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亚有没有步兵 [图文]古希腊人逃离家园时为何右脚不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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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有没有步兵

[图文]古希腊人逃离家园时为何右脚不穿鞋?

蒂亚有没有步兵(一)
[图文]古希腊人逃离家园时为何右脚不穿鞋?

古希腊人在布阵上重右轻左,人们右脚赤裸不穿鞋,左、右是否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有着特殊的指向?

脆弱的右翼

公元前39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人的铁蹄踏遍整个希腊,建立起无可动摇的霸权统治。位于维奥蒂亚(古希腊中部地区)的城邦底比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与斯巴达结盟而实力大增,蠢蠢欲动的底比斯在统帅伊巴米农达的率领下,联合雅典、科林斯等重要城邦结为维奥蒂亚同盟,向斯巴达人发起进攻。但战事并未如伊巴米农达想象一般顺利,断断续续打了十余年仍与对方保持拉锯状态。

公元前371年,维奥蒂亚同盟与斯巴达的和平谈判破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大怒,亲率数万大军侵入维奥蒂亚境内,在底比斯郊外的留克特拉安营扎寨,大战一触即发。一时间,底比斯全城上下人心惶惶。

阿格西劳斯二世的大军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三列桨战船,还有一万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各国视为“战神统领”的重甲步兵,而伊巴米农达率领的底比斯军只有六千多人,骑兵数百,人数与装备都不占优势。在显而易见的优劣对比之下,伊巴米农达对部队进行了创新编制。在古希腊布阵传统上,各个战斗方阵会排成一横线,精锐都汇集于右翼。斯巴达人也是如此,方阵右翼为一支700人精锐战士组成的先锋部队,而装备较弱的部队则置于左翼,这一重右轻左的方阵策略曾使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无不胜。而伊巴米农达此次却一反常态,将由底比斯青年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调于左翼锋面,并将左翼列数由传统的八至十二列改为五十列。战斗开始,底比斯方阵中加强了的左翼在骑兵的护卫下以惊人速度冲向斯巴达军,而较弱的右翼则向后撤,形成斜线战术,完全打乱了斯巴达人的步兵排序。斯巴达精锐战士被杀至四散奔逃,700人先锋中有400人被杀,重甲步兵损失4000人,而底比斯军只有300人阵亡,留克特拉战役因此埋下了斯巴达王国衰落的伏笔。

十年后,即公元前362年,伊巴米农达率领底比斯三万步兵进攻斯巴达,以同样的布阵方式在曼蒂尼亚地区大败仍然保持重右轻左策略的斯巴达骑兵部队,使斯巴达王国从此一蹶不振,结束了这一赫赫王国在希腊的称霸史。然而,伊巴米农达在这场战役中中箭身亡,他的墓志铭上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斯巴达的荣誉被我的战略抹去,伯罗奔尼撒的版图彻底改组”。

后世的史学家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骁勇善战的斯巴达人为何采用重右轻左的布阵策略?为何在留克特拉一役惨败十年,斯巴达人依不能汲取教训?左、右,在古希腊人的头脑中是否占据着不一般的概念?无独有偶,公元前427年,位于雅典和底比斯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雅典保护城普拉提亚遭到底比斯军队的侵扰,城内居民被迫外逃。根据古希腊战争史典籍记载,所有冲出重围、逃离家园的普拉提亚人全部都只有左脚穿鞋、右脚赤裸!这又是何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杰出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如下解释:不穿鞋的右脚,比穿行军草鞋的左脚更能适应环境,让他们不至于在雨后的泥泞中被绊倒!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说法具有合理性,那么,为何只是右脚呢?修昔底德没有回答,古希腊史学家们也保持沉默。

神话研究新思路

2006年,76岁的法国历史学家维达-纳格去世,这位古希腊史学权威生前尝试将希腊神话与史实相结合,在《荷马史诗》等神话著作中搜寻证据以解释历史现象,尽管希腊神话史学研究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立足史实”的研究传统,属于正处在萌芽阶段的边缘学科,但维达-纳格在神话故事中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寻找切入点的独特方法,仍然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比如说,古希腊传统中,18至20岁的雅典青年男子在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总要身披一件黑色短斗篷。对此,维达-纳格引用忒修斯的故事作出如下解释: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埃勾斯之子忒修斯接受挑战,前往克里特岛迎战牛头人身的怪物弥诺陶诺斯,出发前他与父亲约定,如果成功杀死了怪物,就在返回的船上悬挂一面白帆。忒修斯借助爱人赠予的线团,在弥诺陶诺斯的迷宫中成功将怪物杀死并顺利走出迷宫。然而,在快要抵达故乡的船上,因疲倦而睡着的忒修斯忘记了要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结果,登高远眺的埃勾斯误以为儿子已死,在绝望中投海自尽。神话故事影响到现实社会,为纪念两父子,黑帆便演变成雅典青年凯旋时所披挂的黑色短斗篷,亦成为英雄孝义的象征。

