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中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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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中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内幕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

1973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多猜测。

国际局势乌云压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边境领土纠纷渐渐升温,并趋于白热化。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挑起边界事端4189起,军事部署上,由70万人增加到114万人,并且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侵华战争做准备。珍宝岛事件发生后,1969年3月5日,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9年6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战备会议,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做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9月30日,疏散了北京几个机场上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机场人员配发了武器,准备打击入侵的敌机。10月中旬,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疏散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和老同志,许多大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期。但是,对于战争何时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战区主要在哪里,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因此,作为大军区主要领导,熟悉全国多个战区的情况是有必要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这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内斗争乱云飞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由上一届的5人增加到9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最高领导核心,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表面上看,“四人帮”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其实,因为叶剑英、朱德两名老帅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并且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加上周恩来的支持,“四人帮”的阴谋仍然不容易得逞,党内斗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江西“改造”的邓小平回到北京,更让“四人帮”感到不安。

1973年,毛泽东整整80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急于安排后事,为下一代领导人打好基础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受命于危难之中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清醒地认识到,林彪把持军队工作12年,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干扰和破坏十分严重,许多单位的问题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抓紧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叶剑英认为,军队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叶剑英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随后,毛泽东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起家,企图取代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地方上人民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就少了一块“绊脚石”。其实,不仅是许世友对王洪文掣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也是这样。所以,对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是非常同意的,事情越乱越好,乱中才能找到机会,造反派都是在乱中起家的。

毛泽东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主持会议,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

唱完歌,毛泽东又解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因为有的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已经呆了一二十年。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搞得关系盘根错节,对工作不利。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邓小平点点头。

毛泽东忽然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大家支持王洪文的工作。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军队高层领导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接见后,大家进行了分组讨论,众将领对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致表示赞成。

对调具有戏剧性

12月22日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员调动。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很短。原任大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没有了职务,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湖南省汉寿县一个农场劳动,犁地、挑粪,一直干到1972年,后来,去长沙治病,又转移到一个疗养所。1973年的一天,身边的人员忽然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喊老秦了,要叫首长”,1973年6月,军委领导通知秦基伟到成都军区任司令员。

12月22日会议是由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

军队的“点名”不只是清点人数,而成为了一种严肃的仪式,一般“点名”的人都是最高首长,被“点名”的是部属,点名后,最高首长要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有些昏头,也就大大咧咧地拿起花名册,点起名来。

“许世友!”

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多年,最怕这个南京军区司令。他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

忽听得“咚”的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钧这些老将军都望着他。王洪文胆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周恩来不得不救场。他拿过花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是很傲的将军们,现在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名点完了,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

毛泽东宣布完了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没有一个人耽搁,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去上任。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出奇的速度结束。

[图文]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二)

[图文]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

资料图:毛泽东在中南海

原载《环球人物》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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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会油”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从“东平湖”聊到《红楼梦》

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读了几遍?”“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回中的一大段。 自从毛泽东要许世友读《红楼梦》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名著,但是没有谁能大段背诵。80岁高龄的毛泽东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敬服不已。

建军史上的重大高层变动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

  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会油”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

[图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是普鲁士军歌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三)
[图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是普鲁士军歌

[图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是普鲁士军歌

[图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是普鲁士军歌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步入会场时,现场响起了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中华台北代表队入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再次响起。这个细节让当时收看节目的许多中国观众大吃一惊:奥运会组委会的官员是不是搞错了?

