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下场 [图文]义和团最后是怎么把自己忽悠了的？
【www.jxtldy.com--伤感日记】
义和团的下场[图文]义和团最后是怎么把自己忽悠了的？
义和团的下场(一)![[图文]义和团最后是怎么把自己忽悠了的？](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080422160623381.jpg)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国家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
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
一、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三、公民了解的历史史料必须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
六、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使用史料的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的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七、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能成为历史的结论。
弄不好，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咱中国，是盛产神奇玩意的地方。一般来说，玩意只当它玩意就好，玩完了哈哈一笑，是个乐子，前些年，外国有个变魔术的，把火车都变没了，也没人当真。可惜，中国人脑子、肚子和手里的诡道法术，多半是要拿出来忽悠人的，忽悠住了，黄白之物到手，忽悠不住，大不了换一个人接着来。忽悠的前提，就是有人当真。一般来说，忽悠人的人，自己多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抵也就当一混的饭碗，人家尊自己为神仙什么的，自己也自称神仙，但对于自家有没有神术，其实门清。
不过，有的时候，专门忽悠别人的人，也会被自己忽悠了，忘乎所以，觉得自己真的有两下子，是什么什么转世。这里，关键是氛围，如果氛围比较诡异，周围人信邪的楞是比较多，这种事就比较容易发生。就像一个当官的，本来资质平平，可是周围人总是捧着他说高明，用不了多久也会自以为高明一样。
义和团发生的年景，就是这样一个时候。朝野上下，一片迷信气氛，不少朝廷的大官，楞是信誓旦旦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刀枪不入的法术。当然，当年活跃于北京天津的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们，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刀枪不入，无非是表演，就跟现在某些晚会上的吞剑睡刀，顶扎枪一样，就是玩给大伙看的，并不意味着台上表演完了，到后台你冲他肚子一扎枪，会平安无事。因此，当时的义和团，就有用戏法的手法来蒙人的，连西太后特意派来查看真假的大臣都给蒙在鼓里。
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尸横遍野之后，也有硬撑着的，认为自己可以挡住枪子。据外国人的记载，联军进天津的时候，就碰上这么一位，坐在台子上，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不死，不降，不走。这让围观的若干洋兵很是犯难，他们也不是一点不迷信，心里琢磨着，这家伙胆子这么大，兴许真有点东方的神秘功夫也未可知，一时间，谁也不敢用枪来打，有的还怕一枪打过去万一弹回来怎么办？于是大家抓阄，选出一个人来放枪，最后一个倒霉蛋被选上，这家伙狠了很心，一咬牙，放了一枪，结果不问可知，最后的这个勇者，也一命归西。
这些把自己功夫当真的人，一般第一道都是被师傅忽悠的，闹义和团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北方呼啦啦来了很多身负神功的老师，这些老师，号称都是从五台山、峨眉山上下来的，受什么什么真人上仙道亲授，告诉徒弟们，只要这么这么一练，神灵附体，就可以刀枪不入。而其中练得最好的，据说都是童子身，从来没有近过女色，师傅越夸，众人越捧，就越是起劲，师傅临别，再赠几句秘诀，飘飘然也。接下来，就是自己忽悠自己，越练，感觉越好，感觉好到一定程度，就得展示，于是，找人，觅枪，搭台，试试。
一百多年过去，国人中间，号称有神奇功夫的，还是很多。从前有气功热，现在则有算命热，风水热，但是，不管哪个热，断然没有人宣称自己刀枪不入了，更没有人表示可以试试。还别说，一百年没有白过，人硬是聪明了许多。
揭秘：清朝历史上义和团是怎样诞生运动崛起的
义和团的下场(二)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义和团的下场(三) 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文]1840-1960：义和团运动的世纪魔咒
义和团的下场(四)![[图文]1840-1960：义和团运动的世纪魔咒](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100219185666411.jpg)
历史见证人的愚蠢，因为他们总是犯同类的错误
一 义和团开天下之险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公元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午夜，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城外二十五里外，一个荒远的小村子磨盘张家庄，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几个亡命的草民，雷协身、惠二哑巴、张高妮，越墙入室，盗窃庄里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与韩理的住所。在这个荒远贫瘠的小村庄里，或许这是唯一值得盗窃的人家。那晚恰逢另一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前往曹县，路过此地留宿。传教士听见院内有动静，开枪射击，打伤了盗贼，凶盗们一哄而上，闯入屋内杀了韩理、能方济，抢得财物及银钱二百一十两，逃之大吉。
这类凶案在巨野县或曹州府[1]，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杀人越货或劫富济贫，在这一带再寻常不过。如果你知道巨野何地、凶盗何类人，就更觉得不足为奇了。巨野即大野，得名于大野泽，而大野泽，就是古时候的梁山泊。邢昺《疏》云：“《地理志》云：‘大野泽在巨野县北。’巨即大也。由其旁有大泽，故县以巨野为名……”胡渭《禹贡锥指》引于钦《齐乘》云：“大野泽即梁山泊也。”
巨野就是古时的梁山泊。梁山泊为黄河决口之尾闾，八百里水面，烟波浩淼，向来盗贼出没。《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记“郓介梁山泺，素多盗”。宋后黄河改道，梁山泊淤涸为陆地。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打家劫舍寻常事，聚啸山林间或有，巨野教案前后，曹州府一带正兴大刀会。大刀会聚众练拳习刀，据说练得金钟罩功法，可以避枪炮。退可保家乡，进可灭洋教。梁山泊好汉这一次的对手，不再是贪官污吏，而是洋教士、土教民。
