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太太做爰 95岁老太看上去仅有50岁,每天还能做爱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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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太太做爰

95岁老太看上去仅有50岁 每天还能做爱5次

日本老太太做爰(一) 自称95岁的古尔布兹看上去仅有50岁。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活到130岁的可能，并且人生从65岁才真正开始。古尔布兹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都早起迎接日出并且晨泳，喜欢挑战困难的瑜伽姿势。此外，他一天还能享受3到5次房事。

　　近日，95岁的土耳其瑜伽大师卡齐姆•古尔布兹(Kazim Gurbuz)在一次访谈中揭秘了自己保持年轻如50岁容颜的秘密——瑜伽锻炼和健康饮食。

　　自称95岁的古尔布兹看上去仅有50岁。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活到130岁的可能，并且人生从65岁才真正开始。古尔布兹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都早起迎接日出并且晨泳，喜欢挑战困难的瑜伽姿势。此外，他一天还能享受3到5次房事。

揭秘古人恋兽癖之谜 妇人喜欢与畜牲性交

日本老太太做爰(二) “恋兽”一直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这是因为有些人类喜欢和动物发生不该有的关系。这种现象就是“恋兽”。但是人和畜牲是不一样的，这些动物们性交都是出于自己的本能，所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兽交不能不说是一种变态行为。

　　这次文章是讲述关于“恋兽”的，“恋兽”一直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这是因为有些人类喜欢和动物发生不该有的关系。这种现象就是“恋兽”。但是人和畜牲是不一样的，这些动物们性交都是出于自己的本能，所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兽交不能不说是一种变态行为。人们可以养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当自己的宠物，让这些动物陪着自己，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可如果与动物进行性交，那实在是太颠覆人们的思想了!

　　然而，兽交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它多见于和动物十分接近的人，如农民、牧人、饲养员等，而且这些人大都是缺乏通过其它途径满足性欲者。至于有些人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而还要去搞兽交，那么其性变态的程度就更深了。兽交的现象几乎在各个朝代都有记载，而从汉时期记载就多了起来。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引(文海披沙》说：“槃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鳏寡与鱼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该文章来自搜奇网：www.lieqiba.com

　　该书又引《耳谈》说：“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结语说：“乃知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怪事不少，但以上所述也肯定有虚讹成分。例如，“凤”本是神话中的生物，“与凤交”是不可能的。其它如与“蛇”交，“与鱼交”也都有些“匪夷所思”了。其中，杜修妻与狗交一则，是根据唐李隐的《潇湘录》，不过《潇湘录》中杜修为杜修己：“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赟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起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后薛氏终于被出，归母家，而犬仍往来不置，其它下文便是一派神话了。

[图文]传说纪晓岚自认一日需做爱五次

日本老太太做爰(三)

纪昀（1724—1805，字晓岚，河北献县人）的一生，看上去似乎是一出喜剧。

他连出生都带着神神叨叨的味道，被看作夜光精、火精、猴精或者蟒精投胎，其实他是个人精。他4岁开始读书，享有神童之誉。24岁在顺天乡试夺魁，30来岁中进士，从此一路凯歌，由乡试主考官到侍读、侍读学士。中年时，亲家卢见曾犯贪污案，他偷偷向其孙卢荫恩走漏消息，被流放乌鲁木齐。几年后，靠写赞美诗获赦回京，重入翰林。旋任总纂官主修《四库全书》，裁定《四库总目提要》。随后一路亨通，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加太子少保，嘉庆还给他作了御制碑文。

关于纪昀的八卦，在有清一代流传甚广。

比如爱说笑。葛存虚说他“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江藩也说他“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聊举一例：有个叫林凤梧的，曾向纪昀夸耀自己的名儿，说他出生时母亲梦见凤栖梧桐，故名。纪昀就一脸坏笑：“令堂的梦，可算做得好啊。如果梦见一只鸡飞旋于芭蕉之侧，那么你的名儿，就不堪入耳啦”。

