南等的不实之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等作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指出，强加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
拯救了中共的钱壮飞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武侠片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四)情报工作，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谍报人员个个具有超群的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钱壮飞，作为中共“龙潭三杰”中的一员，一生经历更是惊险跌宕，他的生死传奇，令众多以反特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黯然失色。
“佛在我心中”，妻子看着丈夫遗书中这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若有所思。突然，她醒悟过来，拿出剪刀，剪开了丈夫的肚子。原来，丈夫吞下了生前一直戴在手上的佛珠，佛珠上刻着：“特使行动取消，毒蛇”。一份绝密情报就这样被送了出来。
这是电视剧《暗算》的结局。剧中的男主人公钱之江是中共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名高级特工。当观众被惊心动魄的剧情吸引时，殊不知，这其中的许多故事曾真实地发生过。钱之江的部分原型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钱壮飞，而钱壮飞本人的故事，要比《暗算》中的情节更加惊险跌宕。
力挽狂澜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频频，整个大厅一片歌舞升平。突然，几个军警冲上舞台，在一阵混乱中化广奇被当场逮捕，并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时任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喜出望外。因为他得到可靠情报，站在他眼前的这个魔术师，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黎明，真名顾顺章，乃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人物，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
顾顺章被捕后，很快叛变，并交待了大量情报。他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甚至要求面见蒋介石，承诺将掌握的所有信息和盘托出。
4月25日晚，一艘专轮迅速从武汉驶向南京??顾顺章就在这条船上。与此同时，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连续发了5封加急的绝密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几个小时后，在南京中央饭店旁边的正元实业社里，这几份绝密电报交到了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上。5封电报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
正元实业社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南京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情报都汇集此处，再发向目的地。让徐恩曾没想到的是，钱壮飞正是中共布置在他身边的一枚棋。
25日是周末，好色的徐恩曾又到外面花天酒地，正好给了钱壮飞机会。钱壮飞开始破译这5封绝密电报：1、黎明被捕；2、黎明已归顺，要面见蒋先生；3、请求调军舰到汉口，已押解黎明赴宁；4、虑事十万火急，已征招商局客轮一艘，即刻押解赴宁；5、调查科特派员蔡孟坚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此时，客轮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启航，大概30个小时后抵达南京。
钱壮飞刚译完。第6封电报到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 *** 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不动声色地把6封电报恢复原状，放到徐恩曾桌子之上。
事态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客轮会在27日上午到达南京，客轮一到，国民党很快就将展开搜捕。时间紧迫，情报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到。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决定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他对刘杞夫说：“你马上坐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你听好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钱壮飞这里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走”、“病危”隐喻他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随后，钱壮飞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划了一个“十”字。希望隐藏在“长江通讯社”的某个中共特工能看到这个暗号。
27日清晨，钱跳上南京去上海的火车，他选择提前跳下火车，绕道进入上海市区。
27日夜，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撤离行动迅速展开??此时距钱壮飞破译密电已过去了48小时。与此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北风（即胡底）也收到李克农来电：“胡底，克潮病笃”。潮，即钱潮，钱壮飞化名。天津方面也迅速撤离。
28日清晨，国民党大搜捕开始。面对几十处杂乱的处所，军警和特务们大失所望，只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遭到逮捕。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重量级人物。从上海撤离后，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
国民党企图在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空。
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钱壮飞，就是被周恩来大为称道的“龙潭三杰”（其余二人为李克农、胡底）中的一员。多年后，周恩来还不止一次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是要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的。”
深入敌后
钱壮飞1896年出身于浙江湖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4年，到北京医科专校学习，5年后毕业，在北京行医，以医生职业作为掩护，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钱壮飞加入中国 ***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随后转移到上海。从1929年8月开始，钱壮飞在上海参与了一系列中国 *** 的地下活动，不久后便加入了上海中央特科。
何谓中央特科？这和周恩来有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需要，1927年5月，时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武汉主持成立特务工作处，以情报工作为主，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部门。这也是中共中央最早设立的情报保卫机构。1927年9月，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筹建“中央特科”，全称“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在顾顺章事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钱壮飞、李克农，以及天津的胡底，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中布下的“闲棋”，平时不动，但在风雨突变时却能力挽狂澜。
而钱壮飞又是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呢？对此，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