凶盗就是梁山好汉之后。鲁西南是满清政府权力薄弱的地区，土匪横行，大刀会成立最初的动机是保家护产。但很快就与当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发生冲突，教会强取豪夺，强占房产地产建堂筑院；包庇盗匪，官府追缉的凶犯、被大刀会打败的土匪，都去入教，有天主教保护，官府不敢捉拿，大刀会也无奈。积怨久，民愤起，大刀会便开始袭击教民、焚烧教堂。还有另一种说法，这次入室盗窃杀人案，绝非寻常抢劫害命，是有组织的大刀会所为。大刀会仇教，与洋传教士、土教民冲突已有时日。那晚他们聚集起三十余人，携刀枪闯入张家庄教堂，目的是杀薛田资，劫财倒在其次，不料薛田资逃脱了。薛田资在张家庄一带干涉词讼、强取豪夺，有民愤。
杀人越货或劫富济贫，在这一带历史上、现实中，本来是寻常之事。不仅有历史上半真半假的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聚众造反，还有确确实实的黄巢起义。翻却曹州天下反，黄巢也是曹州人。然而，这一次却不同以往，乡野小民造的是洋人的反。中西冲突如今在中国腹地发生，而且与中国社会的分裂相关。大刀会义和团，不仅反洋教士，也要灭土教民。
乡野小民造洋人的反，在中国历史或中西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1850年前后，中西交流与冲突的遭遇点，已从海岸进入内陆，进入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华夏腹地的中原，进入田畴与墓碑间的村舍，进入乡野小民的生活，触动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根基，也触发了中国社会来自底层的反抗。
中西冲突是逐步深入的，从外洋到海岸，最后到内陆。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到中国，贸易或传教，都必须在本土秩序中谨慎地进行。蒙古帝国崩溃、土耳其奥斯曼扩张，大旅行时代的商路全部被阻断了。西方人经过几代人的探险终于找到新航路，重新来到中国海岸时，他们不仅不记得他们祖先200多年前的事迹，也不知道如何跟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打交道。他们尝试着做海盗，杀人抢劫强行登陆，结果失败了；又尝试作顺民，去北京朝贡或贿赂沿海官员，又失败了。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早期，西方对中国不是没有扩张的野心，而是没有扩张的实力。工业革命、印度殖民、鸦片贸易改变了中西力量的平衡态势，西方对中国的扩张终于野心与实力相称了。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使团先礼，濮鼎查、额尔金后兵。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在东南沿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到南京，签下南京条约后退回香港，热热闹闹地做他们的毒品生意去了。五口通商并不像英国人期待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英国商人与中国政府的摩擦不断，终于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人也加入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了颐和园，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两次鸦片战争，伤的是大清朝廷，从“体面”到“心腹”。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朝廷来说，只是“边衅”，东南海岸的一系列小战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同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首都陷落，对朝廷来说，那是几乎使皇朝覆灭的战争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满清皇朝元气大伤。同治中兴，满清政府试图建设现代国防力量，但很快爆发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彻底摧毁了大清海军。
满清朝廷不是无意抵抗，而是无力抵抗。朝贡时代，中国不平等对待西方，条约时代，西方不平等对待中国。洋人们从海上来，西欧北美与西化的日本，穷凶极恶；洋人们也从陆地上来，沙俄进逼西域与东北，更加凶险。越来越多的“列强”国家参与瓜分中国。清廷之所以还领有中国的主权，并不是因为中国有力抵抗西方的入侵，或西方无力无意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殖民征服，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势力相互竞争，谁也无法独吞中国，所以不如留下个帝国空壳，让西方人自由出入，各有租界领地，在治外法权保护下为所欲为。
西方扩张全面深入中国内陆，冲突的焦点也从朝廷转向民间，转向社会底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侵入中国腹地。贩卖鸦片自由了，传播基督教也自由了。西方商人出现在中国大部分城市，而西方传教士则深入中国大部分农村。洋药洋炮、洋布洋教，深入中国，影响或威胁到乡土百姓的日常生活。西方扩张势力与中国的冲突，焦点也从朝廷禁洋药转向民间排洋教。一时间教案蜂起，而且不断升级，最终酿义和团暴动。
小小的巨野教案终于酿成大祸，中国朝野震惊，世界也为之震惊。梁山好汉们，这次劫杀的是洋人。劫杀公子王孙或贪官污吏，那都是国内的事，可大可小；劫杀洋人，则是国际的事，只能大而不能小，尤其在那个时节、那个地界。这是那几个草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们的动机很单纯：仇教、劫财。
案发4天，远在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的山东主教安治泰急忙赶往柏林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劝说威廉二世以此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11月6日，德皇电谕外部 “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行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即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2]实际上德皇已经等不及、或根本无意等待中国政府赔偿、追缉严办祸首，第二天，11月7日，德皇电谕外交大臣布洛夫：“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并训令驻吴淞口的德国舰队即日北上胶州湾，“战据该地，并威胁报复，积极行动。”七天以后，11月14日，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强行登陆并向守备清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退清”。