又如爱性交。他自称乃野怪转世，每天至少要做5次爱：清晨入朝前甩一火，回家甩一火，中午甩一火，傍晚甩一火，睡觉前再甩一伙。兴致高的时候，还往往额外性交。更有记载说，他只要一天不性交，则肤欲裂，筋欲抽，磨皮躁痒。在四库馆内值夜班的时候，他曾几天没干姑娘，结果两眼尽赤，颧红如火，鼻血长流。纪昀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还与兄弟写信讨论。

再如好烟、嗜肉。他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烟袋的容量也大得吓人，差不多可以装下一台抽油烟机，因此人们又喊他“纪大烟袋”。他吃肉之凶，到80岁还日食数十斤肉，且不吃米饭。就餐的时候，常只摆猪肉十盘，茶水一壶，一边跟人扯淡，一边吃，须臾而尽。

奇怪的是，他并不饮酒。孙人龙是他会试的考官，酒量颇豪，尝憾他不能饮，说：“苏东坡的长处，你可以学，为啥连短处都一起学了呢”？（东坡不善饮，不善棋）等到纪昀当了考官，取中一个叫葛正华的士子，酒量冠世，立刻写信向孙报喜。孙回复说：“听到我的再传弟子能饮酒，忍不住要跳舞来庆祝，可惜你这家伙始终是个娘娘腔啊”。

纪昀不好酒，也许因为他并不乐意去操名士派头。事实上，他对恃才傲物的所谓名士，颇有微词。他说：“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张，使人不敢相迩者，其势可以乞食；或有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亦可以乞食。是岂可赋感士不遇哉！”

纪昀嘲笑“不遇之士”，因为他自己有“得遇”的底气。在四库馆中，他以总纂官的身份，“始终其事而总其成”。书成，要上表进献，旁人皆写不好，他一挥而就，乾隆一见就说：“此表必出昀手！”他并且亲手裁定了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学者盛赞：“《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清史稿》也称他“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

学问方面，纪昀持的是较开放、通达的态度。其时汉学、宋学之争颇烈，他不大以为然，坚持学者不该有门户之见，并试图调和：“（汉儒）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这种见解，相当中肯。

纪昀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主要都在当考官和修书。除四库全书外，他还纂辑有《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并参与主持方略、会典、三通诸馆。除了合一众名家之力，由他裁定的《四库提要》、《简明目录》外，他别无学术著作，仅有一部《阅微草堂笔记》，亦写鬼，亦写人，也抒情，也议论，奇怪而好看。鲁迅对此书评价不俗：“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孙犁也将此书推为“与《聊斋志异》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

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纪昀流露出对世故的高度把握，这来自其生活中的压力。没有一种人生是真正的喜剧，在喜剧背后，往往藏着若干苦涩与艰辛。中年的流放且不说，在翻脸如翻书的乾隆面前，纪昀从未真正被尊重。乾隆曾骂他“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当时纪昀已是协办大学士，仍被视为倡优。

而在四库馆内，尽管不时被赏哈密瓜，赐千叟宴，但若缮写违规或校书有错，动辄得咎。纪昀曾因《古文尚书》、《法言》等出钱赔书，并几次被罚往承德校书。他的运气算好了，总校官、副总裁陆费墀因编抄的书“舛谬丛生”，被罚银十数万两，郁闷而死后，家产还被抄没以添办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另一个总纂官陆锡熊也曾因未校出违禁语而被罚重金，最后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路上。

尽管如此，纪昀始终充满乐观，有时还溢出悲悯。他做左都御史时，遭遇荒年，饥民多就食京师。从前，煮米赈灾一般是10月至翌年3月。他上疏，请自6月中旬起，每个饭厂开始日煮米三石赈灾，10月后加煮米二石，仍以翌年3月止。乾隆纳谏。终于活人无数。

在80岁时，他给嘉庆上折子，认为妇女遭强奸而被杀者，也应予旌表。在当时，只要被强奸，不管你反抗不反抗，都不可能被旌表。纪昀觉得这不合理，因为多数时候，妇女即使反抗，仍会被奸杀。现在我们看这折子或许无聊，但在当日，多少痛苦的家庭、蒙羞的亲人，会因这折子而得到莫大的抚慰！

晚年，纪昀自作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而这，也可视作其毕生之缩写。

[图文]《卫斯理》作者倪匡当年曾被视作“反共作家”