在2009年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著名作曲家何仿跟记者谈起了25年前的这段往事。他说,实际上,在这首歌诞生前,这首旋律就诞生了,并且,早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它填词的不同版本的歌曲就在中国广为传唱了。显然,让海峡两岸的中国运动员踏着同一首熟悉的乐曲入场,正说明了奥运会组委会的用心良苦。

话说回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出自何处呢?何仿向记者揭开了这个“秘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何仿告诉记者,这首歌最早在红军时期就出现了。

在井冈山时期,当时有许多红军战士来自旧军阀军队,带着旧军队的坏习气,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为此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时,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各家的门板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不物归原主,一大堆门板就对不上榫,故规定了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走。

为了记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部队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歌词是: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词曲作者是个谜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由于歌词很形象地把军队纪律融会贯通在里面,曲调又雄壮有力,所以很快在红军战士和群众中传唱开来,历经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等时期,歌词内容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一直长盛不衰。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修改。1957年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第14期上,正式刊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准歌词,这也就是现在所唱的歌词。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建议与会者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在这几十年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到底是谁,却没有人能说清。

1973年3月26日,一位名叫程坦的老干部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称自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填词者,并详细说明填词经过。但由于正处于“文革”时期,这封信被转到总政治部文化部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那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词作者真的是程坦吗?

它是由鄂豫皖苏区的民歌演变而来的吗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4月和1980年1月,总政文化部先后派专人对这首歌曲产生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汇集了有关资料,证实程坦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填词者。

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裴志海告诉记者,在2004年出版的《刘华清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过程。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北以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找到时任宣传科长的刘华清,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由于两人都不懂音乐,他们就借用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

但很多音乐爱好者到鄂豫皖地区实地采风,却发现,这首歌的音调、调式以至于句法等等,都和当地流行的其他民歌缺乏必要的联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冯玉祥吗

何仿告诉记者,战争年代,由于曲创作人员极少,许多歌的曲调就直接来源于现有的民歌、老军歌,或者外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也是如此,它来自于鄂豫皖苏区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但该民歌也是借鉴了其他曲调,那就是冯玉祥部队的《练兵歌》。

在土地革命以前,冯玉祥曾任河南督军,部队长期驻扎在河南。冯玉祥练兵很讲究方法,平时很注重对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其中唱歌是重要的一项活动。这首唱得最多的《练兵歌》,歌词原文是:“民族立宪五族共和了,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庚子兵变,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无人保。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重整武备坚甲利兵高。同胞练兵,个个如虎豹,若不操练,国仇不能报。路军营内步马辎工炮,各营各连学术比低高……”由于经常在部队传唱,歌词容易领会,曲调也很简单,很快就在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流传开来了。

那么,《练兵歌》的曲子是冯玉祥作的吗,或者是他请人作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练兵歌》同样是根据已有曲调重新填词的。那么它的曲调又来自哪里?

揭开中国十大将军背后的秘密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四) 对于十大元帅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很多网友对于中国十大将军排名,十大将军的后代并不是很了解,那么下面我们就带着疑问一起来看看中国十大将军吧。

  中国十大将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平环境那可是很多前辈奋战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这么一些人.......再说他们之前,我们先来说说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中国军队著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由此确立。

  对于十大元帅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很多网友对于中国十大将军排名,十大将军的后代并不是很了解,那么下面我们就带着疑问一起来看看中国十大将军吧。

  一、中国十大将军排名中国十大将军——粟裕(1907.8.10-1984)

揭开中国十大将军背后的秘密
中国十大将军粟裕

  湖南省会同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次年转入中共,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64师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1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11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4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4军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1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1、2、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3、4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7届候补中央委员,第8、9、十、11届中央委员。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林彪,而他长期是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建国后任过短时间的总参谋长一职,授衔时却不在这一重要位置上,而且他的资历只能够和罗荣桓相比。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的元帅地位已定,粟裕只能委屈了。至于粟裕争当元帅的传说是站不住的,那是人们根据他的战绩和位列大将首席而产生的臆测。四八年中央军委曾计划将粟裕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即苏北兵团扩编为华中野战军渡江作战,而将华野的内线兵团即山东兵团升级为华东野战军。这一计划本以明令发表,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指挥的山东兵团已使用华东野战军的名义达三个月之久。而正是由于粟裕本人的反对,这一计划才撤销。同时,粟裕还坚决主张已到中原的陈毅继续兼职华野司令。可见,粟裕放弃了成为方面大军主官的机会,很难认为到授衔时他会再争执一番。