大风起于轻萍之末。巨野教案酿成“世界大战”，不仅断送了广阔的胶州湾，而且，几乎断送了千年中华帝国。德国占领胶州湾，拒不退兵。俄国公使出现了，自告奋勇要劝说德国退出胶州，条件是在东北用俄国教习、准俄国人修铁路、开放松花江、嫩江给俄国船只航行，而中国船禁行黑龙江下游。调停是假，乘机敲诈是真。中德签署《胶澳租界条约》，俄国随即赶来强迫清廷签署《旅顺、大连湾租借条约》，法国要求将与越南接壤的中国省份化为法国势力范围，日本要求将福建化归日本势力范围，朝廷一一照复。英国害怕列强如此瓜分中国，会威胁到英国的在华利益，抢先要求清廷将长江流域划为英国势力范围，确保“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天朝实在无能，故国领土，本有主权，如今迫于西方列强之势，不租押割让不行，租押割让也不行，可悲之极。《拳匪之祸首》（1918）的作者指出，由巨野教案挑起的德国侵占胶州湾，不仅是义和团暴动的起点，也是“中国灭亡危险之起点”：
“且胶州之劫夺，乃我国开国五千年来未有之惨祸，为中国灭亡危险之起点。不有胶州之劫夺，中国不至有旅大之租借；不有胶州之劫夺，中国不至有义和拳；不有义和拳，中国不至因一部分暴民之野蛮复仇，而使全国负违背公法上神圣条约之名，自亦不至有百种辱国失权之《辛丑和约》。推源祸首谁欤？……德人之夺我胶州也。”[3]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
巨野教案，对于当地草民，首先是一大快事；对德国殖民者，是一大喜事；而对于满清朝廷，是一大难事。草民仇教，今日终得报仇机会，杀人劫货，好不痛快！德国觊觎胶州湾已久，总算有了出兵的借口，德皇喜出望外！清廷软弱无奈，草民控制不住，洋人得罪不起，帝国衰朽，百事维艰。
草民控制不住。眼见从四川到山东，民教冲突此起彼伏，乡野草民舞刀弄棍、练拳念咒，毁教堂、杀洋人、聚啸寻衅，各地官员忙着清剿砍头，奈何民不畏死。巨野教案发生，朝廷令地方严办，50多人被捕，为首雷协身、惠二哑巴斩立决，张高妮等五人无期徒刑。严办是做给洋人看的。从皇帝到大臣都知道，德国意欲侵占胶州湾，正愁着没有借口，只有快捕快杀，堵住德国人的嘴。光绪皇帝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方图海口，此等事适组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4]洋人得罪不起。一切都晚了。皇帝降旨的时候，德国舰队已经在开赴胶州湾的路上。德军占领胶州湾，上谕一道又一道，严禁抵抗，“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5]当然，守土者如果不开炮，入侵者也省得开炮了，长驱直入便是。德国占领胶州，进一步想北京朝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革职地方官、赔偿曹州地方教堂修建费9万两白银、德军侵占胶州军费数百万两、中德合资在山东全省修建铁路开发矿藏、租借青岛及整个胶州湾99年！德国如愿以偿。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从小小的巨野教案开始，我们就看到结构中国近现代史的三个方面及其三方难以调和的冲突。这种三方面冲突的格局，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方的扩张。
鸦片战争基本上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战争起于禁烟，禁烟是朝廷的事，民众并未见响应。反倒是利益所趋，乡民与洋商勾结贩卖，共同对付朝廷官府。难怪英国烟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惊奇地发现，战争在英军与朝廷的士兵之间进行，中国老百姓却站在远处，观“西洋景”，以为这是红夷与官军打仗，与乡里小民无关。因此，英军所到之处，军需给养似乎不成问题。只要给钱，老百姓踊跃将粮食、鱼肉、淡水卖给他们，根本没有敌我意识，如果需要苦力，在当地也不难招募。真正可以证明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就是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不管这段故事如何被反复渲染，有一点总是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三元里抗英，至多可以说是保家卫乡，那个时代的乡民，根本没有国家意识。[6]鸦片战争中，真正受到打击的是大清朝廷。在洋人那里丧权辱国，在百姓那里丢了天朝的威严，为太平天国造反提供了心理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依旧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白河沿岸的百姓，宁愿为英法联军运输给养，也不愿意被官军抓了去当苦力，洋人总还是给钱的。
中国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分裂的“缝隙”，让西方扩张有了可乘之机。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到中国，正值蒙古入侵、中华沦陷。明朝实行海禁，抑制了中国民间航海力量，西方扩张势力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畅通无阻，一直到中国海岸，“郑氏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曾经有能力遏制西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无奈也葬送在满清内陆皇权手中。守不住海域也守不住内陆，鸦片战争后，西方人长驱直入，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中国内部的冲突彻底消耗掉中国的国家力量之后，西方在中国的扩张也就最终完成了。
朝廷与百姓的分裂，削弱了中国的力量，西方人也明白这一点。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计划远征中国，他们在菲律宾总共只有800人，要去征服一个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帝国，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的根据，除了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外，还有一种消息，据说中国百姓都憎恨中国朝廷，如果西班牙远征军在中国登陆，中国百姓会像欢迎解放者那样欢迎他们。西方人认为，东方专制帝国的朝廷与百姓是相互敌视的。英国海军以约7000人的兵力对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80万常备军（约20万八旗兵、60万绿营兵）的大帝国开战，除了军事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外，他们还相信，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平民不会参战，在天朝百姓看来，鸦片贸易有利可图，而战争，不过是红毛夷与皇帝的军队之间的事。“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7]