日本老太太做爰(四)

前些时看凤凰卫视曾子墨采访香港奇才倪匡，但见他大腹便便、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入镜头。仅比我大两岁的他，让我吃了一惊：这老兄怎么老成这样？莫非像当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万历皇帝说的那样，是被“酒、色、才（按：财文是财，我看倪匡非财迷，稿费丰厚，也不缺财)、气”掏空了？但随着采访的进行，倪匡对答如流，实话实说，思维敏捷，嘻嘻哈哈，我这才感到，眼前的倪匡还是那个口无遮拦、幽默风趣、神采飞扬的倪匡。老的是容颜，不老的是那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曾被视为“反共作家”

1988年初，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一位不肯透露姓名者赞助了一笔巨款，金庸先生赞助了10万港元。我说的“史无前例”，并非夸大其词，武侠小说——尤其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式武侠小说，尽管拥有众多的读者，但从来没有举办一次国际讨论会，把武侠小说置于学术殿堂，由专家、学者于学术层面加以分析、评判。应邀到会的有美国、法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多位学者。大陆赴会学者有冯其庸、冯育楠(已故)、胡文彬、冯统一等。但他们办入港签证相当不顺利，以致会议结束后才赶到。我呆的机关是“大庙”——正部级单位中国社科院，院外事局的同志办理出国签证非常有经验。因此，我准时到会，成了大陆代表中的独行侠、“任我行”，有了与赴会学者及嘉宾交流的较多机会。

早就听说过倪匡的大名。以前我已来过香港，我院“情报文献中心”的港、台报刊不少，我常去阅读，知道倪匡是位文学奇才，一天能写一万多字小说，同时为几家报纸写小说，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就说我吧，没人说过我笨，下笔千言，不打草稿，但要我每天抄一万字，绝对受不了，更别说写一万多字的小说了!他以卫斯理笔名发表的几十部长篇科幻小说，天上人间，千奇百怪，想象力的丰富、诡异、瑰丽，着实让人惊叹。我记得研讨会的第二天上午，倪匡风风火火地赶到会场，坐下来就大声说：“我看了学者们的论文，也听说了发言情况。你们太严肃，太正经了!武侠小说是写给读者看了玩的，他们看了开心就好，哪有那么多思想性、学术性?我也写武侠小说，从来就没有想到那些。”他的这番话，真是语惊四座，让我辈冬烘一愣。我立刻问身边的《明报》记者林小姐：“此公是谁?”她小声说：“倪匡先生。”我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会议期间，有几次宴会，我曾与倪匡多次交谈，听他滔滔不绝、出语惊人的妙论、宏论。

倪匡曾被目为“反共作家”，他的作品在大陆被封杀(按：近十年来，他的科幻小说己在大陆出版)。我确实听他笑着说过对中共很刺耳的话，但我也听他很严肃甚至感叹地说过：“啊，大陆搞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共产党；台湾已经政治民主化，中国国民党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民党。海峡两岸都有很多新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我以为，倪匡的这一看法是理性的、客观的。倪匡常去台湾。他说，多年前，国民党有位将军曾邀请他去谈写剧本事。此人很阔气，手枪是镀金的。他要求倪匡写国、共打仗，甚惨烈，最后国军大获全胜，共军落花流水。倪匡忍不住说：“戏怎么能这样编?你们大获全胜，共军落花流水，那么是谁把你们赶到台湾了?”这位将军一听大怒，竟拔出手枪来，倪匡立即从他家落荒而逃。倪匡笑着说：“国民党的一位老将军，就这个水平，让人哭笑不得，还扬言反攻大陆，亏他想得出!”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一件事：10多年前，我在从香港返京的火车的软卧席内，与一位台湾退伍的国军老营长聊天。此公安徽人，70多岁，满口金牙，准备去内蒙探望战友。他跟我说：“什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根本没有的事!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我老家大别山里转来转去而已。”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一位将军，一位营长，如此水平!