[图文]开国上将李达:辅佐过五位元帅的传奇参谋长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五)

[图文]开国上将李达:辅佐过五位元帅的传奇参谋长

李达上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过这样一位传奇将军。他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参加过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几乎在我建军史上的各个战争时期,都在出任参谋长一职,累计任职时间更是长达40年之久;他曾经辅佐过五位共和国元帅,是中国建军史上辅佐元帅最多的参谋长;他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有着超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才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屡建功勋。他就是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达。

李达出生于1905年,陕西眉县人。李达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参谋长要职,在路卫兵看来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科班出身,胸有谋略。李达早年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后在冯玉祥的26军团任过排长、连长、参谋官等职,长于军事战术,素质过硬;二是做事干练,预判准确。能够料敌在先,这在歼灭石友三部的战斗中可见一斑;三是素质过硬,记忆力惊人。邓小平称他为“活地图”;四是甘居人次,心胸宽广。作为参谋助手,与上级和同志们处好关系,尽职不越位很关键。李达被认为是中国建军史上最好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初任参谋长

中原大战后,26军团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李达任74旅旅部副官,奉命进剿中央苏区,1931年12月该军发动宁都起义投诚,为中国工农红军输入了新鲜血液。李达在起义中曾负责接运粮饷,为起义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加入红军后的李达在湘东独立第一师担任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参谋长生涯。在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中,多次立功,获得二等红星奖章一枚。1932年11月,湘东独立第1师在江西永新划入红8军序列,李达任军参谋长,同年在王震、甘泗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红8军被改编为红军第17师,并入红6军团,任弼时任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李达任参谋长。1935年11月,李达随红6军团由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曾两次辅佐贺龙元帅

贺龙是李达辅佐过的第一位共和国元帅,也是唯一先后辅佐过两次的元帅。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红6军团与红2军团、红32军组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开始与贺龙并肩战斗。同年10月,二方面军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

另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龙任该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后来李达又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员,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也做了大量工作。

  辅佐时间最长的元帅刘伯承

  1937年2月,西路军受到马步芳打击,西进受阻,请求中央支援,于是中央军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后来由李达接替左权出任该军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与刘伯承长达十几年的合作。援西军与敌人巧妙周旋,开展了大量营救救护西路军的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编入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李达先任八路军129师参谋处处长、后升任师参谋长,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徐向前也是李达辅佐过的第三位元帅。

  129师在夜袭阳明堡机场、正太铁路阻击战、百团大战,以及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战功卓著,李达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打击石友三的冀南反顽战役中,李达作出运动歼灭的战略谋划,以“咬一口算一口,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运用,重创石友三部。

  1945年8月,中央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军区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一系列胜利,有力的打击了蒋介石的气焰。在参与指挥上党、邯郸战役时,李达成功策反国民党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7年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伟大转折。李达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记忆力惊人,地图上的山川河流要隘关口等等,全部了然于胸,还能象背书一样背出来,这作为参谋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多次行军转移中,李达都充当了向导作用。为此邓小平赞叹地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了不起”。

  陈毅元帅说:李达是个好参谋长

  1948年5月,中央军委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任副司令,李达任参谋长。陈毅也成为李达辅佐过的第四位元帅。李达做事干练,分析情报准确,起草预案详尽,贯彻意图及时,对此陈毅非常赏识李达,称其为“我们的好诸葛”,并电报中央,题目就叫:李达是个好参谋长。

  中原军区部队参加攻克南阳、襄阳、郑州、开封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11月--1949年1月,与华东野战军一起,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和中原地区。1949 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1949年4月,二野与三野、四野并肩发起了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随后又开赴西南作战。

  抗美援朝,辅佐彭德怀元帅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达接替解方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与彭德怀、陈赓、洪学智等一起指挥战斗,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建立了功勋。让李达出任志愿军参谋长,是中央军委对李达军事能力的最好的肯定。

  回国后李达历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7月12日,这位担任参谋长时间最长、曾辅佐过共和国五位元帅的传奇上将,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名单 大军区司令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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