西方扩张，从来都是乘虚而入。洋药鸦片荼毒中华，殃民祸国，朝廷官府有此意识，百姓却无动于衷。朝廷禁烟不果，反起边衅，朝廷、百姓、洋人各有原因。除了朝廷腐败，禁烟令行不止，还有百姓不配合，国人要买，洋人才可卖。鸦片战争是“边衅”，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是“内乱”，内忧外患，如今朝廷，已既无禁烟之力，也无禁烟之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还可以自由传播“洋教”。于是，“洋祸”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鸦片本是洋祸之源，此时更加泛滥，朝野却无动于衷。反倒是基督教传教，在民间与士大夫阶层激起强烈敌意，排教仇教，一时教案四起。（图4-6：深入乡间的洋教士，穿着汉装，却用刀叉吃饭。）
西方扩张触犯中国社会的，最初不是洋药，而是洋教。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地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初到伦敦时，正赶上英国卫理公会、浸会、伦敦传教会向英国众议院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郭嵩焘深有感触。回国之后，发现国人日日沉浸于鸦片，，实在不可思议。“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洋人至今引为大咎，中国反而习之……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过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8]
百姓与洋人的对立，起自排教。而且在排洋教这一点上，士绅与乡民的态度出奇地统一也出奇地积极。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晚清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要兴洋教、灭满清，义和团要灭洋教、兴满清，社会矛盾转化了，也进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国冲击了满清政治体系，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开始，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方式，是进一步地保守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孝顺上帝之父，不孝顺生身之父，所谓“数典忘宗”、“弃伦灭理”。
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词讼、蔑视朝廷、犯上作乱，洋教士将他们组织起来，平时接济他们粮食，许多教民不是“信教”（Conscience Christians）而是“吃教”（Rice Christians），遇到麻烦时，又以洋人洋教特权庇护他们。于是，教民中不少游手好闲、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之徒。巨野教案的时候，曹州府一带民教矛盾一触即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关于教案的奏折中将这种关系分析得很具体：“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9]
最后是对民间经济的冲击。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贸易或传教，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根基，从土地制度、宗族权力到家庭伦理，造成了民间社会新的阶层分化。教会势力造成的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西方进口产品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冲击、鸦片、烟草、棉花种植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破坏，在中国民间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机。在赤贫化的华北农村，西方传教士无疑是最有钱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们购买土地，收拢教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民间宗法地主组织、官府对抗。传洋教的洋人有特权，信洋教的国民也有特权。民怕官、官怕洋人，这些洋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但不受中国地方行政管束，还经常干涉地方官，颐指气使。政府无力抗敌，民间积怨渐深。晚清大小不断、接二连三的教案，就是中国民间抵抗西方扩张的草根运动。
西方扩张在深入中国内部的同时，也引起中国社会地层的反抗。晚清世事惟艰，除朝廷自身腐败外，多起于“洋祸”。洋祸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了。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之前，国人感觉洋祸在洋药，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贸易之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感觉洋祸在洋教，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教义之争。而且，排洋教直接导致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最终造成朝廷、百姓与洋人的三角对立格局。