古希腊神话是反映希腊社会的一面镜子,神话传说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希腊人生活、劳作、战斗中许多传统习惯的来源。埃勾斯之死与黑斗篷由来的解释,合情合理,因而也被历史学界所接受,神话、历史,界线从此不再分明,那么用神话还能解释其它的疑问吗?

1981年,维达-纳格的合作人尼可拉女士在其著作《雅典娜的孩子》一书中记录了雅典人自己如何援引神话故事来解释剥夺妇女选举权的合理性:在雅典城邦建立伊始,所有的公民、无论男女都拥有选举权,他们的第一场选举便是选择雅典城的守护神,而雅典娜和波塞冬成为最受欢迎的两名候选人。当时占人口的大多数妇女把票投给了女神雅典娜,男人们所推举的波塞冬最终遭到淘汰。男人们认为,既然雅典的女人们已经选择了一位女神作为守护神,那么妇女则不应该再享有选举权,有女神庇护的雅典女人们失去一种权利,是公平合理的事情。同时,他们也为男权的合理性找到了理由:世界上第一个雅典人伊奇托里奥斯是由他的父亲、火神赫淮斯托斯制造出来的,女神雅典娜只承担了抚育他的工作,而雅典娜自己也没有母亲,她是在父亲宙斯的头颅里跳出来的!大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接受了这样解释,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理解到:“神话告诉我们,只有男性产生的精子才能提供生育的机会。”这样一来,神话竟然成为了科学。

为何不是左脚呢?

古希腊人也并不都是非理性之徒,至少修昔底德用自己的逻辑给“右脚”传统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佐证,但这也始终经受不了后世的质问:为何不是左脚呢?修昔底德跳过这个疑问,直接对斯巴达人的重右轻左战略给出自己的看法:精锐部队置于右翼,整个战线就会往右倾斜。因为方阵中的每个人右手边都是战友的盾牌,而右边的战友一般都比自己强壮,因此在实地作战中,士兵会以右边为后援,逐渐向右移动,这便导致整个方阵组成的战线都向右移动,而敌方亦然,两条战线便一齐向右做逆时针旋转,而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哪一方的右翼更强,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这正是斯巴达人的进攻特色所在。这种机械化的解释或许也是合理的,但仍然不能让人明白:为何底比斯的统帅伊巴米农达敢于打破这一传统,从而取得胜利呢?

神话史学研究者们用他们的经验告诉人们,仅仅是神话本身或者机械式推理都不足以解答历史问题,两者相结合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当仓皇出逃的普拉提亚人离开家园时,他们认为只有右脚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命与生养他们的故园土地,只有脱掉右脚的鞋,才能在离开土地之时,将上面的养分带走。不仅如此,右脚还能带走所有与土地有关的好运:成熟、丰收、胜利等等。在当时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左右脚互相对称分离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造物主意识控制下的成果,反映了神祗创造世界的意愿:右,表示高高在上,美丽的、高贵的、丰盛的……象征所有好的事物,与一切积极的情绪相联系;左,表示低下卑贱,丑陋的、肮脏的、贫瘠的……总之代表所有坏的、消极的、令人嫌恶的东西。在古希腊,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历史传统,只要涉及左右分野,几乎无一逃脱这样的价值判断。

可是,敢于挑战传统思维的伊巴米农达却在关键性的留克特拉战役中完全打破了古希腊人心目中的既定模式,将精锐部队置于“传统劣势”下的左翼,这一在底比斯人看来石破天惊的改革,也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维达-纳格认为:在当时所有的古希腊城邦中发展最为迅速、实力首屈一指的底比斯,新的哲学思想已经诞生,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学说已受到公民们广泛的关注,“地圆说”便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首创理论之一:地球被认为是一个浮悬在宇宙中心的球体。在这样的球形立体结构中,高与低、左与右的区别便荡然无存了,所有的方位和方向都成为了相对的概念,高低左右会因为参照系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伊巴米农达无疑深受这种学说影响,在行军布阵时放下了传统的左右之分,从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历史,更谕示着古希腊人看世界的眼睛已经领先一步、从此与众不同。

