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是如何落败的,解密东林党落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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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是如何落败的 解密东林党落败的原因
东林党人(一)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明成祖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
刘宗周
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
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
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
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东林党人分权运动与明朝灭亡 “明亡于党争”之再审视
东林党人(二)晚明党社之风甚盛，举凡东林党、浙党、复社、几社、山左大社、望社、武林读书社、南园诗社等，大小数十家，延绵数十年。本文单取东林党及有小东林党之称的复社，二者均为当时影响力最巨之“士人共同体”，其成员也有渊源相承之势。
通常学者研究晚明党社，主要集中在其党争情势、组织架构、人员生平，间及其言论行为对当时后世之影响，本文只想集矢一点，那就是晚明党社实质上乃是一种士人对中央集权的反动，也可称之分权运动。
朋友与党
若论东林党人，不可绕过朋党之论说，这是关涉到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也可从中观察到东林党人的分权要旨。
东林中人论朋党，首要标的即是破除“党”之原罪。东林三君之一的赵南星卸任后，在家乡设“思党亭”。有人质疑他，因为“党”在当时绝对是敏感词，不无罪恶气息。赵就回答说，孔子虽称“群而不党”，却也称“吾党小子”，而且在血缘中有父党、母党、妻党，在地缘上也有乡党。党的本身，并不就是恶，换言之，结党并非有原罪。
赵的辩说并不孤单。譬如钱一本就为结党辩护说：“后世小人，动以党字倾君子倾人国，不过小人成群而欲君子孤立耳”;高攀龙也指出，正因君子惟恐小人之目为朋党，而疏其党以避小人，才导致亡国。因此，“君子之党盛，而小人之党散。天下之治，治于君子之党，而非论于党之有无也”。
党之外，还有朋。东林党人在讲学中特别喜欢鼓吹朋友之间的平等横向联系，而非有等级之分的纵向联系。在顾宪成起草的东林会约中有“九益”之说，其中七条都与朋友有关。东林党人甚至倾向于将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映射到君臣、父子、夫妇等传统尊卑有序的关系中去。小野和子对此评论说，“他们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道德，决不是绝对支配和服从的关系，而是要把本来上下纵向的关系，变为像朋友那样的协作、可以互相批判的横向关系……这如稍不注意，就难免否定封建的上下身份关系，可说是极为危险的思想”。
在专制政治制度下，危险的思想或行为总会迅速受到惩戒。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票拟上谕，指责吏部“专权”、“结党”，导致赵南星等为首的东林党人遭贬谪。翌年另一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又遭削籍，于是“善类被摈，几至一空”。对此，顾宪成令人惊讶地作出正面回应，在为吏部尚书孙鑨抗议处分辞职而代写的奏稿中，顾写道：“夫权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谓之职掌。吏部以用人为职，进退去留属焉，然必请旨而后行，则权固有在，不可得专也。”明史纪事本末中录有该奏稿，但据顾《泾臯藏稿》原文，还有这么一段话被漏掉了：“是故职主于分任，而权则无所不统。权主于独断，而职或有所不伸。君臣之分于是乎在，盖其际严矣”。这几乎等于直接向皇帝要求分权了，你有你的象征性决策权，我有我的实质性执行权，权力的界野必须分明。这在当时可谓相当大胆，因此孙鑨在正式奏稿中删去此段。
顾宪成
简言之，依照东林党人的学说，他们是以同道组成的君子之党，其正当性或合法性来自于“天下万世之公议”，而非皇权授予。此种政治结社，可说是试图超越过往科举、地域、血缘等集团结合，而建筑在近乎乌托邦的“天下公议”之上，即以士大夫的公共良心为天下四方而非中央代言。由此也可察到东林党的实质，乃是士人的一次分权运动，要将君权限制在决策乃至仅仅是象征性通过决策的笼子里，而由代表“天下公议”的党人掌握执行实际政治事务之职权。若说其间蕴含着虚君共和之制度理想，有拔高之嫌，但说这是士人一次自觉地大规模聚集，形成貌似松散却富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组织，以图与皇权分权，也许并不冒失。
如果仅仅是乌托邦，东林党不会持续数十年之久，政治生命力也相当有限，事实上，其自有独特的实践形式与权力来源：建立在庙堂内独立监察权之上的同人言路与建立在民间讲学风气之上的书院网络。
言路独立与书院网络
言路并非简单的言论自由，而是特指言官的言论自由。所谓言官，在明代主要是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御史。前者为天子侍从之臣，对六部政治事务进行全面监察，此外还有封驳诏书的重要权力，也即皇帝送往六部的诏书若内容有问题，给事中可以反驳和要求订正。如果说给事中主要针对皇权，御史则主要针对官僚。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专任肃正纪纲，纠察官僚之责，对行政、司法进行全面监察，特别是对于重要人事的监察。其监察对象，从内阁大学士，到地方督抚，甚至还有宦官与宗室，如有渎职或不正确言行，御史随时可予以弹劾。