洋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鸦片战争前，朝廷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百姓仇洋，主要在仇洋教。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惑人害命，败伦乱纪，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教案不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于洋人之势镇压百姓。这样，在洋人那里，可以暂时息事宁人，在百姓这里，却积怨积仇愈深，终于酿成民变。当年在白河两岸观望英法联军通过，或帮联军搬运给养军火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参加了义和团，要扶清灭洋，烧尽洋楼、杀光洋人，据说还要念咒做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是中西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中国社会被分裂了，中西冲突成为中国内部的冲突。朝廷丧失抵抗意志与力量以后，民间抵抗出现，中西两极化的冲突转变为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其中民众与洋人、朝廷的冲突的社会文化原因，还有积蓄在民间的一种普遍的屈辱感。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把这种屈辱感加在朝廷与士大夫头上，而西方经济与教会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底层，民间百姓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种屈辱。屈辱与压迫导致仇恨与冲突，而冲突与失败又加剧这种屈辱。
西方扩张激起中国民间的反抗，形成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国民间反抗西方扩张，最初是由仇教排教发起的。天津教案已经激起民变，此后教案接连不断，直到巨野教案发生，逐渐达到高潮。巨野刚平，临清、冠县的村民又开始围攻教堂、袭击教民，胶州百姓有组织地纵火烧毁德国营房，四川、湖南、江西、河南也先后爆发教案甚至农民的反教起义。余栋臣起义直指洋人洋教：“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爆……”[10]四川大足起义首先提出“顺清灭洋”的口号，三个月后山东冠县梨园屯义和拳起义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一再“严办”教案、追剿义民，但起义者始终强调要“顺清”、“扶清”、“兴清”、“保清”，除了策略性考虑之外，也确有“尊王攘夷”的观念。
西方扩张造成的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加在中间，幸运的时候可以左右逢源，“以夷制民”或“以民制夷”，不幸的时候左右为难，“民”“夷”均不可制。民众要驱洋人、灭洋教，在意气良心上，多得官府的同情。毕竟上至朝廷，下到县衙，官员们大多对洋兵耀武扬威、洋商巧取豪夺、洋教干涉词讼、教民仗势欺人等现象不满，只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明白“愚民敢于为乱”，实为“教民有以驱之”。山东巡抚毓贤上奏朝廷说，以他20年在山东为官的经验，教民为害乡里，鱼肉良民，教士庇护教民，勒索赔偿，多端要挟，都是实情，民怨民愤，自有道理。[11]但是，拳民聚众闹事，扰乱治安，又必须弹压。尤其是烧教堂、袭教民，引起教案纷争，惊动了洋大人，事小则赔款，事大则割地，总吃不消。于是，尽管义民一再重申“扶清”、“保清”，朝廷却毫不领情，清剿拳民、处斩拳首，甚至滥杀无辜。森罗殿战役之后，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清剿过分，妄杀百姓。指挥清剿的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敦因“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被革职，毓贤受“传旨申饬”。不出一个月，上谕又斥责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要他“从严惩办，以靖地方”。[12]
晚清中国面临古今运会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数千年没有经历过的事，一时出现，让人错愕；万里之外从不相识的人，如今却出入于朝廷，居留乡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成了洋人、朝廷、民众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民间反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也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格局中形成了。西方扩张势力从海岸深入中国内地，从经济政治渗透到文化习俗，清帝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抵抗全部失败，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出现了，并且逐渐成为主力。腐败软弱的朝廷，夹在洋人与百姓之间，又试图利用洋人与百姓的矛盾，以民制夷或以夷制民，左右摇摆，暂时可以左右逢友，长此以往，终将左右为敌。
其实清朝廷也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败亡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次次战败，清政府已经没有抵抗西方列强的能力了。历史经常指责清政府卖国投降，也不无冤枉。朝廷以国为家以家为国，家国性命之大，为什么要卖呢？至于让步签约、割地投降，巨耻大辱，迫不得已之为。据说曾纪泽曾对慈禧太后诉说办理洋务之苦：“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13]
中西两极冲突变成中国内部的三角格局冲突。洋人不讲道理，国人不明事势，朝廷不思进取，可能也无法进取。乡野小民，练拳排教，官府摇摆不定。拿不准他们是“邪匪”还是“义民”；持不平应该“剿匪”还是“抚民”。拳民或拳匪要“扶清灭洋”，在民众与洋人之间，官府究竟要站在哪一边？毓贤在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曾经严惩清剿过“拳匪”，他自己继任山东巡抚后，又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九字方针，宣抚义和拳、大刀会，将“拳匪”变成义民组织的“民团”，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无奈那些暴民根本不听他调控，有官府宣抚，壮大更快，转瞬势成燎原。朝廷有农民暴动的教训，更有洋人不断施压，毓贤又被革了官，调任山西。
从巨野教案到义和团进京，山东换了四任巡抚。袁世凯带新军继任，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对义和团大开杀戒，朝廷又电谕袁世凯对“拳民”“不可徒恃兵力”、“良莠不分”、“株连滥杀”，应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清剿，的确“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了，但转向京、津地区，在保定、诼州等地，义和团却“化无为有，化小为大”，不仅大烧洋楼、大灭洋教，而且开始反过来进攻官兵，在芦保地区、京津铁路沿线，一再与官兵冲突。清廷对于义和团，是抚是剿，如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
东邪西毒，危局殊难揣测