一种说法是，钱壮飞在主办西湖博览会时结识了徐恩曾。另一种说法是，1928年，钱壮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班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在训练班显示出过人才华，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便提出调他当机要秘书。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马上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党服务。于是，钱壮飞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担任徐的机要秘书。
后来，李克农在钱壮飞的介绍下，也进入调查科，派驻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而胡底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工作。中共隐蔽战线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铁三角雏形渐现。
钱壮飞因“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懂美术又写得一手好字，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的器重，上上下下给徐的电文都要钱壮飞“经手”。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给徐恩曾的秘密指令都是 *** 先过目，这是有一些道理的。
特务头子徐恩曾虽欣赏钱壮飞的才华，但依然对他有所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一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把密码本拿出，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放回徐恩曾兜内。
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徐恩曾。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订，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破译，并被送到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牺牲之谜
顾顺章事件之后，钱壮飞身份暴露，奉命进入中央苏区。钱壮飞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后，脱掉西装革履，换上军装草鞋，被分配到建宁康都圩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当医生。1934年9月，李克农到达苏区后，发现钱在卫生所当医生，就建议组织将其调到中央保卫局，以便充分发挥钱壮飞的才能。
随后，钱壮飞调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分局长，同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在周恩来身边做机要保卫工作，继续负责情报的整理和破译。国民党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中共派张云逸赴十九路军开展工作所携带的密码本，就是钱壮飞编制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受挫后，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钱壮飞也随军长征。
1935年1月，钱壮飞完成遵义会议的保卫任务后，跟随中央纵队前进。3月29日（也有说是31日，还有说是4月1日），他在抵达贵州息烽县境的牛场时，遭遇敌机空袭，不幸牺牲，年仅39岁。
钱壮飞究竟是如何牺牲的，至今仍是个谜。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在此之前，钱妻张振华已在重庆苦等了8年，到此时，才得知丈夫已不在人世。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加之他在长征途中负责电台的运输和保卫工作，比较隐蔽，所以至今对于钱壮飞烈士牺牲时的真实情景没有准确的答案。
后来，杨家岭当地的群众反映，曾看见一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其体态特征与钱壮飞很相似。还有一种说法是钱壮飞在行军途中掉队，遭到反动派杀害，这一个说法，在贵州的金沙和息烽两地都有传闻。
2007年，一位出生在贵州息烽县九龙镇的教师，写了一篇题为《钱壮飞牺牲之谜》的文章。作者通过寻访和周密的分析，还原出钱壮飞牺牲时的大致情况：1935年4月1日，钱壮飞率红军无线电队在九龙镇祖师山上安装电台时，遭遇敌军空袭。为保证司令部安全转移，他们选择了暴露自己，与敌机展开正面对空射击。在这次战斗中，钱壮飞不幸牺牲。而九龙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就是钱壮飞的埋葬地。
2006年，是钱壮飞诞辰110周年，这一年的9月26日，钱壮飞铜像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揭幕。
多才多艺
钱壮飞才华横溢，除了出色地完成间谍任务，还在很多领域展示了独特才华。
1926年，钱壮飞和自己的夫人、女儿合拍了电影《燕山隐侠》。这部钱壮飞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是国内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
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后，钱壮飞更展示出过人的才能。在情报工作之外，他还负责绘制军用图表。这些图表相当精确，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项英同志曾大加称赞。钱壮飞还在无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编写出一本《化学常识读本》，囊括了军人必备的化学知识。
钱壮飞精通中医，在长征途中，得知有士兵得了疟疾，他拿出自己沿途采集的草药让战士服下没,战士很快得以康复。钱壮飞有了“红军神医”的美称。他还擅长书法，《红色中华》报的刊名和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上“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的题词，都出自他的手笔。1934年红军总部颁发的“八一”奖章，其图案也是钱壮飞设计的。
戏剧创作和表演更是钱壮飞的特长，他是闻名一时的“红色戏剧家”。在他的提倡下，“八一剧团”建立，创作了大量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他以中共在白区的斗争为题材，编写了《红色间谍》剧本，并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扮演角色??三人又成为舞台“铁三角”。
虎父无犬女，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明星黎莉莉。在和父亲合拍《燕山隐侠》后，当时年仅11岁的钱蓁蓁就此踏入银幕。由她主演的《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是20世纪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
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虽功勋显著，却因使命的特殊，生前不为人知。牺牲后，也因为历史记录极为稀少，使我们不能知晓那些艰苦卓绝的事业。钱壮飞就是这个精干队伍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至今能真正了解到的依然寥寥。这对于后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历史之谜：杨虎城到底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时间(五)导读：你所不知道的杨虎城，七十年来，中共中央多次对西安事变及杨虎城给予高度评价。那么，杨虎城到底有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至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怀疑他在陕西搞“赤化”?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段绝密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杨虎城国民党党员证
1922年，处于困境的杨虎城率部暂时避居陕北。
对于杨虎城来说，这段时期他非常郁闷。从1915年正式参加革命以来，历经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一度失利，故乡关中竟无他容身之所。但失败也给杨虎城带来新机。他开始冷静思考革命的方向、部队的出路等一系列深刻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两位重要人物走近他身边。一位是当时的榆林中学校长、进步民主人士杜斌丞。“两人一见如故，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 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于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有一新耳目之感。”曾长期跟随杨虎城的米暂沉先生说，在榆林不久，杨虎 城结识了另一人———共产党人魏野畴。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 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