言官虽具有一定独立性，根本上仍不出君主权力范围，东林党人正是要改变此点。他们不仅坚持言论当由“天下之公”规定，从而在理论上巧妙地剥离出君权对言路的限制，更在实践上抵制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即以内阁驾驭言官的政策，而强调言官之独立性。他们还将言路范围扩大到言官之外。太祖《卧碑文》曾规定，生员不得妄议政治，但“一切有关军民利害者，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东林党人沈思孝在援引碑文时，有意回避了生员不得妄议的字句，却放大了各色人等议政的含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朝鲜政策、立储、矿税等重大国是上，东林党人无论是否言官，多有公开激烈的议论。
在东林党盛期，其言论与内阁形成对峙局面，东林党人言论的唯一敌人似乎就是中央政权。今人常注意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问答：“娄江谓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娄江曰：‘何也?’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由此可见双方对立之，而究其实质，还是作为士人联盟的东林党人，通过言路向中央政权要求分权。学者张宪博指出，万历十年以后的内阁，完全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是与皇权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进而在国家事务和体制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近代因素出现后，君主权力衰落并被逐渐分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常奏疏言论，东林党人还特地编辑出版了《万历邸钞》、《万历疏钞》等书籍。收录的多是东林党人就国是提出意见的上疏，过去却被隐匿、留中，或者禁止在邸报上转载。他们将这些疏奏结集刻印，不但可集中展示东林党人的政见，形成一种政治宣传，更是对隐形言路封锁的一种突破。由此，党人朋友式的结合被公诸于众，那些说出而未得到倾听的言论，也因之传播开来。
在庙堂，东林党人则争言路之独立与扩大;于江湖，东林党人则借由书院讲学建立同人网络。网络的核心当然是顾宪成与高攀龙在无锡主持的东林书院。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高、顾二人复兴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每月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以为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闻而恶之，庙堂之上，行一正事，发一正论，俱目之为东林党人。”由此可见，东林书院的公开讲学虽然每月只有三日，每次数百人，却不仅限于讲学，还臧否政事人物，甚至能影响中央政局。顾宪成在《东林商语》中更和盘托出同人之抱负：“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书院讲学由一地出发，开花散叶，合纵连横，最终达成“天下善士”之聚合。值得注意的是，顾宪成、高攀龙均是商贾之子，特别注意市民及工商阶层的利益，他们提出“恤穷人、体富民”，主张“曲体商人之意”，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实际上形成了为地方士人、工商、普通市民等阶层联合代言的格局。
在东林书院感召下，江南书院闻风而起者甚多，重要的如常州经正堂、金坛志矩堂、宜兴明道书院、虞山文学书院等，以顾宪成等为精神导师，“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书院讲习之风更扩而广之，终于形成所谓四大书院为主的全国性网络，即东林书院、江西的江右书院、福建的紫阳书院、陕西的关中书院。通过书院山长、骨干成员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全国性人际网络，也成为东林党政治运动的后援。因此天启年间，阉党得势，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同时关闭关中、江右、徽州等地的各书院。
魏忠贤与东林党什么关系 魏忠贤有多厉害
东林党人(三) 魏忠贤东林党的关系非常微妙，魏忠贤虽然霸道，但是治国有方，东林党只是些文人雅士，空谈误国，没有实干精神，下面我们来看看魏忠贤与东林党什么关系？
魏忠贤东林党
魏忠贤与东林党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明朝末年党争的一大特点，党争本来是指朝廷大臣各大派别势力之间的斗争，历朝历代都有。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便是由于党争失败被一再流放的，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党争也不是全部都是坏处。