大风起于轻萍之末。小小的巨野教案，不仅是义和团暴动的起点，也是西方列强最终完成对中国的瓜分的起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巨野教案触发的义和团暴动而言，它在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一、发动了抵抗西方扩张的民间力量，构成了中西冲突中民、官、洋的三角关系格局；二、导致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进入终结阶段，西方向中国扩张的势头达到顶峰，同时，衰落也已开始。
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起点，关键或根据在于该历史事件的意义。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不过是一次农民起义，从世界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是中国与西方的一次冲突，一次影响深远的冲突，决定了20世纪或者更长时间内中国的命运、中西关系与世界格局。
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是大刀会聚众练拳，1896年3月28日，刘士瑞在山东单县城关火神庙“唱戏四天，以聚会友”，[14]义和团暴动从此开始。从世界历史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是1897年11月1日发生的巨野教案，它导致西方列强大规模地瓜分中国，触动中国社会底层，引起民间的武装仇教排外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进入最后阶段，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精神生成了。如果说义和团暴动之前对抗西方扩张势力的主要是官方，那么此后，与西方对抗的中国力量则主要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大众。
义和团势已燎原。在团民、洋人、朝廷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的角色最让人感到无聊。义和团的态度明确，就是要逐洋灭教；洋人的态度也明确，就是剿灭义和团，瓜分中国；只有清廷的态度不明确，既想逐洋灭教，又想剿灭义和团。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义和团逐洋灭教，有人看到义和团潜在的危险，尽管声称“扶清灭洋”，谁能保证最后不酿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乱，要“坐江山”。清廷剿抚不决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已不可收拾，各国公使急电调兵增援北京，本来奉命剿灭义和团的清军聂士成部与董福祥的甘军的一部分，如今与义和团民一道，围攻自天津开来北京的西摩尔援军。1900年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城门洞开，拳民从四方涌入北京。王公卿相、倡优隶卒、王府民居、大街小巷，无人不练拳念咒，无处不设坛聚众。西摩尔的部队增援北京不成，只好退回天津。洋人恼怒，像40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首先攻占了大沽口炮台。6月21日，清廷发布诏书，招抚义和团为“奉旨义和神团”，义和团开始“奉旨灭洋”了。
清廷剿抚不定，如今终于有所抉择。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1900年6月以前，朝廷犹豫不决，主要是慈禧太后自己也没想好。她既不喜欢洋人也不喜欢团民，但又幻想借义和团之力驱逐洋人，然后再剿灭义和团。慈禧在洋人与团民之间，多少还是偏袒团民的。至此为止，义和团不是不能剿，而是朝廷拿不定主意，剿还是不剿。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选择剿邪匪或抚义民的余地，只可抚，不能剿了。慈禧在致电各省督抚时充分表达了这种别无选择的困境：“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变，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15]
十数万义和团在北京城内，许多官军与朝臣同情参与义和团。端王、庄王与贝勒载濂、载滢，甚至率领60多名义和团民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要捕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明白，暴民与昏官随时都可能推翻她这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招抚，这样可以争取时间，稳住义和团，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队进京。在团民与洋人之间，朝廷选择了团民，尽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权衡形势，义和团的威胁更严重，至少慈禧太后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义和团，清廷是能剿的时候不真剿，要抚的时候，也不真抚。一边是义和团、董福祥的甘军一哄而上攻打教堂，另一边是荣禄的武卫军占据前沿，将义和团、甘军与使馆教堂隔开，阻止义和团民上前，自己向使馆方向放空炮或朝天放炮，同时暗下往使馆送鸡蛋西瓜慰劳。不得不招抚义军、歼灭洋人的时候，朝廷也未必真那么做。朝廷宣战是个有趣的事，一是宣战不战，二是宣战不知向谁宣战。宣战诏书不过是一道谕旨，从来没有送到洋人手里。而且，尽管在朝内，也不明白向谁宣战，诏书中只提到“夷等”，连盛京将军增祺也不清楚“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希望朝廷明示，也好相机应敌。[16]一片混乱。
诺大个帝国的朝廷，最后变成一个阴险的寡妇与几个无能的纨绔子弟的阴谋集团。义和团只可抚，不能剿，洋人则只可战，不可降。首先是为了招抚义和团，朝廷也必须要摆出“灭洋”的架势。其次，洋人已攻占大沽口，进逼北京，慈禧太后年轻时经历的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一幕，可能重演。于是，人们看到朝廷颠三倒四，6月稀里糊涂招抚义和团，7月歇斯底里向洋人宣战，8月已仓皇逃出京城流亡。
义和团暴动中，朝廷的角色实在可笑可悲可耻可憎。那么，义和团又如何呢？赤子英雄还是愚民暴徒？义和团感于洋人横行中国、洋教毁谤神圣，朝廷积弱无能，官吏惧外压内，于是集众练拳，请神附体，请仙下山，据说练得神拳，便刀枪不入了。他们从山东到河北，最后涌入北京，抢教民、杀洋人、拆铁路、拔电杆，还要毁坏火轮船、攻占使馆。说他们是邪匪，不对，说他们是义民，也不妥；说他们忠义爱国，有根据，说他们野蛮排外，也有道理。
义和团，赤子英雄不足，愚民暴徒有余。仇教排外，毁铁路、拔电杆、烧邮局，殄灭器物，都是中国最初可怜的现代化设施。10万团民进京，在奉旨灭洋的旗号下，劫杀纵火，毫无顾忌。土教民杀了很多，洋教士却躲在教堂里，安然无恙。本来是要杀尽洋人，结果只杀了些信洋教的国人。教民没有可杀的了，又以白莲教为名，捕杀平民，满城死尸恶臭，污血泥泞，惨不忍睹。