同样,回到雅典青年披戴黑色斗篷的传统习惯,忒修斯的寓言固然浪漫而传奇,神话史学研究者也并不满足于仅仅用单纯的神话打破所有质疑。据维达-纳格考证:雅典公民在培养青年战士的过程中深受军事立国的斯巴达人的影响,擅长偷袭的斯巴达人从小就培养男性公民昼伏夜出的习性,青年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都是白天入睡,晚上活动。维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正常生活习惯的斯巴达人,都是不从事作战活动的奴隶、女性公民和普通生产者。这样一来,黑色短斗篷以其阴暗的服色、飘忽不定而又短小精悍的特性,便成为最适合斯巴达青年战士的装束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的战士便自然成为雅典青年仿效的对象。于是,无论是左右等级观还是黑色斗篷的服饰习惯,在这样的多重根据支持下,都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释。

古希腊历史的种种遗迹,因年代久远,至今已纷纷佚失、难以追寻,右脚不穿鞋、黑色短斗篷等细节传统,在现代希腊社会已统统绝迹。而唯一可视为口述历史的经典之作《荷马史诗》,也因其绚烂的神话描写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而始终不能迈入古希腊史学研究的正殿,不能成为引经据典的可靠保证。或许,只有维达-纳格这样的史学家勇于将神话与历史相结合,才能为无穷无尽的疑问寻找到答案,一如底比斯的统帅伊巴米农达,打破左右传统,换一个视角,历史因此而不同。

兽兽门全裸不雅照 翟凌兽兽门事件全套高清照片

蒂亚有没有步兵(二) 2010年1月初,网络上流传有四段翟凌的性爱视频,1月14日发表声明将追究发帖人的法律责任。2010年4月,参加2010北京国际车展,翟凌终于走出兽兽门的阴影,正式复出。

  兽兽2010年1月14日在其个人博客里发布了一则“个人声明”。当时在这个声明中,她首先表示“本人翟凌是一名普通的模特,现本人就近期某些人在网络上出现的诋毁、诽谤我个人名誉一事,正式发表个人声明”,并声称:“对于网络上某些人针对本人的恶意诽谤、人身攻击,本人不发表任何评价,但本人将保留追究发帖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在文章里,她并没有否认或承认视频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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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称“受害者”称将刚强面对一切

  “中国第一车模”兽兽翟凌的不雅视频犹如扔给文娱圈的重磅炸弹,掀起了虎年文娱圈的高潮,无论是前男友“没起子”杨迪的歹意散播不雅视频,还是不久前传出的自杀风云,都让一个普通的模特翟凌疾速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的焦点。而2010年2月25日上午9点20分在微博中称:“谢谢朋友对我的关怀,我会坚强的面对一切。”同时还在博客中再次发表声明,称本人是受害者,“事情的自身我是最大的受害者,我希望大家能尊重我的感受,不要再来伤害我。也希望具有正义感的网友去谴责泄露和上传视频的人。”此外,更谴责上传视频的人将遭到法律制裁。

  兽兽对“兽兽门”事情并未有过太多的表态,不过从不时曝出的前男友杨迪有意散播不雅视频,到传出兽兽因不堪疯传的性爱视频自杀的消息,直至今日的发言,从中不难看出,“兽兽”翟凌一直是以“受害者”的姿势呈现,以至昨日下午,其所属公司新丝路模特公司发表声明表达对此事的激烈气愤,此外,该公司的一切模特也也发了一封集体支援翟凌的“告公众书”,激烈请求司法机关疾速介入此事。

  翟凌第二次声明

  针对近期事件发布如下声明:首先感谢这些天一直在身边支持我的家人、朋友和广大网友,我一切都好,更没有自杀,谢谢你们的关心。其次我需要澄清的是舆论观点与事情真相有所偏差。

  对于拥有视频的人是谁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同时对上传视频的人本身已经违反法律,相信其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事件的本身我是最大的受害者,我希望大家能尊重我的感受,不要再来伤害我。也希望拥有正义感的网友去谴责泄露和上传视频的人。

最悲剧的处男:好不容易有了假阴茎准备破处又逢一劫

蒂亚有没有步兵(三) 43岁的Mohammed Abad来自爱丁堡儿时因遭受车祸而失去自己阴茎的英国男子,在2015年终于用上了仿生阴茎。本打算破处的他却在破处前一周摔断了腿。