“你应当叫倪无匡”

宴会上，只要有倪匡在场，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说话，天南地北，海内海外，“荤素不挡”，我们常常听了大笑。我清楚地记得，在金庸豪华的家宴上，倪匡痛饮威士忌，喝完一瓶就对金庸夫人说：“小二，拿酒来!”查太太立即就拿来一瓶。他感叹地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喝的酒了!”一边饮一边说：“我是台湾一位大酒商的代言人，广告片在电视台放过很多次，我过台湾海关时，工作人员立刻就认出我。有一次，一位朋友一定要我写一副对联送给他，我大笔一挥：“喝酒要论好歹，做爱不遗余力。”金庸微笑着说：“那你就不遗余力好了!”冯其庸忍俊不禁地说：“你哪里是倪匡啊，应当叫倪无匡。” 倪匡听后大笑。倪匡还说起，他曾经与台湾一位女友打得火热，结果被其夫告上法庭，很狼狈，幸亏他的好朋友琼瑶给他献策，赶紧躲到美国去，官司一拖，不了了之。他依计而行，果然平安无事。我心想，倪匡真是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恐怕中国文坛上，没有比他再襟怀坦荡了!

当然，倪匡一本正经说的有些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听了一笑置之而已，料想其他在座文友亦如是。例如，他说他的好友古龙并非病死，而是被人谋害：这个凶手的暗器，是套在手指上的，能飞速旋转。又说他去台北奔丧，在古龙的棺材盖上，凿了个小孔，将一瓶XO打开，放在一个支架上，酒瓶打开，呈45度倾斜，酒刚好一滴一滴地透过小孔，滴到古龙的嘴巴里，好让他死后仍有好酒喝。这样离奇的情节，倪匡似乎不是在跟我们讲往事，而是正在写着武侠小说，无人质疑，扫他的兴。我想朋友们都心照不宣，默想：“我辈是何等人哪，老兄说的分明是小说家言嘛!”

香港才是真正的家

倪匡并不是恃才狂傲、目空一切的妄人，他对朋友是真诚的，金庸就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与倪匡第一次见面时我还是副研究员，但他没有怠慢我。在金庸的家宴上，我与倪匡紧挨着入席。当戴着很高白帽的厨师送上鲍鱼时，金庸说：“我在北京，赵紫阳总理请我吃饭，也有鲍鱼，但那是渤海湾的，这个鲍鱼是泰国的。”倪匡马上问我：“王先生，你知道这只鲍鱼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两千港币”。这让我吃了一惊!当时我的月工资才几百元人民币。(按：后来我在香港用金庸先生预付给我的稿酬3000港元，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日本原装东芝牌冰箱。金庸“预付”云云，客气话而已，他知道大陆我辈均穷儒也，担心我们在香港缺钱花)接着厨师又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燕窝粥。倪匡很客气地把他的一碗也让给我，说：“这是真正的泰国燕窝，一小碗五百港币呢，你都吃了吧。”这使我感受到了倪匡的真诚。香港的大名人都不用名片，金庸、倪匡都如此。倪匡随手撕了一张纸条，给我写了他的家址，这张字条，至今我还保存着。我请他挑一本他的杂文集、一本科幻小说寄给我，他说：“一定。”我回到大陆后，过了两个多月，才收到海关转来的倪匡杂文集《皮靴集》、小说《蓝血人》，《皮靴集》里夹了几十张海关检查时的纸条，但终于还是给我了，没有没收，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礼尚往来，我随即给倪匡寄去我的作品。1992年，我的一本杂文随笔集出版，给倪匡寄去，不久却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该址无此人。我以为他搬家了。所幸我很快应邀到中文大学历史系演讲，朋友们告诉我，香港街头，有一名右派记者被人打死，本来是个刑事案件，与政治无关，倪匡却很担忧香港回归后他的安全问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去了。我想，这是隔膜的悲哀。但2006年，倪匡又举家返港定居。在接受曾子墨采访时，他坦承自己当年对回归的看法和预估是错误的。当然，他回香港也是为太太考虑，说：“她住到美国后，像一朵花蔫了，而回到香港后，这朵花又水灵了，像水浇过的一样。”我真为倪匡高兴!

我的小姨子从美国来，送我一瓶威士忌。此刻，是北京宁静的春夜。遥望香江，我举起酒杯，默默地祝福：倪匡老兄，别来无恙乎?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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