团民凶暴，不亚于邪匪。除了杀人，主要放火，土木结构的民居烧了许多，砖石结构的教堂却屡攻不下。团民纵火烧“老德记”西药房，火势蔓延，眼看将整个前门大街千家商铺烧成废墟一片，义和团民却制止市民救火。拳众乌合，巫步披发，野号怪叫，攻打西什库教堂，一哄而上，听见洋枪洋炮，又一哄而散。解释教堂之所以攻不下，是因为洋人教堂的墙壁上，贴满人皮涂满人血，还有妇女手持经血之类秽物站在墙头，冲了义和团的法术。
历史不是是非善恶可以简单说清楚的事。当年义和团暴动的亲历者仲芳氏就曾困惑地说：“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17]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满蒙汉旗兵勇不战自溃，而那些义和团民早已脱下团服，装成百姓，逃得无影无踪。记得仲芳氏曾问团民说，纵使你们杀了北京的几个洋人，烧了北京的几座洋楼，各埠各国还有许多洋人洋楼，怎么办？更何况洋人必调各国军队来报复，那又如何是好？团民的回答非常豪壮：“不妨，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就可灭绝，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净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扫平巢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调兵来京，更不足虑。洋兵航海而来，必坐轮船，只需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并船不能前进，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惧哉。若由旱路而来，避住彼之枪炮，众团一拥而上，手到擒来，更不足虑矣。” 仲芳氏哭笑不得：“听团民如此诞妄之谈，直如梦语，足见乱惑愚人，恐非正道也。”[18]
中西冲突700年，从外海到沿岸到中国内陆再到中国的心脏。中西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中国内部的冲突，团民与教民的冲突，变成中国自毁的方式。马可·波罗到中国前半个世纪，蒙古人曾经洗劫过北京，将近八个世纪之后，先是义和团，然后是八国联军进城，对于这座千年皇城，是又一次大劫难。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之后，7月14日攻占天津。因在统帅问题上争执不休，8月4日才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沿途清军溃勇难集，无力战守，义和团民作鸟兽散，不见踪影。远道勤王、准备抗敌殉国的李秉衡临死前上奏朝廷描述战况：“……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未所见。”[19]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化装成农妇出德胜门西逃，联军开始屠城。当时的亲历者英国人辛普森[20]说：联军入城之后，烧杀奸掳，北京已经变成一座鬼城了。
八国联军，义师还是劫匪？控诉八国联军暴行，如果出自中国人，可能还有人不信，如果出自西方人自己，就不得不信了。八国联军（实际上此时德国军队还没有到，只是七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2天一早，辛普森登上北京城墙，法国人正在炮击紫禁城，炮弹落在屋顶上，瓦片乱飞，全城有如鬼墟，除枪炮声外，一片寂静，城北浓烟滚滚冲天，不用说也知道，俄国人、日本人正在烧杀抢掠。辛普森详细记载了他在那些日子的见闻。太后皇帝出逃了，宫内死尸枕籍，血流满地，都是昨天攻城时被杀的，梁上还挂着因恐惧而上吊的自杀者，伸长了舌头，一个受伤的太监在血污中趴行，哀号救命。“彼地上哀求之太监，彼浸于血中之死尸，彼吊于空中之人，彼空气中腥秽之气，予闭目即在眼前，将永远不能忘之。”[21]
七国军队在北京划地抢劫，瓦德西率领的德国军队晚了两个月才到来，似乎比那些先行者更加暴虐。联军在瓦德西的指挥下，四出“剿灭拳匪”。他们占领保定，南下正定，北上张家口，东到山海关，所到之处，清军或者望风而逃，或者开城迎接，贯彻“优礼劳军，吏迎兵撤”的议和政策，地方清军还努力清剿“拳匪”，甚至将屠杀的义和团民的血粼粼的人头悬在城墙上，取悦到来的洋兵。联军四出屠掳，持续了半年，直隶、河北、山西一带村镇，常“十室九空”，“满目荒凉”。
团民多暴徒，联军作劫匪。鸦片战争以来满清帝国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到八国联军入京，正好60年一个甲子，老大皇朝气数已尽了。鸦片战争首开“边衅”，朝廷受尽屈辱，但事后却若无其事，按林则徐的说法，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当然，朝廷有朝廷的难处，夷人扰边，难过也是痈疥之痛痒，而国民暴动，则是心腹之患。太平天国运动对满清皇朝的打击，比两次鸦片战争沉重得多。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平天国后，富庶的江南满目创痍，同治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面对西方扩张，朝廷已没有招架之功了。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曾寄厚望于乡勇，议和后广东民众也曾发起拒绝英人入城的运动。道光皇帝认为民气可用，以为找到了“制夷”的办法，义和团暴动间朝廷招抚团民，最终证明是玩火自焚。
朝廷无能，民众无用，洋人无理。八国联军没有最终灭亡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有力抵抗或西方无力征服，而是因为西方列强之间有利益冲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另一个国家独享中国，就像英国独享印度那样。于是他们只能同意英美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维持一个合法无能的政府，然后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只要西方列强彼此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中国事物似乎已与中国无关，是西方列强之间的事。英德签署《英德协定》（1900年10月），约定保全中国领土，制止任何国家瓜分中国土地的企图。与此同时，俄国也要求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维护满清政权。实际上此时“保全”与“瓜分”并无多大区别。赫德爵士说得比较坦率：“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若扶植满清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22]
义和团没有能够排外灭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强联合大举进犯，生灵涂炭；满清朝廷也没有能够借义和国的“天兵天将”将洋人赶尽杀绝，扬眉吐气，反而仓皇出逃，投降赔款。民误国，官也误国。《辛丑条约》签定，只赔款不割地，表面上看，似乎义和团没有导致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实际上的问题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已经不在需要与中国签署什么国际条约了，他们可以任意瓜分，只要不得罪其他列强，而义和团事件中出兵的八国，因为彼此之间意见不和，就让满清朝廷表面上沾了个暂时的便宜。满清皇朝保住了，国家不幸皇家幸。不割地只赔款，赔款四亿五千万。