最悲剧的处男:好不容易有了假阴茎准备破处又逢一劫

  43岁的Mohammed Abad来自爱丁堡,他在6岁那年被一辆汽车撞倒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阴茎和蛋蛋。经历了118次手术后他安装了一个8英寸长的替代品。他本打算将他的童贞献给35岁的性工作者Charlotte Rose,之后继续寻找真爱,生几个孩子。

  然而这位保安坐汽车的时候,他搭乘的宝马在苏格兰一条乡间小路上撞上了另外一辆车,他被送往爱丁堡医院。他的脚踝摔断了,头上有两处伤口,还有脑震荡。这样的伤势使得他不得不推迟与Rose的约会。

  Abad先生对约会推迟一事抱有乐观情绪,他也不担心他的伤势影响自己的破处计划。

  他说:“我已经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因此再多等几个星期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只想过得更好,并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Abad先生表示他还与Rose保持着联系。Rose是一名性自由活动人士,她曾作为独立候选人在罗彻斯特和斯特鲁德 (英国国会选区)参选。

  先前Rose曾表示她不会找Abad先生收钱,同时因Abad先生能选择她作为第一爱人感到荣幸。她参选的时候,提倡在学校实行更多性教育,要求老年人和残疾人拥有平等性生活,同时呼吁性产业合法化,当时她得到了43票。

  

[多图]二战盟军步兵最恐惧武器--S跳雷

蒂亚有没有步兵(四)
[多图]二战盟军步兵最恐惧武器--S跳雷

  本文的主角——S跳雷

  德国S型地雷(德语Schrapnellmine,编号S.Mi.35)是跳雷(boundingmine)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种,绰号“弹跳贝蒂”(BouncingBetty)。

  S型地雷由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开发,被设计用来攻击开阔地带的无掩护的步兵。S型地雷有两种,根据投产年代被分别命名为S.Mi.35和S.Mi.44。主要区别在于S.Mi.35的引信室在雷体的中央,而S.Mi.44则偏向一侧。

  S型地雷最初于1935年投产,是第三帝国国防计划中重要部分。到因德国投降而停产时,德国总共生产了超过193万颗S型地雷。这些地雷给敌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并延缓甚至阻止了敌军的前进。该型地雷的设计成功,致命,并被广泛模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标志性武器。

  S.Mi.35型地雷的战斗模式1.埋藏时2.被触发后,击针打击火帽,火焰通过管子传给抛射药包3.抛射药包引爆,将雷体抛到空中,抛射药包在爆炸的同时,也引发了雷管的延时药包此时,S地雷的外壳就相当于迫击炮的炮管,而S地雷的雷体相当于一发迫击炮炮弹。

[多图]二战盟军步兵最恐惧武器--S跳雷

  S跳雷的击发示意图1

  1.地雷被触发

  2.地雷被抛射到1.5米~2米爆炸

  3.预制破片杀伤人员,要知道她的主装药被大约360颗钢珠,短铁棒,或者碎金属块所包围。这些将变为霰弹并以致命的速度向四周水平射出。

[多图]二战盟军步兵最恐惧武器--S跳雷
S跳雷的击发示意图2  在盟军在北非和和法国的行动中,S型地雷被德国部队随意埋设。为了同时阻止步兵和装甲部队,该型地雷一般和反坦克雷混用。发现后其他人远离杀伤范围,叫工兵来处理,无论是否排除,部队的行进速度都大受影响,S地雷的作用已经达到了。
[多图]二战盟军步兵最恐惧武器--S跳雷
S跳雷的衍生品  这种地雷一般只能由士兵手工排除,由于它杀伤范围大,感应灵敏,所以能够很好的对雷场进行补强,防止敌方工兵排雷,也可以直接埋设在敌方可能出现的地区。即便是近年来在中越边境的扫雷行动中,PLA使用专用的扫雷车辆,仍旧有驾驶员被跳雷炸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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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步兵在练习布置S跳雷  S型地雷主要是由金属构成,因此很容易被金属探测器所发现。但是步兵部队很少有这样昂贵笨重的设备。金属探测器本身也很容易出故障。步兵可以用一把小刀或刺刀,以很小的角度探测土地。重要的是要以一定的角度以避免触发压力引信。这一过程相当耗时耗力。

[图文]抗日战争时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

蒂亚有没有步兵(五)

[图文]抗日战争时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日军飞行员头系战旗布条以示“忠勇”

七十万魂不还乡——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60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4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10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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