有的朝代里，有作为的皇帝将党争作为一种武器，用来平衡朝廷中各派的各种势力，使得任何一种势力都不能坐大，威胁皇权，所以党争一直都没有消失。魏忠贤的权势很大，他网罗了一大批对他阿谀巴结的人作为他的党羽四处活动，形成了一个阉党。阉党与当时朝廷中很多正直官员组成的东林党水火不容，魏忠贤利用东厂锦衣卫等组织对东林党人大肆迫害，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狱。由于当时人们都很痛恨太监当国，所以都很同情东林党人，舆论对东林党人有利。
东林党是由当时社会上的标榜为清流的士大夫组成的团体，他们聚集起来谈论国事，发表言论，很有影响。当时很多朝中大臣由于看不惯魏忠贤等阉党的为非作歹，很多都加入了东林党，所以东林党的影响力很大，这就招致了魏忠贤的憎恨。在魏忠贤活着的时候，阉党大肆捕杀东林党人，不过在他死后，阉党迅速土崩瓦解，作鸟兽散。东林党就占了上风，但他们都是一些活在孔孟儒家思想里的士大夫，根本不懂如何治国，例如他们主张减免工商的税收，使得商人尤其是晋商发展迅速，但是国家税收却没有增加，而是进了富商的口袋里，后人评说这就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魏忠贤厉害到什么地步
魏忠贤通过客氏的关系进入到朱由校的生活圈子里，客氏为朱由校的乳母，将朱由校一手拉扯大，与朱由校的感情非常深厚。魏忠贤和客氏又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两人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当时魏忠贤的权势大到什么地步?魏忠贤在民间有各种义子，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等，这些人都在地方仗着魏忠贤的名头作威作福为害一方。而且许多地方的官员对魏忠贤也是极尽阿谀奉承，夸张到了为他建生祠的。上到督抚大臣，下到市井小人，全都为魏忠贤建祠堂。他们强占百姓用地，建的祠堂也非常的精巧。他们乱砍树木，推别人祖坟，这些是事情都没有人敢说。
而且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魏忠贤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竟然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明代没有宰相，所有的奏议都要由皇帝朱批，但是有时候事物繁琐，所以很多时候皇帝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多事情，于是就有了秉笔太监代为朱批的制度。坐上了秉笔太监之位的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却已经能够左右朝廷的政策了，可以说简直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魏忠贤每次出行都非常的威风，神气十足。朝中的事情事无巨细全都要过问过魏忠贤，就算皇帝朱由校在身边都没有人去请示他，真的是朝中上下只知道魏忠贤，不知道皇帝了。
不杀魏忠贤明朝不会灭亡？ 东林党和魏忠贤是忠是奸？
东林党人(四) 明末东林党首领钱XX和柳如是的一段故事，大家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柳如是和钱XX约好，只是满清入关，一起投河自尽。最坏的事还是发生了，他老婆投水自尽了。他这个鸟人，就说了一句“水太凉”就从水里爬上来。剃了个猪尾巴脑袋，投靠满清。明末东林党首领钱XX和柳如是的一段故事，大家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柳如是和钱XX约好，只是满清入关，一起投河自尽。
最坏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老婆投水自尽了。他这个鸟人，就说了一句“水太凉”就从水里爬上来。剃了个猪尾巴脑袋，投靠满清。
关键时刻连个女人都不如。 可想而知东林鸟人都是什么货色。
说起明朝的灭亡，大多数人会认为，万历荒政，天启脑残，只会玩木头，魏阉乱政
。
瞧崇祯多么励精图治。是个多么好的皇帝呀。
可是你用脑子想过没有。为可在万历，天启朝，百姓都不出来反抗。翩翩这个“励
精图治”的崇祯上台了。百姓都纷纷反抗。
明朝的百姓脑子都有毛病??
绝对不可能。
是崇祯出了问题。
崇祯一上台就很快杀了魏忠贤，这是招很臭的棋。有些人认为魏忠贤是权倾朝野的大阉。惹果真如此，崇祯想杀就杀，能杀得了吗?指不定还被魏忠贤杀死，如同秦二世被赵高杀死。
魏忠贤不过是天启的工具，根本没什么实权。只不过天启知道明朝的“病根”在哪里?要利用魏忠贤除去这个“病根”，自己装着整天玩玩木头。脑子清醒得很。
这个“病根”就是东林党人。
东林党是江南财阀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只要东林党人掌权，明朝就铁定完蛋。
万历，天启都能看清这点。万历是没办法和这些文官斗，所以有了20年不上朝。
天启到底还是手腕硬，启用魏忠贤杀东林党。
只要明朝在天启手里，继续杀“东林”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天启突然暴死。(我本人推断是被东林党人暗杀)
等崇祯这个傻子皇帝上台。听信东林党人，杀魏忠贤。
结果，整个明王朝掌控在东林党人手里。
很快，百姓纷纷出来反抗。明进自乱阵脚。
最后连军队都哗变。
只用了17年，崇祯就把明朝玩完了。
不过，崇祯死前终于明白了自己当初杀魏忠贤是招臭棋。“向使有魏公在，安有今日之败局”，“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总算是看清东林党的真面目。
明朝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功过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