赔款四亿五千万。这个战争赔款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中国人口中来的，中国当时有四亿五千万人口，每人赔一两白银！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是中西关系史上的又一个典型性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复活某段历史经验，还可以观照到中西关系史的某种一般性的格局变化。
[图文]预测王朝兴亡：预言清朝没落的童谣
义和团的下场(五)![[图文]预测王朝兴亡：预言清朝没落的童谣](http://www.lieqiba.com/uploads/201504/10060918347636.jpg)
【谣谶】
八月中秋，中秋八月，
黄花满地发。
——《靖逆记》
【释义】
闰八月的中秋节，菊花将遍地开满。
终清之世，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洪门(也称天地会)一直是清王朝的一块心病，乾隆末年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但最终被强力镇压。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然走向了没落，很多人为了挣扎求生，不得不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太平天国起义及义和团运动就是其发展到顶峰的表现。
清嘉庆年间，北京地区出现了这样一则童谣：“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发”。古人迷信，认为闰八月有灾，因此这个童谣一出，更是使得人心惶惶，好像真的就要天下大乱了一样。
而有人却正好利用了这一童谣，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嘉庆十八年(1813年)，正是闰八月的年份，大约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皇历于是就将这一年改为了闰二月，但是民间认不认同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原则上的闰八月的中秋节这一天，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居然杀入了清廷的最高机关所在地——紫禁城，这可谓亘古未有之事。
嘉庆皇帝画像这件事还须细细道来。当时，北京大兴县（今大兴区）农民林清在京畿一带传播天理教多年，按照此教教义，弥勒佛有青阳、红阳、白阳三劫之说，而当时正是白阳应劫，要改朝换代了。林清自称是太白金星转世，旗帜也都用白色，看来他是要闹出一番动静了。当时，他所发展的教徒中除了农民、城市贫民、衙役胥吏外，居然还有一些皇宫内的太监，也由此可见此教的渗透力。林清通过信教太监刘得财、刘金、高广幅、张太、阎进喜、王福禄所提供情况，自嘉庆十六年夏季即制定了“揭竿而起，直入禁城”的大胆计划。
那个时候，河南滑县的李文成也是天理教的一位重要头目，他虽然在其家乡一带广泛发展教众，但和林清的联系却一直相当密切，他们相约一同起事。当时，河南地区也流传着一则童谣道：“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靖逆记》)李文成认为这是自己当应的谣谶，所以自称“严霜十八子”，为李自成转世。
按照林、李二人的原定计划，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这一天，他们先是派出教徒二百人混进京城，分别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东路在太监刘得财、刘金的接应下冲进东华门，西路在太监张太、高广幅的接应下冲入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居中策应，而林清则在黄村等待河南义军主力的到来，再一同杀入京城扩大战果。可是由于当时通讯手段的落后及其他种种原因，已经按捺不住的李文成竟在滑县提前起义，但其起义部队因清军堵截未能北上京畿。
坐镇黄村的林清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还浑然不知，他还在按照原定计划等待着。而这个时候紫禁城那边已经动起手来。
当时，守卫东华门的清军卫兵发现情况异常就立即关闭城门，结果东路只有十几个人冲入皇宫，终因力量单薄、不熟悉路径而被擒、被杀。西路义军进展则较为顺利，在当天中午则全部攻入了西华门，他们为防止清军增援，将西华门关闭，并在城门上悬挂出了“奉天开道”、“顺天保民”的白旗。但是，因为当时做内应的太监曾与尚衣监(缝制衣服的单位)的人有矛盾，便将义军引至尚衣监文颖馆先乱杀了一通以泄愤，最后耽误了好半天才来到隆宗门。隆宗门是通往皇后居处储秀宫的必经之处，西路义军在宫内的前一番厮杀，已经惊动了侍卫，他们遂将隆宗门关闭。义军先是用棍撞门，后又用箭往里射，均无济于事，不过亦有少数义军翻墙而入。
当时，正在上书房学习的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等，拿了当时的火枪(也叫“鸟枪”) 阻拦射击闯到房上、地下的起义军战士。而正当义军堆积桌椅、棉被准备放火烧掉隆宗门时，留京诸王公、内务府大臣已经闻讯引大兵杀入了神武门，又将准备派往河南镇压李文成的健锐营、火器营调入宫内。结果一阵急战，义军不支只得从隆宗门后撤，退至西华门。
故宫西华门。1813年天理教起义攻打紫禁城，即曾攻占此门。最后，清军大举合围，攻入紫禁城的义军终因力量过于单薄而失败，其中三十一人战死，四十一人被俘。九月十九日，正在黄村等候河南义军的林清也被清廷抓获。北京林清失败后，李文成在河南滑县继续武装抵抗，直到十一月才被彻底镇压下去。李文成最后自尽。
当时的嘉庆皇帝正好不在北京，而正在回京的路上，他惊闻紫禁城变乱，慌乱之下，立即向天下颁示了《罪己诏》，指出要痛加反省自己。然而，他这一反省不要紧，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数十个州县可惨了，凡是加入天理教的农民都惨遭屠杀。
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后，清朝统治安稳了几十年，但随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将封建中国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和规模都推向了最高峰，那时候就有一则浙江童谣道：“三十刀兵动八方，天呼地号没处藏。安排白马接红军，十二英雄势莫当。”(《洪秀全演义》)当然这可能是有人事后编造的，但是任何大变乱之前，一定少不了舆论先行，当时也一定是谣言四起，只不过没有人再对此感兴趣罢了。
清政府虽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但极度腐朽的政权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随后在西方列强入侵和民众革命的夹击下，清朝最终走向了灭亡。
义和团电影 义和团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